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治:取缔劳工NGO 关系会变「和谐」吗?

【明报专讯】今年广东的冬天来得迟了些,「3次入冬都未成功」。人们在马路或者地铁上常常可以看到,有人穿着短裤短袖凉鞋,有人穿着毛衣风衣羽绒服。对珠三角地区的劳工NGO来说,这个迟到的冬天特别寒冷。12月3日,广州、佛山两市多家劳工NGO的10多名工作人员和工友志愿者被警方带走,至少有5人已确认被刑事拘留。尽管近年来珠三角的地方政府对劳工NGO的各种打压和严格管控已经是家常便饭,但警方如此大规模地抓捕劳工NGO工作人员及其志愿者仍属罕见。那么,为什么警方偏偏在这个冬天向劳工NGO伸出刑事干预之手呢?我们必须从近年来珠三角制造业个别劳动关系隐退、集体劳动关系逐渐形成的大背景开始说起。

工人诉求正在转变

一、珠三角制造业的劳资矛盾激化并非劳工NGO之过

珠三角地区以外向型的轻工制造业企业为主,生产出来的服装鞋帽箱包和五金电子产品等主要用于对外出口。制造业企业的类型主要是港资、台资和私营企业。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出口型企业逐步受到严重影响,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愈来愈多地用集体行动的方式向企业讨要工资、补缴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甚至有的工人要求企业提高工资、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工人的诉求正在从「底线型权益」向「发展型权益」转变。可以说,过去那种「低人权优势」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同时,「腾笼换鸟」的产业升级政策也迫使不少制造业企业搬出深圳、东莞,甚至搬离珠三角。这些企业的关闭、停办、合并、转产引发了大量的劳资矛盾和产业冲突,主要原因是企业拖欠工人工资,未缴齐工人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以及遣散工人引发的补偿金和赔偿金问题,这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珠三角地区的劳资冲突增加是全球金融危机、「低人权发展模式」终结、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关停并转」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本没有劳工NGO什么事。

资本家官员不愿接受集体劳动关系

二、劳工NGO的工作及其污名化的社会标签

珠三角地区的劳工NGO之所以会受到政府的关注和压制,主要在于它们自身正在适应广东集体劳资关系形成和工人需求新变化而进行的角色转型。在珠三角工人集体行动愈来愈频繁,集体劳动关系逐渐形成的大背景下,劳工NGO逐渐发现自身原有的常规工作比如工伤探访、劳工权利宣导和工人社区服务等的局限性。这些劳工NGO的工作人员大都接受了市场经济社会普遍推行的集体谈判的理念与制度,其工作重心正在从宣导劳工权利、为工人提供各种服务向推动真正的劳资集体谈判转型,力图扮演好介入工人集体行动、做好工人的集体谈判专家和顾问的新角色。这种新角色恰恰是中国工会组织最欠缺的地方。劳工NGO试图扮演的这些新角色是资方(特别是港台企业)、部分工会干部和政府官员不愿意看到,也不能够接受的。香港六大商会竭力阻挠广东省集体谈判条例的通过就是例证。2014年9月最终通过的《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更加符合资方的利益,而不是劳动者的利益,这反映了资本家和部分官员既不愿意面对,也不愿意接受珠三角地区集体劳动关系逐渐形成的现实。

劳工NGO不受待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近年来,劳工NGO普遍遭遇过被房东逼迁、不明人物骚扰、吊销营业执照等重重压力,不少劳工NGO工作人员也被砍伤、殴打、行政拘留乃至刑事拘留。一些媒体借机抹黑劳工NGO,对劳工NGO及其工作进行污名化。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认为劳工NGO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资金支持,这种说法掩盖了劳工NGO在国内融资难、缺乏资金支持、运转困难的现实困境;而且,不分青红皂白就把香港和发达国家的基金会一律说成是「境外敌对势力」既不符合事实,也违背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第二种说法是劳工NGO刻意制造劳资矛盾,通过「碰瓷」牟利,这种说法完全无视那些出现劳资冲突的企业未依法缴纳员工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甚至欠薪逃匿的违法事实,更不用说需要依法发给劳动者的补偿金了。第三种说法是劳工NGO通过「查厂」收受企业贿赂,这就是典型的张冠李戴,错把企业社会责任机构的「查厂」当成是劳工NGO的工作,这种连基本事实都弄不清的抹黑根本不值一驳。第四种说法是劳工NGO财务不清、帐目混乱、负责人挪用公款,这是必须经过审计才能得出的结论,在没有经过审计之前就广为散布,不仅是「欲加之罪」,还涉嫌造谣。

促进劳资谈判 解决冲突

三、劳工NGO是构建理性和平的劳资关系的积极力量

事实上,劳工NGO是珠三角地区构建理性、和平的劳资关系的积极力量。劳工NGO的主要工作是适应珠三角地区集体劳动关系开始形成的现实需要,加强工人团结,促进劳资双方进行集体谈判解决矛盾和冲突,建立更加理性的劳资关系,维护产业和平,并没有让劳资关系变得「不和谐」。原因并不难以理解:

首先,劳工NGO的工作人员大都熟悉劳动法律法规,懂得如何利用劳动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劳动者团结起来与资方集体谈判,而不是让工人被迫上街堵路,酿成所谓「群体性事件」,更不愿意看到权益受损的工人像绝望的富士康青年工人那样无奈地选择自杀,或者因为工人不懂法、不理性而造成骚乱,造成劳资政三方都不愿意看到的悲剧。

第二,劳工NGO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出身于普通工人,熟悉工人的需求,和工人有着天然的阶级感情,能够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能力引导工人整合自己的利益诉求,选出合适的工人代表与企业进行理性的集体谈判,在企业内部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有力有礼有节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终形成劳资共赢的良好局面。

第三,劳工NGO推动的集体谈判可以促进劳资自治,避免地方政府对劳资关系的不适当干预,也可以减少基层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某些企业主与基层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动辄迫使地方政府出动特警,牵着大狼狗干预工人在厂内的罢工行为。这种滥用公权力的行为不仅会滋生腐败,更有损政府的合法性,直接影响执政党在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取缔将激发更激烈抗争

最后,就算广东取缔了所有的劳工NGO,拘留劳工NGO的工作人员,珠三角的劳资关系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加和谐」。毕竟,造成劳资矛盾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下滑、企业搬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未依法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拖欠工资、欠薪逃匿等违法行为,劳工NGO的工作并没有让珠三角的劳资关系变得更坏,而是在尽力帮助劳动者理性、和平地解决劳资矛盾,尽可能减少由于劳动者不懂法、不理性而造成的伤害/杀害雇主、群体性骚乱等社会悲剧。

简言之,如果取缔全部劳工NGO,珠三角劳资关系的天秤会更加倾向于资本家和企业,而处于弱势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加没有保障,这将会进一步激发劳动者的团结意识,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抗争。对政府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更加难以收拾的局面。

作者是劳工问题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