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這一周,我們見證了最醜陋的廣州

這一周,我們見證了最醜陋的廣州

作者:廣州過客

原文

在這個城市的治理者和中產者們慶幸週末的廣馬(廣州馬拉松比賽)終於等來了一個艷陽天的時候,一群活躍在南中國的工人草根組織積極分子卻在一天之內遭遇寒冬,他們在最近幾天內相繼被逮捕、軟禁和被失踪。曾飛洋、何曉波、 朱小梅、彭家勇、鄧小明等十多位分散於不同機構、戰斗在工人權益保護最前線的工人領袖們終於等來了那隻要“落下來的靴子”,不幸的一天還是來臨了(國內財經雜誌已經有報導)。這群工人積極分子的個體命運是如此的渺小,以至於他們即使對自己危險的未來有充分的認知,但是卻無法找到絲毫可以躲避的辦法,自從走上幫助工友維權這條路之後,他們實際上也明白自己已經無法躲過這場災難。

這個城市曾經因為擁有最發達的市場體系,最包容的市民文化,最務實的商業文明而自豪;這個城市也因為擁有迷人的小蠻腰和炫麗的恆大足球隊而自豪。但是今天, 此時此刻,我們卻見證了她最醜陋的一面,廣州,因為刑拘工人事件而蒙羞;而數以千萬生活在這個城市最底層的工人、最卑微的市民和最弱勢的百姓卻以曾飛洋們而驕傲。

10年前,致力於為工人提供免費服務的打工族服務部總幹事曾飛洋困擾於有關部門不斷逼遷的痛苦之中。其時,他是樂觀的,他相信中國社會總是會不斷進步,也許過了若干年,當工人個體權利能夠得到國家製度性的保護時,他的機構使命也就完成了。但是10年後,我們看到的是,儘管勞動合同法和社保法等中央層面的相關法律已經不斷地進步,但是工人大規模的抗議事件還是不斷地發生,富士康工人仍然不得不依靠自殺跳樓來維權。打工族服務部從開始致力於法律諮詢、文化生活、工傷探訪等活動到後來更多地介入集體談判和工人賦權,機構使命的轉變也是時代的變遷結果,曾飛洋和同行們的行動空間卻越來越小了,直到最後被刑拘。

曾飛洋,1990年代法學本科畢業並獲得律師資格。那個年代就獲得律師資格現在算來已經是元老了,如果他不是做勞工維權這一行,他應該早就過上富足的生活了,也早就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精英和中產了,也許,他今天也站在廣馬的跑道上發微信自拍秀著幸福生活,而不是在看守所度過冰冷的冬天了。由曾飛洋先生主持的打工族服務部在珠三角地區培養了一批工人積極分子和工人機構。 12月3日,曾飛洋被刑拘。

何曉波,離開內地國企後來到廣州打工,不幸受工傷,三指傷殘。受到工友幫助後,走上幫助其他工友之路。他註冊的一家名為南飛雁的社工機構曾經受到佛山市政府的多項支持。 12月3日,何曉波被刑拘。

朱小梅,16歲從河南老家外出打工,做到企業主管,每月工資7000多元,但是因為支持工廠裡的普工維權而被解僱。 12月3日,朱小梅被刑拘。當時,朱小梅只能把嘗在哺乳期10個月的小兒子塞在10歲的大兒子手上,一步一回頭地被帶走。

鄧小明,1995年出生,16歲從湖南老家南下打工,17歲時工傷斷指,得到打工族服務部幫助。後來走上幫助其他工友道路。 12月3日失踪,後被刑拘。

彭家勇,在中山打工期間已經做到管理層,因為支持工廠成立工會,不願意被企業收買,最後被開除。他後來成立勞工互助小組,幫助更多工人維權。 12月3日,彭家勇失去聯繫。
同一天,被約談,失去聯繫的還有:孟晗、湯建、陳輝海———

這些勞工積極分子多年來與珠三角地區數十家工人草根組織的同行們一樣,猶如刀尖上的舞者。

數百宗的工人集體性抗議事件在他們的理性輔導下,最終得到妥善解決,沒有演變成大規模的破壞性事件,工人的權利得到了伸張。

數萬計的工傷工人在工傷探訪項目的幫助下,身體得到治療,心理得到康復,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來。

數十萬計的工人從各種渠道得到他們的諮詢輔導和參與到他們舉辦的各種文化娛樂生活項目中來。
他們為這個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做出了一份特殊的貢獻。他們大都是受過傷害的工人,或者是勞動訴訟的親歷者,他們熟知工人的需要,因此,他們走在維權的第一線,得到工人的高度認同。他們在集體談判過程中,表現得足夠專業,足夠堅定,足夠智慧,得到工人的高度信任。他們不向工人收取一分錢,他們不計個人安危,他們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他們也有孩子,有家庭———-

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的治理者因為經濟高速發展而自信,但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同樣離不開數以千萬計背井離鄉的工人,正是他們的權益缺失鑄就了我們今天的經濟輝煌。治理者高唱著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卻對工人草根組織保持敵視態度,把工人喜歡的草根組織視作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治理者高唱要用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來管理國家,卻對工人維權保持高度緊張,把工人維權與維穩對立。今天, 我們都是曾飛洋們,因為我們都是生活在這個城市這個國家的最底層的勞動者。我們要屈從於萬惡的資本,我們要面對冷漠的政府。我們時刻可能面臨工傷,面臨裁員,面臨企業搬遷,面臨退休延遲,面臨養老金不足,面臨各種各樣可能的傷害。

所以,請記得曾飛洋們,為他們點讚,祝福他們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