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草根的社會經濟實踐記(二):農民工的另類社區實驗

內地草根的社會經濟實踐記(二):農民工的另類社區實驗
原題:社會經濟:另類生活中的空間抗爭
文:梅若
編輯:紅氣球
編按:提起社會經濟,大家第一時間會想起什麼? 公平貿易、社會企業、共享經濟、特式有機市集…….以上這些大概就是主流對社會經濟的想像,是一種以城市中產群體作為主導的想像。然而,隱匿於城市中的外來打工群體對社會經濟的想像是怎樣的呢?他們如何透過社會經濟去連繫群體?   以下的文章會分為兩篇去介紹內地草根群體的社會經濟實踐。第一篇是透過「工友之家」去講述勞動者的另類空間拓展。第二篇是以「半截塔村」的事例,帶出外來工是如何透過社區經濟的去建構自己的社區作為一種生活上的空間抗爭。
社區廚房:流動的美食生活教育
接下來,目光從遠郊的平谷桃園轉至昌平近郊的半截塔村(下稱半塔村)。半塔村位於北京市昌平區東小鎮,是外來人口的聚集地,有大量隨遷的子女在這裡生活。因為父母都在周邊打工或做小生意,孩子只好託付給附近的打工子弟學校。學校放學了,父母還在幹活,孩子們就在社區裡瘋跑,安全和教育都成了父母難以兼顧的難題。
八年前,一個叫“農民之子”的青年公益團體來到了半塔村。農民之子全稱“北京農民之子文化發展中心”,前身是北京師範大學的支農社團,2006年林爐生和衛宏等七位社團老會員聯合成立了草根公益團體“農民之子”,以更好地把在學生時代受過影響的青年人團結起來,延續其公益熱情,投身社會改良運動實踐。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農民之子成立後,在實踐層面以關注流動兒童為主,為外來工子女開設圖書館,讓孩子們放學後有固定的去處,並提供課業輔導,幫助孩子們提高學習能力。同時也為外來工提供二手衣物義賣、中醫診療等服務。除此以外,農民之子也探索自然教育等另類教育實踐。作為關三農的機構,農民之子有願望搭建城鄉交流互動的平台,讓城市裡的人們認識鄉村,也讓鄉村的孩子增進對城市的了解。在流動兒童社區服務中,工作夥伴發現,從農村來的孩子對鄉村自然的認識也很有限,農民之子於是也開始了流動兒童自然教育的探索。
2007年初,農民之子給流動兒童舉辦了一次獨特的冬令營活動。  “我自小在山里長大,對自然有著天然的熱愛,”林爐生分享說,“我們理解的自然教育,來源之一是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5]《愛彌爾》的自然主義教育,另外則是老莊的道法自然思想。”這次冬令營讓林爐生體認到,教育的關鍵不是給孩子多少知識,而是讓他們主動參與體驗。孩子的世界是經驗的世界,而非概念的世界。隨著實踐的深入,農民之子的自然教育在不斷的摸索中逐漸成型,成為了團隊的核心價值。
2008年,農民之子帶著大學生志願者進駐半塔村,以流動兒童安全教育和課業督導作為主要手法開展工作,同時也探索把自然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半塔村的流動兒童服務中來。
2012年秋天,半塔社區開始啟動以食物為主題的自然教育。工作夥伴充分利用社區環境,開設自然學堂,將半塔唯一的郊野小公園當作課堂,陪伴孩子們學習認識不同節氣,觀察氣候變化,挖野草、種大蒜,用最簡單的方式開始自然教育。那一年冬至,工作夥伴邀請了大人小孩到社區過節,一起佈置象徵黑暗光明交替的場景和美麗的“螺旋花園”,在點亮的燭光前分享一年的收穫。每個人都那麼安靜,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
“那一刻,真是太感動了,我感受到了流動的人們渴望安寧、平靜內心的力量。”工作夥伴春泥分享說。在日常生活裡,自然和生活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情。但那一刻,大家一起分享食物,體驗和大地、自然、社區的關係,真切而動人。自然學堂難以匯集的社區凝聚力,在一次小小的食物分享中獲得了啟發。
是次分享引發工作夥伴重新思考,如何讓社區居民更深入地參與社區生活,建立更緊密的社區聯結。隨著探索的深入,大家發現食物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自然教育和社群參與的媒介。外來流動人群生活在垃圾成堆、嘈雜密集的環境當中,又難以脫身到自然情境中體驗,唯一能夠建立和自然、大地聯結的東西,可能就是食物。流動社區的父母繁忙勞作,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的起居飲食,孩子們只好在街上的流動攤位買一些近乎垃圾食品的食物來充飢。忙於生計的父母即便能抽空做飯,也只能滿足果腹的需求,很難顧及食物的安全與健康。由此看來,在食物上做文章,大有可為。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2014年初,“社區廚房”[6]成為半塔可持續生活探索的一部分,被開發出來為社區居民服務。社區廚房提供空間場地,設置每週末一天是每日一餐的活動時間,邀請小朋友帶一些家裡的簡單食材來參加活動。工作夥伴會給孩子們講解食材的生長特性、食用方式,並提供小額零錢讓孩子們組成廚房小幫手,在每週六上午去半塔趕集,然後回來將食材分類清洗,再分工做飯,最後分享食物,並處理廚餘用於堆肥。
