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判工人如何抗爭?——來自拉丁美洲礦工的啟示

編按:隨著新自由主義上世紀末捲席全球,為求減省成本,不同地方的各行各業均出現”工作零散化”的現象。其中,最根本改變了工作間裡的勞動關係要算是大企業不斷把不同的生產過程外判,以致外判工人的工作條件每下愈況。在香港,自九十年代以來,外判的趨勢有增無減。然而,在面對外判化的浪潮,香港工人反抗這樣的工作安排始終未能緩減外判的趨勢。有見及此,我們推薦此文,嘗試向讀者介紹拉丁美洲外判工人發起的罷工經驗和抗爭成果,從而令大家深思面對外判化的可行策略

原題:外包工人如何進行抗爭?——來自拉美礦工的啟示
來源:微信公眾號 “工業區觀察”
(編者註:外包=外判)

過去十幾年,拉美國家智利和秘魯的礦業外判工人發起了自80年代以來歷時最長、最具有抗爭性的罷工。秘魯礦業雇用的正式員工在整個國家的正式員工比例只有4%,但是在2005-2012年間,秘魯50%的罷工都發生在礦業,其中75%的罷工是由外判工人發起的。在經歷了種種波折之後,他們終於讓不願意與工人進行談判的企業坐下來開始談判。外判工人們最後不僅成功實現了訴求,並且改變了國家關於外判工人的法律。

為什麽處於弱勢地位、組織能力被削弱的外判工人能夠組織起這麽多有影響力的罷工?他們通過什麽方法實現了自己的訴求?又為什麽能夠推動國家改進外判工人的相關法律?工人的組織又是怎麽實現的?

拉美外判工人面臨的困境

智利和秘魯都是近年來發展很快(年均GDP增速6%)的出口導向型國家。其中,礦業資源的出口佔據了兩國出口的很大部分(智利佔據了59%,秘魯佔據了58%)。

兩個國家都是民主政體。智利經過15年的獨裁專制後,於1989年回歸民主政體;秘魯在經歷藤森10年的威權統治後於2000年回歸民主政體。秘魯和智利的威權政體都是右傾政體,推行了一系列新自由主義政策,並出台了一系列對勞工不利的政策。例如,分散的集體談判模式、對罷工的限制、法律上對工人們進行組織的限制等等。而且智利和秘魯都不允許外判工人與正式工人屬於同一個工會。

礦業是受到這些影響最深的行業之一。兩國於20世紀成立的激進礦業工會很難有效地面對新的勞動政策改革,從而陷入了會員流失和談判能力下降的困境。外判制度下,即便是核心工種也可以外判出去,使得工人在工作場所之中產生了分隔,而長距離通勤的制度也使得工人在地理上分割開來;最後工會也喪失了企業層面進行談判的能力。法律規定,只有工會和雇主的全國代表都同意才能開展行業層面的談判。然而,由於雇主的強烈反對,幾乎所有的工會都只能在企業層面進行談判。而伴隨著外判制度,主要的公司都有下轄很多個外判公司,工會需要與每個外判公司分開協商。

智利:國家銅業公司工人發起全國抗爭

智利的工人抗爭發生在世界上最大的銅業公司——智利國家銅業公司。該公司創建於1976年,在全國下轄有六個分部。現今這個公司雇用了63311名工人,其中45064名都被外判了出去。外判工人逐漸從輔助行業進入到了公司的核心業務。智利國家銅業公司外判工人的抗爭是從80年代末開始的,當時智利仍處在獨裁政府下,甚至在九十年代,工人的抗爭都主要是以野貓罷工的方式呈現出來。S工會早在80年代末就開始組織外包礦工,90年代工會組織了一些直接行動,雖然這些直接行動不合法,但是能夠有效地實現他們的訴求。但是這些工會也會受到打壓,有一個工會(CTC)的主席在2003年組織了一場罷工以後就被解雇了,CTC工會也很快被解散。在這個階段外判工人的主要訴求是縮小與正式工人的待遇差距。

2003年S工會發起第一次官方的請願,試圖與兩所派遣公司協商。派遣公司最直接的反應就是解雇工會的領袖,但工人還是在不同的地方進行小規模的組織。幾個月以後,工人們進行了第一次引發全國媒體關註的罷工。這個罷工持續了11天,有100多名工人因為占領了礦區營地被逮捕,200名工人被解雇。但是工人沒有就此屈服,而是組織了一場更大的罷工。這次給公司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公司最後重新將工人雇傭回來。雖然這些行動都是在合法渠道之外的,但是結果卻起到了較好的效果。

在這個階段,工人們意識到,這些行動還是不夠有效,他們需要進行全國性質的集體行動。於是,外判工人在2004年成立了CNTC來代表智利國家銅業公司在全國的所有外判工人工會。

值得註意的是,在這場鬥爭中工人領袖都是年輕人,他們之前沒有參與工會的經驗。而且他們對於傳統工會(正式工人的工會)並不感興趣,因為這些工會沒有興趣維護外判工人的訴求。

CNTC開始組織智利國家銅業公司各個分部的工人,在2006年1月它將其訴求遞交給智利國家銅業公司和分包公司。在這之後,公司很快解雇了幾個工會領袖。但是工人們早已做好了準備,他們的罷工又持續了超過一個月。這讓智利國家銅業公司和CNTC成立一個工作組來改善外判公司的待遇。由於這次罷工,一個有關外包制度的法律被智利議會很快通過了。

