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的致命生命》: 國家和資本“安全”了,那物流工人呢?

《物流的致命生命》: 國家和資本“安全”了,那物流工人呢?

文:灰中 我們的IR

2002年,在十天戲劇性的停工後,美國總統布什做出了一個震驚了美國勞工界的舉動,利用Taft-Hartley法案逼迫國際碼頭與倉庫工人復工。驚人的不在於布什使用了Taft-Hartley法案,而在於他的反常使用。此法案1947年通過,它在原本利於工人的國家勞動關係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了什麼是“合理”的工人抗爭,從而多次被用以鎮壓工人行動。不過2002年是它首次在雇主關閉工地的情況下被使用。布什的法院禁令,針對的不是一次工人發起的停擺,而是雇主控告工人在談判期消極怠工,關閉碼頭引起的停擺。政府不僅沒有斥責雇主,反而用Taft-Hartley法案威脅工會,逼迫工人順從這些無恥的雇主。

美國政府2002年介入停擺案,不僅顯示了美國工人自從70年代一直面臨的攻擊,還展示了物流工人的特殊力量。在《物流的致命生命》(The Deadly Life of Logistics)裡,作者Deborah Cowen講述了供應鏈崛起的故事:她分析了物流革命如何改變了創造利潤的邏輯,同時改變了政府使用武力的策略。 Cowen指出了物流與日俱增的重要性:它在現代生產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同時在整個供應鏈中具備自行創造利潤的能力。然而,她也發現,全球各地政府為了保護這些越來越重要的經濟流動,創造了新的保安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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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碼頭雇主關閉工地發生在911事件之後。 911事件對政府產生了重大影響,但影響到政府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911之後,各國國境被嚴格管控,嚴重擾亂了國際貿易。這場經濟打擊突然提醒了政府,除了邊防,它們同樣不能忽略出入美國、供應美國的日用品(以及每天的利潤)貿易渠道。這正是供應鏈安全(supply chain security)問題在美國崛起的根源。截至2014年,美國已經產生了11個供應鏈安全計劃,以及一系列針對供應鏈具體成分的項目。這些項目對各國的物流工人有直接的影響。

美國最早的供應鏈安全計劃始於2002年,和鎮壓碼頭工人事件同年。 2007年,人們又見證了美國供應鏈安全計劃的其中一個主幹項目的成立:運輸工人身份證明(Transport Workers Identification Credential,縮寫為TWIC)。 TWIC是一個龐大的項目,旨在檢測和監管全球生產系統中的物流工人,以保證美國供應鏈的安全。它的關注焦點在碼頭——因為碼頭是全球生產系統的關鍵通道,因此受國家的特別管控。 TWIC指定,只有通過了特別安全監察的人才能進入到碼頭。碼頭工、碼頭文員和碼頭卡車司機為了工作,都必須進入到碼頭,但在TWIC執行了之後,已經在碼頭工作的工人,甚至在此工作了多年的人,為了繼續他們的工作,就必須重新經過檢測,以獲得碼頭的通行證。這個檢測過程設置了一系列違反禁止就業歧視法的入侵性個人背景調查。工人能否得到通行證,取決於他們有多接近“安全威脅”的形象,而這明顯含有平等就業機會法案裡保護的種族因素。政府還可以憑碼頭工人的犯罪或“有意願”犯罪記錄拒絕發行通行證,這樣就又形成了一種超越正常勞動法,以“安全”的名義管理碼頭勞動力的渠道。 TWIC以“安全”的名義繞過了勞動法,罷免了工人的勞動權益。

Cowen指出,隨著物流和供應鏈保護越來越進入國家安全計劃的核心,物流中心(特別是碼頭)逐漸成為站在正常國家法律以外的空間;而威脅到產品流通的物流行業勞資糾紛,逐漸成為政府眼中一個國家的安全問題。因此,碼頭工人在他們的工地上被剝奪了公民權益。在這裡,他們接受的不是美國法律,而是另外一套專門針對“國家安全問題”的規則。 “供應鏈安全”成為了國家安全的重要成分,而“國家安全”這個詞被用來控制物流行業工人的行動,讓資方佔了便宜。

在美國,911事件只是促動了美國政府反省,但供應鏈何以對國家變得如此重要,我們還需要一個解釋。說到供應鏈安全,就必須從現代供應鏈概念和實施的崛起談起,而Cowen為我們介紹了1960到1970年代物流技術和概念的一些重要轉變。現代供應鏈的基礎是幾項讓全球化生產真正可行的運輸創新。但集裝箱等技術還只是物流革命的一個前提。和技術同樣關鍵的,是它帶來了一個概念轉變。

