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一天新華社說我嫖娼

如果有一天新華社說我嫖娼

文:酷工

原文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那就摸黑生存;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那就保持沉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的,那就蜷伏於牆角。但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熱情的人們。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曼德拉

他叫曾飛洋,生於1974​​年12月21日,畢業於華南師範大學政法系,先後在司法局和律師事務所工作,後投身於勞工類公益機構,並擔任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總幹事,倡導依法進行集體談判化解勞資矛盾,先後為各地工友討回千萬元以上合法權益。

昨天是2015年12月21日,是他41歲生日,只是很不幸,他將要在自己祖國的看守所裡度過,因為至今律師仍未被允許與他會見,我們仍無法確認他被關押在哪一個看守所,他現在處境如何,是否平安健康,是否遭遇刑訊逼供,這一切都無從得知。

今天是2015年12月22日,當我們在這個諧音”要愛”的冬至日里,謹小慎微地在街頭做著諸如“送口罩”“義賣蘋果”等無利益衝突的“慈善公益”活動時,他卻因替工友維權而被中國的國家通訊社——新華社污名化。在法院沒有任何判決情況下,作為官媒的新華社行文無所不用其極,甚至追溯到他讀書時嫖娼,現有8名情人的地步,試圖將一個曾經媒體眼中的“年度公益人物”打入道德冷宮。

他是在2015年12月3日被警方帶走的,從此被迫與他的家人分別。當時多家勞工類公益機構負責人、員工、志願者、工友等均被帶走,總人數超過25人,有的人被釋放,但有的人仍處於被關押中。

當我獲知他被捕的消息後,內心不免有些悲涼,因為這些年來我們身邊那些走在法治前列的公益人總是莫名其妙地被拘捕,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都要為某一個身陷囹吾的公益人的遭遇轉發呼籲或捐款救助,甚至最後連我們自己都有些疲於奔命,但似乎我們的政府從未想過克製或收手。

當我在今夜看到國家通訊社無所不用其極的對他進行污名化處理時,我的內心不免生出無限的悲憤來,看到他和更多的朋友受難,處於對黑暗力量的恐懼和對家人安全的擔憂,我甚至只能以匿名的形式默默地為他們做點記錄。正如電影《V字仇殺隊》裡的平民,怒氣在我心中已經不斷淤積使我難以呼吸。

新華社的污名稿發出後,一些官方網站和微信公眾號予以轉載,如果不出所料,評論將是齊涮涮地代表民族代表國家代表正義對被污名化的飛洋進行再次審判。中國政府擁有世界上最成體系的網絡志願​​者組織,可以通過組織系統在網上引導輿情向“正能量”聚集,而真相則慢慢地被淹沒其中。

feiyang

誠如屠夫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街面上殺牛,周圍都是或麻木或安排好的看客,唯有拴在另外一旁的小牛在默默地流淚,小牛的淚光裡折射的正是那些卑微的看客,以及醜陋的屠夫。小牛的心在滴血,恨不能掙脫韁繩將眼前這世界猛烈地衝撞再衝撞,以便可以不用在充滿血腥味的世界裡呼吸。

是的,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動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014年12月26日上午,飛洋即在自己的辦公室被四個陌生的彪形大漢公開毆打,致使飛洋的眼鏡被打壞,右顴骨附近也有傷痕,在有視頻監控的情況下,警察至今未能查出施暴者。而在中國,勞工類公益組織負責人受到的暴力打壓事件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從青島小陳熱線辦公室被打砸、工作人員受傷,到深圳打工者中心黃慶男被砍傷導致殘疾,到小小草辦公室被打砸,到中山打工族服務部金石長被資方保安毆打並被暴力逼出廣東,到浙江永康小小魚機構被打砸、負責人黃才根深夜被暴徒打傷,到深圳春風服務部張治儒被迫不斷搬遷、車輛被破壞、多次受到電話恐哧,很顯然,某些違法乃至黑惡勢力對勞工機構的打壓力度在不斷升級,打壓方式不斷傾向暴力化,許多公益從業者只能含淚離開。