但是這個公司和工人合作的工作組並沒有帶來多少實質性進展,工人們仍是決定成立一個全國性質的、包含國有和私有企業所有分包工人的礦業工會組織CTC,這個工會是一個更為正式的組織。

新成立的工會第一個行動,就是組織了一場歷時超過一個月、影響力非常廣泛的罷工。在這場罷工中,工人像之前的罷工一樣采取了很多具有爭議的策略,例如堵路、占領公司建築物,甚至將公司的巴士點燃。工人的主要訴求是要求津貼以及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到了七月末,各方簽訂了協議,公司答應給工人提供價值850美元的津貼以及重新雇傭被解雇的工人。

智利礦業工人工會成功的集體談判中,有幾點值得註意的:

第一,這個協議並不是一個正式的集體談判協議,但是它實際上起到了與正式協議一樣的效果。

第二,工人同時利用了合法和不合法的機制來進行直接的組織。盡管當時在法律上,工會並不符合與幾個公司談判的條件,但那時這些工會所組織的罷工已經影響力大到迫使公司必須和他們坐下來談判。

第三,工人們所用到的手段都不是新的手段。實際上,他們用到了礦業工會在智利制度化之前的手段:罷工、堵高速公路、以及其他有爭議的動員組織方式。

第四,工人們不只與公司達成了協議,而且還推動了幾項有利於外判工人的立法得以通過。這些法律要求用人公司對外判工人負起了更大的責任,包括對工人的健康、安全、以及勞動權益負責。同時法律限制了可以外判的項目,在智利國家銅業公司的例子中,公司需要把5000名外判工人轉為正式員工。

這些罷工的激烈程度,他們對於智利銅冶生產的影響以及在大選這個節點的選擇,使得法律能夠很快通過。智利礦業無數外判工人也因此轉正加薪,迎來新法律,走上人生巔峰。

秘魯:一地工人的抗爭

秘魯的案例是卡薩帕爾卡一家生產不同種類金屬的中型私人公司。與智利一樣,這家工廠的工人也有過進行組織的歷史。90年代末,外判工人組織過一場持續了兩天的野貓罷工,但是最終他們都被解雇了。同樣的情形在2002年也發生過,他們向雇主要求提升待遇,但是很多人也被威脅甚至解雇了。2007年,發起組織的工人大多是新工人。他們在2007年4月建立起了外判工人工會,並且他們主要的訴求是經濟訴求。

這個工會在成立四天後就得到了勞動局的承認,但是幾家外判公司很快就合力解雇了35個工會領導人以及很多基層工人。雖然公司行為有違法律,但是如想走法律程序得到判決,工人需要花費2-3年時間。所以,工人決定罷工並且佔領運營的關鍵部門。罷工雖然是非法的,但是由於很多工人早已被解雇,他們持續佔領了兩個星期,直到警察幹預、並且使工人放棄了占領公司。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部請工會、用工方與外判公司三方開展了談判。但是用工方拒絕參加談判,認為工人應該與外判公司談判。有些外包公司也找借口拒絕參加此次會議。在這樣的背景下,工會開始了一次新的罷工,有500名左右的外判工人參加。在罷工的前十五天,罷工雖然令公司的部分生產停止,但是並沒有起到效果。只有當工人上街堵了公司不遠處秘魯一條最重要的高速公路後,公司才肯坐下來與工人談判。通過這次行動,工人不僅完全停掉了工廠的銷售渠道(因為堵路,產品無法從礦中向外運輸),也停止了附近其他礦業公司的活動。在試圖把公路從工人手中奪回來的過程中,警察與工人發生了沖突,其中四人死亡。一個工會領袖說:“我們不能控制基層工人的憤怒與絕望的情緒”。歷經了這個悲劇,工會得到了一定的勝利。卡薩帕爾卡公司和外判公司都同意給外包工人300美元的津貼。

結論對比

在2006年-2012年間,不同國家的礦業外包工人都發起了很多大規模、且極具抗爭性的鬥爭。非洲的贊比亞、南非,亞洲的印度尼西亞,南美洲的玻利維亞、秘魯、智利都發起了有影響力的抗爭。智利和秘魯的工人在沒有尋求地方社區的幫助、國際聲援的情況下就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他們成功的原因,一方面與礦業在兩國的關鍵地位分不開,另一方面也與工人的組織策略有很大關系。工會不僅僅組織了罷工,也組織了堵路,這樣公司就不能及時將貨物運出煤礦,使得公司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工人的罷工影響甚至可以大到超越法律對於罷工和談判的限制。國家也很快對工人的罷工做出了反應,通過了致力於改善工人生活的法律。

值得註意的是,秘魯和智利的工人鬥爭的模式都是:工人首先向資方展示他們的訴求,公司不但不予理會、還會解雇一些工人領袖,之後工人選擇持續罷工,甚至使用一些較激進的策略,直到用工方以及外判公司同意坐下來談判。

不過,兩國工人的不同組織方式也使得罷工的結果產生了差別。智利的工人能夠在全國範圍內進行組織,有更強的組織力量,他們也能夠在全國範圍內與公司進行談判,要求公司執行法律。秘魯的工人則只能在地方的層面團結起來,使得後期法律執行情況參差不齊。

編譯自:
Manky, O. (2014, April). Negotiating the margins: the trajectories of subcontracting in the Chilean and Peruvian mining industry. In 32nd International Labour Process Conference, Kings College, London (pp.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