在60年代的物流技術創新、物流效率急速上漲和全球生產愈發可行的前提下,商家從把搬運視為一個要壓縮的生產成本,學會把生產地和消費者的距離,以及生產鏈的地理佈置視為一個可以自身製造利潤的程序。在這個概念的轉變中,曾經分開的“物質管理”(materials management)和“物質分配管理”(physical distribution management)兩個領域結合成了“商業物流”(business logistics)。當前者旨在“節省的生產後成本”,商業物流卻看中了“流通中的增值(value added)”。商業物流的基礎是“整體成本分析”(total cost analysis),考慮的包括儲藏成本、空間利用成本、運輸成本、勞動成本以及其他影響到整體生產,以及把產品送到客戶手裡的成本。在整體成本分析下,企業會以這些因素的整體考慮決定生產的空間佈置。也就是說,整體成本分析讓物流安排成為了一個創造利潤的核心。當年的物流革命讓物流行業對經濟運轉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不是簡單地因為國際貿易的增長,而是因為物流徹底地成為了生產中的一部分。它再也不只是生產和客戶之間的一個橋樑,而是整個生產計劃的一部分。物流允許了分散到各地的生產流程,而它是決定整個生產計划划不划算的一個主要考慮。在這個分析整體成本的年代,它可以決定一個生產程序該放在哪個國家或城市,從而影響整個生產鏈的地理佈置。

今天管控國際貿易的零售商巨鱷把物流放在他們生意的一個中心位置。沃爾瑪,我們這個時代的零售商典範,在商業界主要被視為一個物流公司。當一個過於浮腫的資本在尋找更多可以榨出利潤的投資領域,物流允許了資本通過生產的空間管理創造利潤。美國工業外移到中國,就是這個走向的表現之一。從整體成本分析的角度來評估,把生產搬到離消費者更遠的地方突然變得很合理了。以前的資本家只是把物流看作生產之後不得不走的麻煩過場,但如今,物流卻成為了他們賺錢計劃的核心。物流革命之前,生產過程在廠門口就結束了,而如今的資本家認為,生產可以遠遠超越一個工廠的範圍。創造利潤的空間不限於工廠;從產品原材料的製造,直到它進入消費者手中的那一刻,全部都屬於生產過程——物流就在其中。

全球化生產的惡名昭著,就在於它通過遷移生產,使得工人更容易被替換,以及分散的生產程序弱化了各國工人的力量。在這個工人權利普遍削弱的情況下,有些作者提到,物流工人潛在的力量卻大幅增長。航船、鐵路和公路現在是連接產品不同生產階段的動脈;而物流工人扼住的正是全球經濟的咽喉。他們的行動對於資本的運作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佔據的是全球工廠幾個無法替代,也無法繞開的工位。

與其它作者一樣,Cowen看到了物流行業的關鍵性,但她在其他人的分析上加上一個新的層面。她指出,各國的政府和商家並沒有忽略物流行業和物流工人的重要性。在今天的全球化經濟裡,在這個經濟管理經常都是涉及到“吸引投資”的年代,物流系統的問題不僅是商家的擔憂,需要與其它國家競爭、吸引投資的國家也念茲在茲。而各地的政府都在採取措施,避免物流系統出問題。美國政府在911後封鎖邊界之時,突然發現了物流系統的重要性,因此10多年牽頭成立了一個保障國際供應鏈安全的系統。正因為物流工人在全球生產中的力量,它們成為了這個安全系統的主要目標對象。美國的TWIC項目並不特別。目前很多國家,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有類似的項目。美國政府2002年對國際碼頭與倉庫工會的攻擊,顯示了物流系統的停工和打擾,被國家和資本塑造成一個“安全問題”,從而合法化各種對物流工人的攻擊。在我們看到物流工人新生的力量的同時,Cowen也指出,我們必須看到各地政府對這批工人的特殊管控和攻擊。

供應鏈安全以國家安全的名義模糊了物流工人的法律權益,以及民法與反恐的界限。而Cowen進一步指出,它同時也模糊了國家和私有領域的界限。在各地政府越來越把安全、高效的供應鏈視為國家安全的一個基礎,它們也越來越傾向與私有資本合作,以保障國家的供應鏈安全。被多地模仿的美國海關-貿易反恐合作(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縮寫為C-TPAT)框架是一個好例子。 C-TPAT為了提高供應鏈安全,給配合他們供應鏈安全自願項目企業一個優待,包括在資本自己投資安全措施的時候,海關會減少檢查和管控,加快它們產品過關的時間。新西蘭、墨西哥、新加坡和歐盟等經濟體都模仿了這個項目。通過這樣的項目,政府避免了自己再花錢建一個安全系統,等於把這個工作承包了給各個私有企業。這也就等於把國有資源讓渡給私有企業管理,用國家的資源來支持私有企業的供應鏈安全。這種合作恰恰告訴我們,在這個國家與企業一起去為投資競爭的經濟中,政府和私有企業的利益越來越一致,他們的合作也越來越緊密。

在很多國家,政府和本地資本家的利益從來也都沒有清楚的區分,所以也許這些特殊對待、國家與私有界限的模糊被視為常情。但政府與資本對於物流行業愈發關注,管控愈演愈烈則是一個全球現象。無論是哪裡的物流工人,他們在勞資矛盾中面對的不僅是他們的老闆,還有同樣依靠他們勞動的政府。 Cowen的研究讓我們看到,在資本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中,國家也成為了物流系統順暢與否的重要利益相關方。為了保證國家的經濟運行,國家成為了物流工人的一個直接剝削者,而物流工人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跟國家的關係也從一個公民與國家的關係,轉向一個勞動力與資本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