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政府打压、劳工活跃分子被捕之时

(Please scroll down for the original English article)

《写在中国政府打压、劳工活跃分子被捕之时》
【Caught in China’s crackdown on labor radicals】

2016年1月4日
12月3日,中国广东,政府拘留了不下20位与各种劳工组织相关的人士。被拘留者活跃于工人运动,提供各种服务和培训。在广东掀起罢工和抗议的高潮之际,政府的镇压随之降临。

艾伦·戴维·弗里德曼(她是佛蒙特州的“全国教育协会”的长期组织者,佛蒙特州“进步党”的创始成员,也是“Labour Notes”政策委员会的成员),过去十年她一直致力于与香港及中国大陆的劳工和工会积极分子们合作。最近在中国,她被短暂拘留,并被政府问话。就此次打 压,她与阿什利·斯密做了对谈,她们谈及此次打压的起因,以及活跃分子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中国的活跃分子取得自由与正义。

图片:中国的劳工维权人士呼吁立即结束广东省正在加强的镇压

1 在你最近的一次旅程中,在中国政府打压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你也被扣留了。你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已经在中国工作了10年左右,做劳工方面的教学,并参与工人运动的各个部分。我以前也收到过很多警告,但他们始终是间接地找我,通过同事传话给我。这次是第一次,警察直接来问我。

他们来到我的酒店,询问了大约两个小时 – 很礼貌地 – 但警告我停止“和人见面”及可能有法律风险。他们说我违反了我签证上的有关规定。

很难知道我被扣留是否也是劳工活跃分子此次被打压的一部分。事情差不多都发生在同一时间,但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想没有人会知道。自然,当我被扣留时,他们没有给我任何解释。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多只能猜测。

这个事情的背景大概是,自从三年前习近平政府开始执政,中国政府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转变,不再宽容任何形式的积极运动和公民社会组织。前任的胡锦涛政府治 下,似乎还有大量空间供非政府组织(NGO)发展,也容许批判性的舆论与研究。而所有这一切在习近平政府治下已受到严重的限制。

习上台后,国家就骚扰劳工非政府组织,给劳工的抗议定罪名,并拘留和控告工人积极分子。中国政府还进行了“反对外国势力干预”的运动。所以,因为我在这段时间一直活跃于中国的劳工运动,而我又是个外国人,我们只能说,这事情的发生符合他们一贯的政策。

2 镇压的规模有多大?谁是被打压的对象?

最近的事件是12月3日大约20多名积极分子被高调拘留。所有事都在中国其中的一个最大的城市—广州发生。它位于东南沿海,与香港交界。它是广东省的省会城市,更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发源地。

从那时起,它的发展很快。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在这里找到工作,它也经历了劳工抗争事件的井喷。在工人的行动之下,大约有十几个左右的劳工NGO从事劳工工作。

政府此次打压的目标是与四个NGO相关的活跃分子。有些NGO是相当温和的服务型机构,主要协助工伤工人申请赔偿。有些NGO则更积极地参与到工人运动中,它们找到领头罢工的工人,培训他们的领导能力和集体谈判能力。

大多数人只是被问话,并在一天之内释放,但有七人一直被拘留,并面临着刑事指控。此次“扫荡”中最突出的被捕者是曾飞洋。他是番禺打工族服务部的创始人和中心主任,这间机构历史悠久,盛名广传。

政府指控这些被拘留的劳权人士,说他们扰乱了公共秩序。这种指控很常用来对付劳工维权人士。他们还控告其中一人涉嫌职务侵占。支援者为被拘留者安排了律师 – 事实上,目前已有一个60人组成的律师团队自愿来代理此案 – 但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无法会见被拘留的劳权人士。因此,我们仍然不知道对他们的具体指控是些什么。

3 这轮打压是否是针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劳工罢工?

我想是的。罢工活动无疑有显著的上升,可能主要是回应中国的经济放缓。这导致了大量的工厂倒闭和搬迁,也意味着失业工人大量增加。老板们也在工厂关闭的时候跑路,以此逃避他们的法律义务来支付给工人离职补偿。

失去工作的工人也发现,他们的老板并没有给他们支付社会保险——也就是,社会保障或养老金。许多工人都在30岁到40出头,现在面临的情况是,他们将不得不返回家乡省的村镇里,但却没有养老金。所有这一切就是最近很多抗议和罢工的根源。

而这也符合过去15年来日益增长的劳工斗争的长期模式。所有这些罢工和抗议活动一直保持相对原子化。工人们一直没能因其斗争而连结起来,但人们当然也从所有经历的事件中学到经验教训。

其结果是,罢工的特性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工人已经变得更加自信和更具战略性。工人们更多地了解了集体谈判。他们更多地了解如何既与资本又与国家互动。这已明确对政府构成了威胁。

它也影响了中国的官方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工会,而主要是由政府操纵来控制劳工的工具而已。它并不代表工人,反而主要为雇主分忧。工人们一点儿也不信任它。所以呢,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现在真正明白到,他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组织。

因此,过去这些日子有很多的讨论,关于是否需要一个独立的工会。当然,这在中国就是越过红线了,政府是不会容忍这点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最近严打的原因之一。

4 中国的经济状况到底怎样?这种状况又如何塑造了工人的斗争与意识?