在社區廚房裡,孩子們是主角,一起學習挑選食材、分工做飯,甚至一起探討吃什麼不吃什麼。他們是社區廚房的小主人,真正扮演起了“當家人”的角色,在家裡一般很難有機會決定的事情,在社區廚房可以拿一回主意。一個學期下來,社區廚房不僅成為深受社區家長和孩子喜愛的活動,而且還影響到家庭廚房——孩子們經常會回家告訴爸爸媽媽,哪些是健康安全的食物。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另外,社區每月會舉辦一次“美食廚房”,讓有手藝的家長大顯身手,做一道地道的家鄉菜,通過手藝喚起鄉土的記憶——很多孩子們因為美食廚房才知道真正的家鄉味道。大人小孩既品嚐了美食,也實現了食物教育,透過食物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經過一年多以孩子為主體的社區廚房實踐之後,工作夥伴進一步將社區廚房廣泛地開放給其他社區居民。  “半塔是一個綜合性社區,流動兒童的教育和社區發展緊密相關”,負責半塔社區工作的王春華老師分享道。  2015年底,社區廚房開始經營性嘗試,分不同時段開放給社區的不同群體,有年輕人的廚房活動,有婦女的美食比拼,也有社區工作中不同學習圈子的聚會。王春華說:“一個廚房,將社區裡生活的人聯繫在了一起。原來上飯館一頓幾十塊甚至上百塊,又貴又不健康,現在十幾塊甚至各自帶點家裡的剩菜剩飯就可以來社區廚房聚一聚,不但經濟實惠,還加深了情感交流。”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現在,社區廚房作為半塔社區服務的特色,凝聚了外來工社區居民的關係,也支持了大家減少生活開支,享有公共生活。大家聚在一起不只是吃吃喝喝,社區青年人還會被社區廚房動員起來,參與社區治理的討論,包括流動社區居民要過一種怎麼樣的生活等等。
作為社區實務工作者,王春華紮根社區生活,和流動社群一起生活工作多年,雖然沒有孫恆在工人合作意識上的敏感定義,但深知這些流落在城市裡的外來者,需要聚集聯結的機會,以發展出比獨立個體更有價值的事情。社區廚房暫時還只是起到聚合的功能,未來希望能有更多實踐,讓社區廚房真正帶動社區居住者的生活。
 0219_4 (1)
真實的烏托邦:城市縫隙中的可持續實踐
無論是已經具備工人合作社條件的工友之家還是仍在社區摸索互助共生的半塔社區廚房,在筆者看來,二者都是一種另類生活實踐,致力於把流動的社群緊密地聚集起來,探索共同生產、共同生活的可能,在不同發展階段尋找一條朝向更利於基層勞動者民主參與和平等合作的路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社會經濟的探索。
“社會經濟”這一詞條已經被用於許多經濟形式。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社會經濟就已成為公眾討論替代主流經濟的選項,而加拿大魁北克社會經濟[7]和西班牙蒙德拉貢工人合作社[8]的典範案例,則加深了人們對於社會經濟的認知、理解與興趣。筆者更認同的定義是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right)[9]在《真實烏托邦》[10]中的描述,“透過某一種形式的社會權力之運用,而被直接組織及控制的社會經濟。社會權力是根植於公民社會的自願結社,同時也立基在組織人們參與各種集體行動的能力之上的權力。社會經濟原則包含運用社會權力所直接組織的商品及勞務生產及分配。”
在工友之家的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中國社會經歷了三十年的市場經濟,基層勞動者在資本霸權的控制下已被解構成一個個孤立無援的個體,分散在社會底層。計劃經濟時代的集體合作價值體系已徹底瓦解,而城市生計成本又越來越高。失去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城市流動社群需要一種新的合作方式,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才能重建生活和工作的基礎,創造更自主和有尊嚴的生活。與此同時,對於工友之家這樣的組織,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如今的百人團隊,早期依靠政府和基金會項目資助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當前發展需要。工友之家從最低成本的文化合作開始,到教育合作和消費合作,再到城鄉互動的經濟合作,經過十四年探索式的發展,為何要走到經濟合作?這既是主觀願望的選擇,也是客觀歷史條件的被動轉型。除了回應現實需要以外,工友之家的合作經濟更注重生產目的的民主、過程的民主和結果的民主,讓生產者和消費者充分參與其中。收益主要用於內部成員的基本生活所需和再生產的集體資源積累,在合作中更重視參與、民主、個人及集體責任原則。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11]早在2011年就鼓勵發展社會經濟,她在《為什麼要談社會經濟?新烏托邦從理論到實踐的跨越》[12]一文中指出:“我們認為,經濟的發展必須回歸社會,將市場經濟逐漸向社會經濟轉變。從根本上來說,社會經濟不是服務於資本積累的,而是重新將經濟發展嵌入社會關係中的一種新型模式。社會經濟的實踐是多元化的、開放性的、非壟斷的,真正回歸社區和人的發展需求。”
