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憂傷:對中國政府打壓勞工NGO的感思

沉重的憂傷:對中國政府打壓勞工NGO的感思
文:一凡(作者為勞工研究員

2015年12月3日,活躍在珠三角地區的多位元勞工NGO工作人員接連被捕,所涉罪名包括“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和“職務侵佔罪”。聽聞此訊,震驚與悲痛交加,雖然對於嚴厲的打擊已經有所預判,但是卻未料到來得如此迅猛。經過幾日的思考和觀望,一種越來越沉重的憂傷襲上心頭,無法紓解。近幾日不斷有同仁呼籲發聲救援,其中也有尖銳的批評和指責。筆者多次想提筆寫點什麼,卻因憂鬱之深而未能成文。
有朋友說,這次事件的“完滿解決”只能靠奇跡。我基本認同這種判斷。不管怎麼解讀“完滿解決”,無論是全部無罪釋放還是勞工NGO的工作模式獲得肯定,都只能寄希望於奇跡。


在過去的幾年中,當局對勞工NGO的壓力從未停止過。今年以來,甚至有“只要是勞工NGO參與的維權事件,一律沉重打擊,絕不允許成功”之類的消息傳出。以法治的路徑終結日益活躍的勞工NGO,在依法治國的口號和方略之下,似乎是應然之選。至於是否成功,在有特色的法治國家,實在難以預料。我想,只要不計代價,當局一定會成功。讓筆者憂傷的是,就算沒有獲刑,勞工NGO改良式勞動關係的改革路徑也基本上被封死了。


在對勞工NGO的打壓逐步加強的同時,當局對社會多元化聲音的壓制也在逐步加緊。女權行動派、激進環保主義者、維權律師、良心學者、進步官員、社會活動家、底層抗爭精英,統統在壓制的打擊範圍內,而且束縛之網越來越緊越來越密。過去幾年積累起來的抗爭經驗、抗爭模式被一一解構、破壞,尤其是網路輿情監控和資訊傳播堵塞,基本上將各種抗爭圍堰成一個個獨立的互不相干的單元。通過控制對方資金鏈條和增大己方網路資訊投入壓縮擠佔多元社會的活動空間,最終目的是徹底剷除多元化的社會聲音。


在上述打擊對象中,勞工NGO的工作者可謂是最“危險”同時卻又最“脆弱”的。最“危險”是因為當局從自身的歷史出發理解“勞工組織”,對勞工NGO的功能和意義存有先入之見,將其定性為“危險的敵人”;最“脆弱”是因為這個群組力量太薄弱:不僅規模小而且對資訊時代抗爭工具的掌握程度遠遠不夠。當然,最關鍵的“脆弱”之處是他們並不像“工人階級先鋒隊”那樣去組織和依賴工人群眾。假如他們能做到這一點,比如說在遭遇當下打擊的時候可以輕易動員上萬支持者,那對於他們而言是幸事還是禍事呢?


如果讀者瞭解勞工NGO的工作方式、工作內容,一定會輕易看得出,他們的工作對於黨國絕非威脅,甚至可以說是模範國民。筆者曾經給不識一字的母親講過這些,母親的第一反應就是:“那這些人不是好人麼?為什麼要抓他們呢?”筆者也不知道為什麼,筆者曾無數次自問,把勞工NGO消滅了,接下來的勞動關係亂局,當局如何應對呢?


美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勞動關係轉型路徑一直讓國內學者豔羨不已,在由下而上的壓力持續不斷衝擊著統治合法性的時刻,從上而下地承認工人的結社和罷工權利,同時以立法方式保證權利的實現。我們國家正面臨著一場史無前例經濟衰退和勞動關係大亂局,勞工NGO一直以試驗者的角色探索國內勞動關係集體談判的可能路徑,而且已經積累了大量成功的經驗,對某些深層次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都有研究。這個時候把他們都逮捕了,看來是要絕了美國新政那條路。


那麼,當局要怎麼做呢?這是筆者最憂傷的地方。當局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哪怕做錯了也要任性到底。你奈我何?作為平民,我們還能怎麼做呢?所有自下而上表達、抗議和諫言的路徑都被從上而下的堵死了。所謂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必然有一個介面或者交叉地帶可供上下意見溝通。既然不想溝通、一意孤行,那我們只能看著你折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