中国经济体是巨大的,也很复杂。毫无疑问,2008年出口贸易的崩溃直接导致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有人说,在2008年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约莫75000家工厂关门结业了——仅是在广东省。

因为政府庞大的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国家抽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内陆的省份。所以也就有了很多很多的项目,如建造道路和堤坝、电力设施、港口、货运站等等。

但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建立在中国出口业将要复苏的期望之上。但这并没有发生。所以,这一切基础设施建设本来是要给后续出口制造业打好基础的,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到产能过剩。中国已有了过度投资、过度生产、和产能过剩的问题。经济刺激的举措导致形势远比以前更糟了。

最重要的是,国家已经基本上无法通过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来弥补出口行业的下跌。中产阶级正在发展,购入大量的汽车和豪华公寓。但它的范围并不是很广,而且它肯定不能弥补国际需求的下降。

因此,随着经济放缓,人们,甚至大部分的中产阶级,都吓得有钱也不敢花。相反,他们将钱都存起来,以支付生活必需品,如住房、医疗保健和养老金——这些都是国家不给提供的。这样一来,中国政府一直没办法通过刺激国内消费来替代出口的下跌。

最后,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长期计划,要从东海岸城市带动投资和发展到内陆省市去,希望农民工能够返回他们原来的家乡(工作)。

但由于政府还放宽了户籍制度的要求,很多农民工都不打算回家了。他们就留在了沿海城市。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的内陆发展计划只是推动了大量兴起的“鬼城”:那里有巨大的居民小区,里面空无一人,但什么都是崭新的。

5 在经济放缓与衰退之时,工人有没有开始组建一些新组织,以此来反抗?

是的,但目前还不成气候。工人、活跃分子、和学生,想要形成网络是非常非常难的。国家很警惕他们,竭力破坏这样的努力。

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我过去十年一直与广州的中山大学有合作。在相对自由主义的胡锦涛时期,我们成功地在政治系里建了一个国际劳工中心。我们做了好些研究, 涉及到劳工学者、工会会员、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劳工律师等,也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实践者们。我们做了大量相当不错的研究、课程和研讨会。

当局去年却突然将这个机构强制关闭。他们并没给出任何原因——他们只是突然关闭它。相熟的学者、积极分子和工人们在通过项目结识之后,试着保持联系并继续我们的事业。但是,我们不能再正式地这样做了。

显然,劳工中心也引发了当局的关注。当我被扣留和问话时,他们就问我关于劳工中心的事,仿佛这组织仍在运作中。我对他们说,“你明知道这机构去年关闭了, 再也没有劳工中心了。”但是,他们坚持有。他们问我,“当你在广州时,你和谁说过话?你见过你的同事吗?你为什么要与以前的学生见面?”

不难觉察到,活跃分子正被大规模的审查监控。人们的电子邮件、手机和会议都是被监控的。甚至在使用社交媒体时——人们也使用得相当频繁,他们立即就会遭遇 审查。因此,尽管有强大的国际组织团结起来声援被捕劳权人士,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境内却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实际上,即使想要获得有关拘留的信息,都异常艰 难。

6 在美国的工会会员和活动分子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这场防御战吗?

人们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有一些不错的网站,提供更多详情。你可以关注比如,“马上释放中国劳权人士”,“红气球”,“闯”。也有一些请愿正在流传,其中之一是由香港职工盟发起的,邀请组织和个人签名,及后并在Labour Start上推广。

对于那些在大学工作或在与中国相关的基金会里工作的人,人们有机会通过他们来提出一些关于被捕者的问题。

在各个城市, 一些重要组织的积极分子可以联手一致帮助团结支援行动。在旧金山,主要的组织是“华人前进会”。在西雅图有个组织叫做“环太平洋地区团结网”,或PARISOL,也在做一些重要的工作。在纽约市,有反对“反亚裔暴力”的关注组。

------

Caught in China’s crackdown on labor radic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