飛洋心裡很清楚,與動物保護、助殘扶貧、鄉村建設、母親水窖等類別的公益組織相比,政府對勞工類公益組織更是心存顧慮。儘管後者為政府解決了很多問題,疏導了外來工生活中的壓抑和情緒,落實了法律規定的工友本應獲得的權益,但政府總是站在企業主一邊,總是擔心工友依法維權特別是學會了集體談判技能後會引發群體性事件。所以勞工類公益組織在國內幾乎無法註冊,而只能以公司或個體的形式存在。飛洋甚至無奈地指出,勞工類公益組織未來能走多遠,主要的阻力來自於政府和企業。

事實上,飛洋並非這個叫做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的公益機構的創始人,政府部門的忌憚,經濟的窘迫,身份的尷尬等困難疊加在一起,最終導致其創始人廖曉峰的離開,而他卻選擇了留下來。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當初留下來並且堅持到現在,他說,只因為自己內心的不忍。是啊,面對打工者的工傷慘狀,面對打工者的工資被拖欠,面對企業的強勢和政府的缺位,他怎麼可以扭過頭去視而不見。

2014年7月17日早上5點48分,深圳哥士比公司的女工周建容因參加集體維權被單位開除,她不堪受辱在公司跳樓身亡,以生命捍衛自己勞動的尊嚴。這一天被稱為“中國勞工受難日”。飛洋說,一個周建容的自殺抗爭已經足夠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珍惜自己寶貴的生命,無數這樣的生命匯聚在一起,一定能夠改變這個不公平的世界!

但現實總是殘酷的,飛洋感慨地說,“我們機構的創始人廖曉峰在內心始終缺少一份堅持”,但是後來他慢慢地理解了對方的不易。因為堅持就要付出常人難以承受的代價,飛洋回憶最艱難的時候說,“我們5個人,全天伙食費控制在15元以內。就是買點豆腐、青菜回來自己煮。”儘管如此,這個的公益機構每月仍要支出5000元左右,收入平均卻只有3000多元,飛洋每月要從此前的個人積蓄裡拿出2000元來填這個“窟窿”。

缺吃少穿並不是最讓人心酸的,遭人毆打也不是最讓人心酸的,最心酸的其實是政府骨子裡的偏見。在政府眼中,凡大陸以外,包括香港澳門都是其心必異的境外,存在各種各樣的敵對勢力。任何公益機構接受境外組織的公益資金支持,政府則隨時可以揮起國家安全大棒對其進行污名打壓。但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大陸許多官方的學校或部門卻可以堂而皇之以接受包括被他們視為“洪水猛獸”般的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去修高樓或做培訓,我就在想,作為參與其中的個體難道你們就不會被所謂的“境外勢力”影響或異化嗎?

依法治國作為執政黨的口號喊了許多年,許多弱勢群體至今無法得到法律應有的庇護,公平與正義​​似乎總是那麼遙遙無期。以勞資糾紛為例,許多事情本應政府相關部門積極履職,但是在勞工問題上我們卻看不到工會的實際努力。原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李永海很早就認識到,“黨領導的工會如果長期不起作用,那麼非黨領導的工會必然出現,就是第二工會。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客觀的東西。工人的利益需要有人來代表的,你不能代表,我就要找其他東西來代表了,我就找同鄉會去了,我們10個人就聯合起來,選你當頭,你代表我們去反映這個問題去,你領我們上街去。”但是,很可惜認識到本就很難,要做到於共產黨人而言就更是不易。

我的母親自今年開始來省城打工,為了在城裡多掙錢好給二兒子蓋房娶媳婦,她不顧自己身體有病,幹完火鍋店的工作後,還要利用早上時間在早餐店打第二份工,並且在下班後上街撿礦泉水瓶子賣,但是火鍋店老闆一夜蒸發,她和一起打工的眾多工友即被拖欠兩三個月的工資,她們去人社局卻被推諉,至今無法獲知失聯的火鍋店老闆相關信息。作為母親的兒子,我特別能夠理解母親走出人社局那一刻流下的眼淚,也能夠理解飛洋所做工作背後的意義。這種意義不是一種空洞的闡釋,而是牽扯到無數個體家庭的生計,因此無論是鞋廠流水線上的員工還是掃馬路的清潔工,在心底都很感謝他。因為沒有飛洋,打工者被拖欠的工資和被漏繳的五險一金在政府的不作為下則永無討回的可能。

