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黑獄」中的23天:瑞典人權人士披露遭拘押經歷

中國「黑獄」中的23天:瑞典人權人士披露遭拘押經歷

編按:達林是瑞典公民,因在中國建立NGO提供法律援助與法律培訓,而在維權律師集體被抓捕事件後,亦被中國國安部拘捕。期間他被提審,後被安排上CCTV電視「認罪」,及後被驅逐出境。這是他首次披露被中國國安部拘捕23天的經歷,他感悟在當下如此嚴苛的管治之下,ngo影響改變中國的時代結束了。

來源:紐約時報
黃安偉 2016年7月11日

泰國清邁——彼得·達林(Peter Dahlin)被關押在北京一個秘密監獄裡的第十天,中國的國家安全官員們給了他一個驚喜。那是比聽到自己樓上的牢房裡有人被打更令他驚訝的東西。

他們給他看了一份文件,與他在中國創辦的幫助人們獲得法律服務的機構有關。文件中有員工、合作夥伴和受資助者的名單。但這份文件不是安全官員們編出來的。它似乎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美國非營利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所準備的,該基金會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國國會資助。

這份內部報告記錄了達林創辦的這個小型機構,在過去的五年裡如何獲得該基金會的資助,以及機構項目的詳細內容。報告似乎本應只在該非營利組織最上層的董事會中傳播。

「我意識到這一定是通過某種方法直接來自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達林在接受採訪時說,他還說,他以前從未見過這份文件。

達林是瑞典公民,他在今年早些時候被中國強大的情報與反間諜機構國家安全部拘留審訊了23天。當局在全國的電視節目中播放了他為所犯的不明罪行道歉的鏡頭。然後,安全官員將他驅逐出境。

他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首次描述了自己的遭遇,為人們了解中國安全機構把懷疑的矛頭指向外國非政府組織、並且不遺餘力地監督這些組織的做法提供了一個異常清晰的視角。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警告致力於建設公民社會——比如通過對律師和記者進行培訓,以及那些針對收入不均問題的項目——的西方非政府組織,它們是在破壞共產黨的統治。習近平一直在領導着一項既限制西方影響、也打擊中國基層維權行動的廣泛努力。

今年4月,中國政府通過了一項立法,要求在中國的所有境外非政府組織——據一項估計,目前有約7000個——找到一家中國的官方負責單位,並在公安局登記註冊,公安局將擁有針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新的監管權。

達林的組織在中國相對來說不算有名,這個名叫「人權衛士緊急救援協會」(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的機構是他在2009年幫助成立的,目的是促進發展中國的司法獨立,這正是習近平所試圖扼殺的組織類型。

達林被驅逐出境後,我和一位同事在泰國北部找到了他。他正試圖在那裡重振旗鼓。中國當局正在越來越頻繁地使用讓人在電視台上認罪的方式,來恐嚇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同事,而且很少有人事後敢公開談論自己的經歷。

但現年36歲的達林在作出結論,認為自己的中國朋友不會面臨報復之後,同意接受採訪。他曾學習政治學,還在瑞典政府工作過。

達林說,他和中國律師王全璋在香港建立了他們的組織,是以民營企業的形式註冊的,因為在新法律出台之前,中國大陸沒有有關註冊境外非政府組織的規定。他們有大約15到20名僱員,其中大多數是兼職人員,而且除了達林和一個美國人外,都來自中國本土。

他們的活動並不張揚,只是為對起訴官員和機構感興趣的律師和其他人舉辦研討會,以及提供應對危機的法律援助。該組織專門對中國的信息自由法規進行解釋,為做調查報導的記者提供培訓。

達林說,他知道安全機構一直在監視他的組織。但他說,在2013年習近平上任後不久,監控變得越來越嚴。然後在去年,發生了對維權律師團體的鎮壓。曾與達林的組織一起工作的一些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已經離開了這個組織的王全章。

