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視勞工權益的中國終將自食其果】

編按:在2015年12月大規模打壓勞權人士後,中國工人的集體行動數目再次上升。在工廠一間接著一間的關閉時,到底怎樣做才會讓基層工人的勞動條件改善起來?中國政府把勞工團體趕盡殺絕,又多次打壓集體行動,憤怒不滿的勞工只會訴諸更極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來追求自己的目標,而這恰好是政府急於避免的後果。

文:郭展睿(中國勞工通訊)
編輯:紅氣球

就在今年2月的農曆新年即將到來之時,東莞興昂鞋業有限公司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一個犧牲品。訂單數量下降、生產成本上升,這家為主要國際鞋履品牌代工了13年的公司面臨關張,旗下2000名員工也即將失業。

鑒於這幾年中國勞工權益活動和衝突的增加,有人大概會以為,興昂在1月宣佈工廠歇業的時候,員工會罷工或者組織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然而,事實是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多數員工看來對公司管理層提出的裁員方案感到比較滿意,平靜地離開了。

不過,興昂的員工並非不聲不響地聽從命運的安排。過去十年裡,他們組織過多次罷工,要求得到更好的薪資與福利。正是因為這種長期的權益活動,才令興昂的管理層確保工廠停業之前員工拿到了應得的報酬。

可是,中國各地還有其他成千上萬個例子,工廠關門,老闆卻遠遠沒有那麼遵守勞工法規。中國宣稱要依法治國,但政府本身經常無法保證僱主在勞工合法權益方面履行義務——結果導致了更多的抗議。避免衝突增多的唯一辦法,就是政府執行法律。

過去幾年裡,中國的罷工與勞工抗議事件數量穩步上升。根據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的記錄,2014年的此類事件有1379起。到了2015年,這一數據翻翻,達2774起,而2016年的第一季度就有877起。這些抗議活動最大的誘因是欠薪,其他原因被遠遠甩在後面。在多數案例裡,僱主直接決定不付工資、砍掉加班費,總的來說是讓員工難以忍受,繼而自行決定離開。假如員工拒絶辭職並要求得到報酬,老闆往往就會消失,讓員工承受損失,無處可去。

面對越來越多的勞工權益活動,政府的反應是加以打壓。政府官員受上級警告,如果自己任內爆發騷動,他們就會丟掉飯碗。於是,他們的應對辦法是威脅罷工人員、騷擾他們的家人,還動用防暴警察來驅散抗議活動。去年12月初,廣東當局更進一步,帶走了十多名勞工權益專業人士。他們全都在地方組織工作,曾在化解多起勞工糾紛的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迄今為止,還有兩位著名的活動人士拘押在廣州,等待審判。

中國政府幾十年來未能執行那些本該用以保護勞工的法規,如今它在因此付出代價。在經濟繁榮的時代,地方政府急於吸引投資,特別樂意對無視法規的老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往往還積極參與他們的不法活動。比方說,規模巨大的東莞裕元鞋廠多年來一直剋扣員工福利,而當地政府對此心知肚明。直到2014年,4萬名員工組織了為期兩週的罷工,他們才拿到了應得的全部報酬。

經濟繁榮時期從未受到支付員工福利壓力的那些僱主,如今生意不順的時候自然不會突然遵紀守法。而面對無所作為的政府,勞工要想保障無視法規的老闆掏出錢來,唯一的辦法往往是採取集體行動,通常需要當地勞工活動人士的協助。這些活動人士是集體協商的專家,可以將勞動者組織起來,讓僱主與他們談判。比如,去年的時候,廣州利得鞋業的大約2000名員工進行了長達九個月的維權活動,在經過多輪集體談判之後,最終說服了管理層履行法律義務。

通過說服僱主與員工談判,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在幫助化解數十起勞工糾紛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比如利得鞋廠罷工事件。這家組織與中國勞工通訊存在合作關係。不過,成功解決利得糾紛僅僅六個月後,服務部的總幹事曾飛洋及兩名員工在去年12月對活動人士的打壓運動中被帶走。曾飛洋和一名員工目前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為由遭刑事拘留,而服務部處於實際暫停的狀態。廣東當局還讓本地的其他勞工組織越來越難以為繼,警告它們遠離糾紛,否則就有遭到拘捕的危險。

廣東的這些勞工權益專業人士探索出了一套化解糾紛的成功辦法,方式是將勞動者組織起來,幫助他們總結自己的要求,選出能與資方進行直接談判的人選。沒有這些能起緩衝作用的集體談判專家的影響,憤怒不滿的勞工也許會訴諸更極端乃至暴力的手段來追求自己的目標,而這恰好是中國政府急於避免的後果。

比起如今似乎鐵了心要讓曾飛洋及其同事停止工作的政府官員,他們在保障中國的勞動法規得以執行方面的作為要多很多。中國政府不應懲罰抹黑這類活動人士,而是需要向他們學習,保證明文保護的法律能真正得到執行。讓僱主遵循勞動法規將提高勞動力的滿意度——這樣做符合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利益。

原文:http://m.cn.nytimes.com/opinion/20160513/c13croth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