但天底下有千千萬萬的需要幫助的工友,飛洋幫的過來嗎?於是飛洋開始在實踐中不斷總結,試圖探索法治框架下通過集體談判解決勞資糾紛的可能性,即在勞工類公益組織的推動下,在專業律師的支持和地方工會的協調下,為工人集體維權行動提供指導,促成勞資雙方談判解決爭議。在西方,罷工一般是在集體談判後破裂後,作為不得已的手段。但在中國,集體談判機制缺失,工人被委身於資方的“黃色工會”代表,工人表達不滿的第一步往往就是罷工。飛洋認為只有促進集體談判機制的啟動,才能使工人真正成為工廠的一份子,才可以成功地化解勞資矛盾。

飛洋所做的許多探索得到了國內眾多專家學者的認可,同時他也積極地參與到國家立法的討論當中。 2013年9月6日,就《勞務派遣若干規定(徵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之際,他就勞務派遣的規​​制和勞動法律的執行問題聯合24家公益機構和103名打工者向人社部發出意見書,建議人社部應該將工作重點確定在推行傳統的、穩定的勞動合同用工製度上來,加快調研、起草集體談判制度立法草案的速度,使集體談判制度盡快通過立法確立為勞動關係調整的基本製度。而這一過程,也是勞務派遣用工製度淡出勞動關係舞台的過程。

當然飛洋做的這些工作都是公開透明的,他們每一次協助工友開展集體談判都會通過網絡向社會公眾發布最新的進展,以求和政府及企業溝通互動力促勞資問題的順利解決。飛洋在許多場合都公開指出,“現在做事情會更多地考慮進退適度,不能過激。把握政府底線的同時,也要遷就農民工群體意識發展的步伐,在他們需要的時候給他們支持,而不是自己跑在前面搞運動喊口號,煽動他們做什麼。群體性事件那是更加不能搞的。”

他是一個相對溫和的公益人,但是企業主卻動輒在勞資矛盾中輕易地引入警力,最終將一個企業的勞資矛盾激化為群體性事件,變成工人與上級工會,與地方政府的衝突。企業主不反思自己是否違反了勞動法,卻將群體性事件的責任推給公益組織。這不但破壞了政府的信譽和形象,而且也加大了政府和工會處理問題的難度。它在降低了資方的違法成本的同時,迫使地方政府為資方違法行為“買單”,加重了政府和工會的人員與財政負擔。

飛洋有一個夢想,他認為勞工類公益組織是適應歷史潮流、滿足數以億計的勞工維護合法權益、爭取合理權益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社會公益組織,儘管生存環境極為艱難,但秉持公義,恪守法律,不辭勞苦,奔走呼號,這些年來為勞工權益和社會穩定所作的貢獻有目共睹,不求得到榮耀和嘉獎,但求確保人身安全和起碼的工作條件。

前不久共產黨中央印發了《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其中要求:積極推動由工會代表職工與企業就調整和規範勞動關係等重要決策事項進行集體協商。逐步完善以勞動行政部門、工會組織、企業組織為代表的勞動關係三方協商機制。飛洋也曾說“看,一切都向著好的方向發展,我有什麼理由不充滿信心,不堅持下去呢。”甚至對於政府有可能的“招安”計劃,他也不介意。他說,“只要不完全剝奪公益組織的獨立性,我不介意工會來領導我。”

但這終歸只是一個“中國夢”而已,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在高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口號下,一方面成批地打壓有公民社會訴求的維權律師,一方面成批地打壓有人民社會訴求的毛派骨幹。無論他們的觀點偏左還是偏右,都不能見容於當權派。他們所推進的全面依法治國方略,試圖在反腐敗的層面上挽回失去的民心,但顯然只希望依賴小組制高度集權下的改革路徑,其餘的人則就只能先做夢去吧。