達林說,安全官員手中有監視攝像器拍攝的照片,與參加該組織去年在泰國南部舉辦的培訓班的中國公民有關。

達林是在1月3日被拘留的,是在他打算離開中國辦理延長簽證事宜的幾小時之前。十幾名安全官員帶着授權令來到他和他的女友、中國公民潘金玲(音)位於北京一條胡同的家中。

他們沒收了計算機、手機、硬盤、銀行卡、收據、一個保險柜、17.5萬元人民幣的現金,以及他每天需要服用的、控制一種罕見的腎上腺疾病的藥物。他們很快把他送到一個在中國被認為是黑監獄的沒有標誌的看守所。這個看守所在一個機場附近,所有房間的牆上都有厚墊子。

達林說,他每天被提審,每次提審通常是在晚上他疲倦的時候,一般會持續幾個小時。審訊是在與牢房不同的房間裡進行,房間裡有一張桌子和刺眼的燈光。

他說,審訊人員並沒有打過他,但嘗試過不同的策略以向他施壓。

開始時,他們試圖不讓他睡覺,整夜都不關他牢房裡的日光燈。達林對該拘押中心的一位女主管說,根據國際公約,這等同於酷刑之後,這種做法很快停止了。

達林說,據他判斷,他和潘金玲以及至少三名同事都被關押在這個中心,但他們都被隔離起來。第一周後的某個時刻,達林聽到樓上有很大的聲響。聽起來好像是審訊人員「對某個人大打出手,」他說,他還說,他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一名同事。打人持續了好幾天。(他後來得知,受害者確實是一名同事。)

達林說,審訊者一直想把他和他的組織,與中國南方的活動人士蘇昌蘭在2014年舉辦的一次支持香港親民主示威活動的聚會聯繫起來,他們也試圖把他的組織與幫助一名被逮捕律師的十幾歲兒子偷渡緬甸一事聯繫起來。

達林否認自己在這些活動中有任何作用,審訊人員最終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行動,特別是國際組織與國內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上。

比方說,按照達林的說法,他們似乎意在搜集受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的組織的信息,儘管歐盟給達林的組織提供了更多資金。

國家民主基金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尚未確定達林看到的那份文件的源頭,也不清楚中國當局如何獲得了那份拷貝。

安全官員也向達林提到或者展示了在中國與他的組織共事過的幾乎每一位律師的名字,還有該組織員工近期的往來郵件

儘管能如此大面積地獲取信息,這些官員似乎「對NGO組織如何運作,國際基金會如何運作,如何轉移資金,什麼是項目計劃都不甚了解,」達林說。「他們基本上是在試圖了解這個領域,以便對它採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達林稱,被監禁兩周之後,他被要求坐在攝像機前,面對來自官方傳播機構中央電視台的一名記者。兩人都被要求照着事先寫好的講稿講話。

「當我看到那些問題和答案,情況就變得再清楚不過了,好吧,這是一場公關行動的一部分。這些會在中央電視台上播出,」他說。「我要出名了。」

講稿有七八個問題和答案。達林表示他之所以同意合作,是因為當局已經表明會將他驅逐出境,而他想加快這個過程,也想讓潘金玲儘快獲釋。

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裡,達林宣稱他的組織做出了違法行為,他曾經盜取資金。他還表示自己「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他拒絕按安全人員的要求將三名同事指為「罪犯」

到了1月19日晚,中央電視台播放了達林認罪的畫面。兩天後,他被告知獲準保外就醫,將被送回國。警方返還了之前沒收的幾乎所有物品,除了約3500美元的資金。警方表示這些錢被用於寄養達林的貓,以及給他買飛往斯德哥爾摩的單程機票。

1月25日,達林被蒙上眼睛,在由五輛車組成的車隊的護送下去往機場。

在機場的接待室內,一名工作人員宣讀了一份指令,禁止他在之後十年進入中國境內。然後,警察押送他上飛機,給他在頭等艙安排了一個座位。一名乘務員遞給他一杯香檳。

達林被遣返當日,中國外交部表示,達林涉嫌「資助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犯罪活動」。同一天,潘金玲被釋放。

「我覺得對於NGO來說,在中國施加影響做出改變的時代眼下似乎結束了,」他說。「目前,公民社會嘗試施加影響的範圍似乎變得越來越小。」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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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h Kessel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翻譯: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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