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勞工NGO從業者被刑拘引發的思考

《勞工NGO從業者被刑拘引發的思考》

來源:《財經》雜誌 姚遙/文

原文

12月3日,廣東省多家勞工NGO的工作人員和工友被警方帶走,人數達到15人。其中包括佛山南飛雁社工中心負責人何曉波,番禺打工族負責人曾飛洋、員工朱小梅,以及海哥勞工服務部工作人員陳輝海、向陽花女工服務中心負責人駱紅梅等人。12月4日,何曉波、曾飛洋、朱小梅已證實被刑拘,何的罪名為“涉嫌職務侵佔罪”,曾、朱的罪名為“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這幾位元被刑拘的人士,常年服務于工人權利領域,幫助勞資糾紛中處於弱勢的工人一方。曾飛洋和朱小梅主要支持工人集體維權的法律援助,何曉波偏重于工傷維權,他們在不同領域的工作多次得到媒體的報導,何曉波和他的機構還得到過當地政府部門的嘉獎。如今這幾位勞工權利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一時間被刑拘,結果相當令人震驚。

就曾飛洋和朱小梅的工作內容來看,支援工人推動集體談判的過程,可能是其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原因,這其中涉及到了一個法律實踐上的悖論。

工人和用工方之間如果出現矛盾,雖然有《勞動法》等法律規範雙方的關係,但最終方案的選擇必須通過博弈來平衡雙方的利益,達成妥協方案。現實中,用工方往往處於強勢地位,會直接宣佈對自己一方更有利的單贏方案,而不會主動讓利於工人。這時,工會的缺位,就讓工人一方的談判地位處於弱勢,也讓博弈的過程無法有序展開。在沒有工會代表的情況下,工人如果希望爭取到更有優惠的利益,需要通過憲法賦予的權利與用工方博弈,並在法律專家的支持下獲得政府部門的介入和支持,由政府部門協調勞資雙方啟動集體談判。

集體談判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係調整的基本制度,中國在制度層面也充分鼓勵集體談判,保證勞資共贏,並促進社會和諧。在一些案例裡,勞資問題的政府、企業和工人三者之間,工人需要更加主動的使用法律賦予的權利,通過努力推動談判的展開。工人主動推進博弈的過程,不可避免的會出現集體行動,而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來對應工人的憲法權利,無疑是下位法反制了上位法,需要打上疑問。

對於此事,需要高度關注偵查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下一步工作,希望有關部門能以法律為準繩,更合理的處理勞資矛盾中的細節問題。

再看職務侵佔問題,國內對公益慈善的關注度與日俱增以後,公益慈善機構的治理能力開始被更多討論。這其中,公益慈善組織的財務問題尤其得到了廣泛關注,很多公民監督者積極地從各個機構的審計報告和財務資料中去追蹤線索。這些事件,絕大多數成為網路輿論的熱炒,或引起上級主管部門介入調查,但鮮見偵查機關最終介入。

如今,偵查機關已經介入佛山南飛雁社工中心何曉波涉嫌職務侵佔案,其基礎應當是該機構的審計報告,查明他作為機構負責人是否存在違法行為。從目前瞭解到的資料來看,今年6月,佛山市民政局對南飛雁的年審評定為“基本合格”,問題在於有超出章程規定業務範圍開展活動的情況,而非財務問題,其往年的審計報告也已經通過。但在今年9月15日時,佛山市社會組織管理局下發通知稱,有舉報指南飛雁2012年-2014年財務狀況存在問題,要在2014年審計報告基礎上,重新檢查2012年、2013年的財務問題。這樣突然的舉措,也使得何曉波被以此罪名逮捕一事,頗令外界覺得比較突然。

上級主管部門和偵查機關高度關注民間組織的財務問題,是對民間組織公開透明和公信力的有力監督。然而在沒有明顯徵兆的情況下,南飛雁從被政府高度表彰的機構,突然間又接連遭遇年審評定問題,已有的政府專案被提前終止,失去新的政府專項專案,並被要求對歷史財務進行審計,隨後在主管部門並未披露其財務問題的情況下刑拘機構負責人。這不得不讓人疑慮,這究竟是確實發現了問題但是秘而不宣,還是有諸多人為因素在背後影響。

對於三人被刑拘事件的疑慮,期待政府部門尊重法律給出解答的同時,也關注工人權利的問題。勞資糾紛和工傷維權問題事關是工人群體核心權益。從社會運作層面來看,在勞資矛盾還未有更成熟社會機制的情況下,民間組織的參與,可以説明工人在法律軌道下爭取利益,極大地緩和了社會矛盾,避免了出現極端社會事件的發生。

如今年關將至,本身又是勞資矛盾的一個高發期,如果缺失了這些社會組織作為有力的緩衝機制,將所有的矛盾直接拋向政府和社會,並不利於社會矛盾的解決。在政府大力推出全面引導社會組織發展並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的環境下,這些得到過高度好評的社會組織反而遭遇各種發展上的困境,沒有得到政府的有效支持。

綜合各個維度看來,面對函待解決的勞資矛盾的社會治理,如何有效地支援和引導社會組織參與,如何落實工人的利益保障,如何平衡工人的憲法權利和社會秩序,如何用更合理的行政程式和司法手段處理民間機構的財務問題,都是對於政府治理能力的一次檢驗。希望能在何曉波、曾飛洋、朱小梅被刑拘的事件中,看到有力的答案。

作者為公益人士、曾擔任壹基金傳播部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