【意見書】中國勞工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就廣東勞工NGO工作者遭遇嚴厲打擊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意見書

《中國勞工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就廣東勞工NGO工作者遭遇嚴厲打擊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意見書》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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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

在2015年12月3日,廣東省佛山和廣州兩市一批勞工NGO人士及工人被警方帶走,其中13人在做完筆錄後被釋放,番禺打工族服務部負責人曾飛洋及其同事朱小梅、廣州海哥勞工服務部職員鄧小明、勞動者互助小組負責人彭家勇、佛山市南飛雁社工服務中心負責人何曉波等5人,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或職務侵佔罪予以刑事拘留。尚有勞工NGO職員孟晗和志願者湯建兩人被關押而無具體信息。此前也曾發生勞工NGO人士被砍傷、毆打、行政拘留、刑事拘留以及勞工機構普遍被逼遷、騷擾、吊銷執照等現象,但如此規模的來自政府的重拳打擊,在廣東省乃至全國尚屬第一次。

在目前經濟下行、製造業衰退、企業關停並轉、勞資衝突不斷湧現的情況下,國家及地方政府應該如何對待勞工維權和勞工NGO?對此我們部分勞工界和社會各界人士認為有責任向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表述自己的看法,提出相關的建議:

一、勞工集體維權是勞資矛盾的必然現象
我國經濟的市場化已經走了三十多年了,像發達國家早期發展階段一樣,勞動關係最初都是個體化的,勞工與資方建立一對一的勞動契約。這種契約本質上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因而也是不公正的,因為資方壟斷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經營管理權和收入分配權,並且是高度組織起來的、受到法律和政府保護的,與此相比,孤零零的、原子化的勞工處於絶對弱勢地位,只不過,由於工業對農業、城市對鄉村存在一種比較收益,勞工權衡利弊也只能暫時忍受。但隨着市場化的進一步發展,在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的積累過程中,因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差別急劇拉大,勞資矛盾日積月累。隨着勞工權利意識和階級團結意識迅速增長,個別勞動關係向集體勞動關係轉型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我國目前正處在這個轉型的關節點上,諸如欠薪、欠缺社保、企業裁員、企業倒閉過程中的勞工安置、工資增長、工作時間和勞動條件等等,這些已成為普遍問題,對勞工群體來說都是同質性的、共同的訴求。因此,由組織起來的勞工一起與資方進行集體協商和集體談判,不僅對勞工有利,長遠來講對資方也是更有利的,可以大大減低交易和管理成本,維護企業和產業和平,建立勞資矛盾和衝突的常態和長效的解決機制。當然,這對於國家及政府來講也是有利的。目前我國調整個別勞動關係的法律規制是比較系統的,但調整集體勞動關係的法律規制,尤其是對勞工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等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勞工權利的法律保護,卻是嚴重欠缺的。當工人依據解決個別勞動爭議的法律渠道進行維權時,普遍發現成本(經濟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心理成本)高和效益低(不僅輸多贏少,即使贏了,扣除成本後也所剩無幾),而且不能解決勞工群體的共同問題。當個體維權無法實現其目的時,採取集體維權就會成為必然的選項。其實,企業、政府和司法部門面對成千上萬的個體勞動爭議,成本也是很高的,也就是說,繼續以解決個體勞動爭議的辦法來解決集體勞動爭議,是弊大於利、得不償失的。在這種情況下,在沒有工會的企業或者有工會而工會不作為的企業,勞工們率先依據民法的委託代理關係,選舉自己的代表去與資方進行集體談判,這已經成為珠三角地區勞工集體維權的普遍形式。對此,有的企業接受了,跟勞工進行了集體協商並有效化解了勞資衝突,達到勞資雙贏,但更多的企業不接受,有的地方政府出於各種考慮,資政聯手,出動警察等維穩力量打擊勞工NGO或對集體維權強力壓制,但這種落後老套的辦法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進一步嚴重,這可以從近幾年來珠三角地區勞工集體維權事件越來越多的數據得到證明。