我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廣州,當時我們都感受到了大環境的變化,連南方的夜裡也有了絲絲的寒意。我說,你要保重自己,你要記得你還有妻子和孩子,他們還要等你回去。飛洋說,不會出什麼事的,我會一直和工人們站在一起。都是做公益的,允許別人救貓救狗,就不允許我幫助一下工人,那是活生生的人啊。我知道他的不忍心,只能囑咐他保重。當然我也能理解飛洋在被捕後,他曾經共同工作過的個別同事對他的拋棄,包括對飛洋所謂罪行的“指正”,利益誘惑或暴力威逼是這些人無法抵抗的。這讓我想起了2009年8月19日發生在西安的趙東民事件,趙東民作為一個毛派主義者,他沒有選擇與工人們一起堵路,更沒有其他的靜坐遊行示威等行為,而是選擇了和平的依法抗爭的形式。他與工人兄弟一道並肩奮鬥,而沒有任何實際利益可圖,也沒有什麼境外資金支持,但是他依然滿腔熱忱去為工人代言。趙東民堅信黨的領導,他認為讓工人組織起來,依法罷免工會中不作為的工作人員,實現工人階級主宰工會,是維工農當家作主之權,也正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捍衛。可惜趙東民仍然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批捕,當初的工人們多數如鳥獸散,再沒有一兩個敢出來為趙東民爭取他本應有的自由,但好在並沒有人落井下石,最終趙東民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緩期三年,最終落得妻死家破。

這似乎是一個黑白難以區分的世界,當權者人人都喊著某種主義和某種方略,但是卻沒有幾個人發自心底的去信仰它。誠如幾個人在監獄相遇,彼此相問入獄的理由,一個人說,我是因為支持領袖的觀點而入獄。一個人說,我是因為反對領袖的觀點而入獄。只聽見第三個人說,我因為什麼都沒有說而入獄。也許我們所生活的世界就是這般弔詭。

但我相信每一個人的心底都有良知在,雖然我們不敢或不能公開站出來表達對飛洋們的敬意,但是我們的憤怒會在自己心底掀起波瀾,當這些波瀾匯聚成海時,可以讓為善者心安,可以讓作惡者膽寒!讓我們記住那些過去被毆打過的勞工類公益機構骨乾黃慶男、金石長、黃才根、張治儒、曾飛洋!讓我們記住今天仍然被拘留的勞工類公益機構骨幹曾飛洋、孟晗、湯歡興、朱小梅、彭家勇、鄧小明、何曉波。他們曾經和現在所受過的苦難,是為我們在外打工的兄弟姐妹受難,也是為我們在風雨中飄搖的祖國母親受難。讓我們記住那個借國家公器開展輿論審判並比法院還管的還寬的國家通訊社,以及在新華社寫過許多篇污名稿的記者鄒偉。

猶記國共抗戰時期,國民黨的黨報《中央日報》曾公開發稿談及共匪這一紅色組織共產共妻,共產黨覺得那是國民黨對自己崇高信仰的污名化,並希望他的民主黨派朋友們相信自己的清白。時光流轉到現在的時代,看過了電視上太多的刑訊逼供的真實案例,也聽我的一個女性朋友談他在看守所被侮辱欺凌的真實經歷,於是對於國家機器和官方媒體總是抱著一股深深地恐懼感,前者可以屈打成招,後者可以指鹿為馬。甚至有的時候我都在想,假如有一天我也被拘留或逮捕,而前來審訊我的也正是我曾經在公安學院的大學同學,我們都是所謂的中共黨員,在他面前我應該保持怎麼樣一種昂揚不屈的姿態。如果有一天新華社說我嫖娼,我希望我的朋友們,你們仍然要相信我的清白。

一個人的被捕或者一個組織被關閉,並不能將熊熊燃燒的地火澆滅。據不完全統計,僅2014年大陸有記錄的罷工就有1378單,較2013年多出一倍,且規模也愈來愈大,而2015年的數字尚在不斷更新中。

有人對我說,冬天這麼冷,你還是穿上羽絨服,莫讓雨露打濕了你的翅膀。我在想,這麼大的霧霾,我從來就沒有想到要飛過,我一直在等。

2015年12月22日,冬至日,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