在這個意義上說,農民之子的社區探索路徑很有意思:從關注流動兒童教育到探索自然教育,到把自然教育引進社區,發現食物更易於成為社區自然教育的載體,以廚房和食材的方式推動社區參與和互動,進而探索各種廚房的經營,活化社區資源和人群,回應居民的生活需求。
親近自然、食物自主和食品安全看起來是中產階級才有餘力關心的話題,農民之子在資源匱乏、生活艱難的半塔社區推動反思消費觀念和食物安全的工作,無疑是在城市縫隙中的一種令人感動的努力。社區廚房工作夥伴春泥分享說:“我們知道食物教育對於社區裡生活的每個人都很重要,不僅為人們帶來身體的健康,更讓人們因此有了生活安定的寄託。當人們內心發生了聯繫,就會生長出更大的合作可能。”王春華強調,在社區工作中,重要的是如何透過人們的合作支持來達致社區的改變,需要整個社區的參與和治理,環境才能有鬆動的空間。她同時認為,要回到人本去理解社群服務工作,在探索社會經濟過程中,更要回到社群、回到自然、回到人與自然的關係當中去理解經濟的價值。無論農民之子的社區廚房試驗是否能夠在“經濟”上持續,該試驗的意義不只限於降低生活成本,更是讓人們看到一種另類可能:缺少資源的基層人群透過合作也可以創造一種更自然、更健康和更具有社會關懷的生活方式。
社會經濟需要穩定的合作基礎。中國近三億的外來打工群體,最大的挑戰是其流動性,但這也是這個群體的特性。在流動過程中,打工者喪失了原有的社會支持網絡,生計方式和生存處境更加脆弱。對於這些缺乏資源的人而言,必須充分地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孕育出更大的力量。我們致力於推動社會經濟在基層勞動者間發揮的價值和作用,必須重視這種經濟方式建基於社群互助合作的基礎,運用和發展的是集體組織的力量。
這正是擺在從事外來工服務社群組織面前的挑戰。可幸的是他們已經邁出探討社群集體生活的第一步,無論如何,有對“烏托邦的美好計劃”的想像和探索,相信終會長出落地實踐的勇氣和行動,所有的思考、討論以及匯集的智慧都會成為社會改變的重要力量。
[註釋]
5.   讓·雅克·盧梭(1712—1778),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民主政論家,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開創者,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懺悔錄》、《植物學通信》等,其中《愛彌爾》體現了盧梭的自然主義教育觀念,主張降低書面知識的重要性,建議孩子的情感教育先於理性教育,尤為強調通過個人經驗來學習。該觀念深深影響了現代教育理論。
6. 關於“社區廚房”的內容,可參閱第七期《比鄰泥土香》的文章《打工者社區的萌芽之路》與《半塔社區的快樂廚房》。
7.   加拿大魁北克省於1996年舉辦了一場“就業與經濟高峰會”,成立了社會經濟專案小組,一方面深化魁北克社會經濟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在魁北克社會經濟中承擔協調職責,進一步深化和促進社會經濟的策略。在度上推動國家提供社會經濟的補貼,鼓勵社會經濟投資基金的發展,透過組織社群方式來完善治理,組織內部實行民主參與運作,其中重要的案例包括托育和居家照料服務等。
8. 現名為蒙德拉貢聯合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是西班牙第七大集團,世界首家勞工合作社,創立於1956年,由120家合作社的聯合體組成,股東多為公司僱員,以合作、參與、社會責任和創新作為基本的理念。
9.  埃里克·歐林·賴特(1947 –  ),美國維斯康辛·麥迪遜大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新馬克思主義主要代表之一,致力於研究階級關係。在其新馬克思主義觀點中,他基於馬克思的關係論視角認為,階級不能被簡單地定義為某種職業分類,而是一種控制資本、決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會關係。
10. 《真實烏托邦》,埃里克·歐林·賴特著,黃克先譯,林宗弘校訂,台灣群學出版社2015年出版。
11.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 ,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國勞工、性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問題。
12. 原文刊於《中國圖書評論》2014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