二、勞工NGO是勞工集體維權需求與體制供給之間存在巨大缺口的必然產物
如前所述,勞工集體維權需求是結構性的、剛性的、不可遏止和不可強制性熄滅的,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的問題。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制又難以滿足這種需求,雖然《工會法》已經明確規定,工會是職工合法權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但正如習總書記在最近的群團工作會議上所正確指出的,工會等群團組織的“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傾向相當嚴重,事實也是如此。每當工人群眾中出現集體維權的訴求和行動時,罕見有工會站出來旗幟鮮明地代表和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以至於工會被工人和社會各界稱之為老闆工會、黃色工會、傀儡工會。在這樣一種巨大的供需缺口之下,自然就會出現一些社會性的勞工公益組織,這些組織最初也是適應個別勞動關係調整而提供解困扶危、文化娛樂、普法宣傳和個案維權等工人社區服務的。但隨着個體勞動關係向集體勞動關係的轉化和勞工集體維權需求的出現,工人們要求這些勞工機構提供團結組織和集體談判方面的法律和技術知識,於是一些勞工NGO也就跟着工人的需求而轉型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行了工會本來應該履行的職能。所以,不是像有些政府部門和工會所說的那樣,勞工集體維權是勞工NGO煽動起來的,甚至是受境外敵對勢力遙控而與黨、政府和工會爭奪工人群眾的,事情的邏輯和因果關係恰好相反,是工人群眾出於其迫切的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需要而推動勞工NGO轉向的。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勞工集體維權和勞工NGO的工作並無違法之處:第一,勞工的訴求都是以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為依據的;第二,工人集體談判代表制是以民法的委託代理製為法律依據的;第三,工人集體行動絶大部分是在廠區內進行的,並未擾亂社會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勞工NGO對於維護工人合法權益、平息勞資衝突、構建公正合理的勞動關係、維護社會穩定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一些政府部門和工會組織以為只要打壓住了勞工NGO,就會把勞工集體維權平息下去,是一個完全違背事實的、一廂情願的判斷。這不僅因為實際上勞工NGO只介入了巨量勞工集體維權事件中的很小部分,不僅因為勞工NGO的介入有利於勞工理性、有序、合法維權,還因為打壓勞工NGO,只會引起勞工大眾、社會公眾和國際輿論對這種勞工政策的反感。

三、理性對待勞工集體維權,依法管理勞工NGO等社會組織
只要是搞市場經濟的國家,必然就會出現勞工運動,各國政府和公眾都有一個從不習慣到習慣的過程,早一點習慣就會把勞工運動引導到建立公正合理的勞資關係的軌道上,拖延、拒斥乃至嚴厲打擊,就會使之朝激烈和無序的方向演變,世界各國勞工運動從正反兩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有鑒於此,我們呼籲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從全局考慮、從長計議這個問題:

1、制止各地對勞工NGO和其他社會公益組織的嚴厲打擊行為,釋放被捕的勞工公益人士。NGO是現代國家治理和社會構成的重要組成部分,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它們,而在於如何使之在法治的軌道上得到健康的發展,前幾年中央和有些地方出台了一些有益於社會組織管理和發展的指導方針和政策,這個只能進不能退,宜於通過公開、公平、公正的立法對社會組織加以規制,保障其享有合法權利並履行相應的義務。比如,目前勞工NGO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境外公益資金的支持,這並不是這些機構的本意,而是因為缺乏合法獲得國內公益資金的渠道。

2、工會的改革最近又提到議事日程,這很好,關鍵是如何能夠真正有效地實現工會的群眾化和民主化,使工會變成真正代表和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社會組織。過去工會的多輪改革之所以無疾而終,關鍵在於這種改革只是自上而下的,而沒有激發和吸納工人自下而上的參與熱情和要求。現在,在勞工集體維權中自發產生了工人代表制,應該從正面積極看待這種現象,將其視之為工會改革的重要而寶貴的契機:把工人選舉產生的、工人信得過的代表充分吸收到基層工會中來,不就能實現工人代表制與工會的對接、實現工會的改革、實現工人與工會的雙贏嗎?無論如何,在市場經濟的結構性環境中,一個能積極發揮作用的工會組織是必不可少的,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在《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就指出:“勞工組織被普遍認為是工業社會的一個自然特徵。所有發達國家都有大規模和組織良好的工人運動,因此落後國家也希望有這樣的工人運動。一個全國性的勞動聯盟對於國家尊嚴來說,就如同軍隊、民航和外交部一樣不可缺少。”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尚且如此,我們這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難道不應該做得更好嗎?

3、勞工三權的立法和建制勢在必行。我國已經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實際上已經向全世界承諾了中國工人的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也有相關的規定。問題是要通過《工會法》、《集體談判法》等法律予以具體落實。勞資關係是市場經濟國家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中最為核心的環節,關係到絶大多數國民的利益和福祉,甚至關係到國家的安全,因為國家安全首先在於內政安全。各發達國家都是從這個高度來制定其勞工政策和勞動立法的,在工會、僱主協會和勞動行政部門之上建立國家勞資關係委員會,統一協調勞資政三方關係。值此中國經濟下行、勞資衝突愈演愈烈之際,從國家發展戰略高度出發制定高瞻遠矚的勞工政策和勞動立法,已是時候了。

最後,衷心希望這些勞工公益人士能夠早日回到他們的親人身邊!

2015年12月10日

接受簽名郵箱:laogonghuzhu@gmail.com

願意簽名者請將姓名、所在地、職業三項內容發到以上郵箱即可。

聯署名單(更新至2015年12月10日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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