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應視公民社會組織為威脅

傅青山、何宜倫、孔杰榮為FT中文網撰稿

原文: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65678

中國政府先是在去年春天針對那些女權主義者進行打壓。去年夏天,他們又把矛頭轉向維權律師。 12月3日,在這個國家的憲法日前夕,中國政府又在廣東工業重地發動了一次針對勞工維權人士的大清掃。

非政府勞工組織自二十年前第一次在中國出現,就遭受著常態式的輪番鎮壓和騷擾。其形式包括查稅、黑勢力暴力和國保的頻繁訊問。但最近的這次鎮壓尤其嚴重。中共似乎有意要將公民社會中的勞工維權人士徹底清除。

在這次運動中,幾十名人士因被警方傳訊而受到驚嚇,包括曾飛洋(廣東一勞工組織的知名領袖)在內的七名勞工維權人士因受到刑事指控而被拘留。他們的律師被拒絕安排會見。據報導,這些勞工維權人士被指慫恿甚至哄騙工人向資方提出不合理要求,採取過激行為,因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而被刑事拘留。

但是,這些不公正的治安措施完全沒有抓住要點。近年來,中國的勞工衝突的確日益增多,工人自發罷工,設置路障,甚至騷亂都成為工業區的日常事件。然而,工人罷工是因為勞動法沒有依法實行,且缺乏有效的渠道來合法解決群體性勞資衝突;而非因為工人被別有用心的非政府組織所欺騙。例如利得鞋廠的罷工,官方媒體在報導中指出這是曾飛洋的罪證之一,但事實上是鞋廠工人得知鞋廠的搬遷計劃後,抗議資方長期不按法律要求為工人購買社保並支付其他費用。非政府組織並未煽動這起衝突。

事實上,非政府勞工組織在解決這類糾紛上發揮著積極作用。中國的資方在處理罷工問題時,常常忽視工人的要求,而去向官方求助幫忙。官方則越來越多地派遣警察去將工人暴打一頓,或者抓走罷工領導。相比之下,在利得案中,非政府勞工組織給罷工的工人建議,如何明確闡述他們的要求,選舉工人代表,組織同資方集體談判,進而解決了一些根本問題,有時甚至協助雙方在如何促進將來勞資關係上達成一致。

事實上,利得案的資方最終同意補繳社保,重新安置部分工人,向要辭退的工人支付經濟賠償金,並同繼續在該廠工作的工人保持對話。這種有組織的勞資集體談判更有可能獲得中國政府所尋求的“和諧勞資關係”,而不是工人抗議和警察鎮壓這種周而復始的循環。

不幸的是,目前中國政府採取的這些刑事拘留措施體現的是當局要絕對控盤的決心,而不是貫徹樹立良好勞資關係的政策。非政府組織被視為對國家權力和資方利益的威脅。中共政府聲稱要促進工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卻絲毫不願讓公民社會在該過程中起到任何作用。

基於這個原因,這次清掃運動已經不再停留在大規模的訊問調查和對所謂的煽動分子進行刑事拘留。中國中央電視台已經在播放抹黑勞工領袖曾飛洋的片段,涉及指責他婚外情和挪用機構的資金歸個人使用的情況,以公開敗壞他的聲名。此外,全國勞工維權人士報告還著重指出,不僅維權人士本人,他們的家人也會受到騷擾。

問題的癥結部分在於國家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總工會宣稱它是中國工人和倡導工人利益的唯一代表者,但它在這兩方面都一事無成。與非政府組織不​​同的是,總工會很少幫助被剝削的工人爭取權益或者督促資方履行法律義務。這主要是因為中共視工會為“和諧”勞資雙方的力量,而不是工人的代表。此外,資方一貫在企業裡對工會進行過度控制。工人因此並不信任工會。這種狀況為實際致力於促進工人利益的機構提供了機會,成為非政府勞工組織的契機。

但是,中國政府目前並無計劃認可公民社會各種因素的積極作用。公民社會組織一般被視為對中共的威脅,接受國外資助則尤其意味著該公民社會組織用心險惡。不論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如何無傷中共政權的穩定和合法正統、甚至對其有益,這種對非政府組織的官方看法都不會改變。

如果中國政府真要改善勞資關係,應該要求工會向這些非政府組織的領袖學習。然而,它卻決定對致力於讓中國的工廠和社會更加合法公正的人進行騷擾、羞辱和關押。這會導致更嚴重的無法狀態、衝突和鎮壓。

傅青山,康奈爾大學國際和比較勞動系助理教授,著有《叛亂的陷阱: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勞動政治》。何宜倫,律師,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孔杰榮,紐約大學亞美法研究所所長、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外交關係協會兼職資深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