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草根的社会经济实践记(二):农民工的另类社区实验

内地草根的社会经济实践记(二):农民工的另类社区实验
原题:社会经济:另类生活中的空间抗争
文:梅若
编辑:红气球
编按:提起社会经济,大家第一时间会想起什么? 公平贸易、社会企业、共享经济、特式有机市集…….以上这些大概就是主流对社会经济的想像,是一种以城市中产群体作为主导的想像。然而,隐匿于城市中的外来打工群体对社会经济的想像是怎样的呢?他们如何透过社会经济去连系群体?   以下的文章会分为两篇去介绍内地草根群体的社会经济实践。第一篇是透过「工友之家」去讲述劳动者的另类空间拓展。第二篇是以「半截塔村」的事例,带出外来工是如何透过社区经济的去建构自己的社区作为一种生活上的空间抗争。
社区厨房:流动的美食生活教育
接下来,目光从远郊的平谷桃园转至昌平近郊的半截塔村(下称半塔村)。半塔村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镇,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有大量随迁的子女在这里生活。因为父母都在周边打工或做小生意,孩子只好托付给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学校放学了,父母还在干活,孩子们就在社区里疯跑,安全和教育都成了父母难以兼顾的难题。
八年前,一个叫“农民之子”的青年公益团体来到了半塔村。农民之子全称“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前身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支农社团,2006年林炉生和卫宏等七位社团老会员联合成立了草根公益团体“农民之子”,以更好地把在学生时代受过影响的青年人团结起来,延续其公益热情,投身社会改良运动实践。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农民之子成立后,在实践层面以关注流动儿童为主,为外来工子女开设图书馆,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固定的去处,并提供课业辅导,帮助孩子们提高学习能力。同时也为外来工提供二手衣物义卖、中医诊疗等服务。除此以外,农民之子也探索自然教育等另类教育实践。作为关三农的机构,农民之子有愿望搭建城乡交流互动的平台,让城市里的人们认识乡村,也让乡村的孩子增进对城市的了解。在流动儿童社区服务中,工作伙伴发现,从农村来的孩子对乡村自然的认识也很有限,农民之子于是也开始了流动儿童自然教育的探索。
2007年初,农民之子给流动儿童举办了一次独特的冬令营活动。  “我自小在山里长大,对自然有着天然的热爱,”林炉生分享说,“我们理解的自然教育,来源之一是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5]《爱弥尔》的自然主义教育,另外则是老庄的道法自然思想。”这次冬令营让林炉生体认到,教育的关键不是给孩子多少知识,而是让他们主动参与体验。孩子的世界是经验的世界,而非概念的世界。随着实践的深入,农民之子的自然教育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成型,成为了团队的核心价值。
2008年,农民之子带着大学生志愿者进驻半塔村,以流动儿童安全教育和课业督导作为主要手法开展工作,同时也探索把自然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半塔村的流动儿童服务中来。
2012年秋天,半塔社区开始启动以食物为主题的自然教育。工作伙伴充分利用社区环境,开设自然学堂,将半塔唯一的郊野小公园当作课堂,陪伴孩子们学习认识不同节气,观察气候变化,挖野草、种大蒜,用最简单的方式开始自然教育。那一年冬至,工作伙伴邀请了大人小孩到社区过节,一起布置象征黑暗光明交替的场景和美丽的“螺旋花园”,在点亮的烛光前分享一年的收获。每个人都那么安静,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
“那一刻,真是太感动了,我感受到了流动的人们渴望安宁、平静内心的力量。”工作伙伴春泥分享说。在日常生活里,自然和生活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但那一刻,大家一起分享食物,体验和大地、自然、社区的关系,真切而动人。自然学堂难以汇集的社区凝聚力,在一次小小的食物分享中获得了启发。
是次分享引发工作伙伴重新思考,如何让社区居民更深入地参与社区生活,建立更紧密的社区联结。随着探索的深入,大家发现食物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自然教育和社群参与的媒介。外来流动人群生活在垃圾成堆、嘈杂密集的环境当中,又难以脱身到自然情境中体验,唯一能够建立和自然、大地联结的东西,可能就是食物。流动社区的父母繁忙劳作,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起居饮食,孩子们只好在街上的流动摊位买一些近乎垃圾食品的食物来充饥。忙于生计的父母即便能抽空做饭,也只能满足果腹的需求,很难顾及食物的安全与健康。由此看来,在食物上做文章,大有可为。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2014年初,“社区厨房”[6]成为半塔可持续生活探索的一部分,被开发出来为社区居民服务。社区厨房提供空间场地,设置每周末一天是每日一餐的活动时间,邀请小朋友带一些家里的简单食材来参加活动。工作伙伴会给孩子们讲解食材的生长特性、食用方式,并提供小额零钱让孩子们组成厨房小帮手,在每周六上午去半塔赶集,然后回来将食材分类清洗,再分工做饭,最后分享食物,并处理厨余用于堆肥。
在社区厨房里,孩子们是主角,一起学习挑选食材、分工做饭,甚至一起探讨吃什么不吃什么。他们是社区厨房的小主人,真正扮演起了“当家人”的角色,在家里一般很难有机会决定的事情,在社区厨房可以拿一回主意。一个学期下来,社区厨房不仅成为深受社区家长和孩子喜爱的活动,而且还影响到家庭厨房——孩子们经常会回家告诉爸爸妈妈,哪些是健康安全的食物。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另外,社区每月会举办一次“美食厨房”,让有手艺的家长大显身手,做一道地道的家乡菜,通过手艺唤起乡土的记忆——很多孩子们因为美食厨房才知道真正的家乡味道。大人小孩既品尝了美食,也实现了食物教育,透过食物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经过一年多以孩子为主体的社区厨房实践之后,工作伙伴进一步将社区厨房广泛地开放给其他社区居民。  “半塔是一个综合性社区,流动儿童的教育和社区发展紧密相关”,负责半塔社区工作的王春华老师分享道。  2015年底,社区厨房开始经营性尝试,分不同时段开放给社区的不同群体,有年轻人的厨房活动,有妇女的美食比拼,也有社区工作中不同学习圈子的聚会。王春华说:“一个厨房,将社区里生活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原来上饭馆一顿几十块甚至上百块,又贵又不健康,现在十几块甚至各自带点家里的剩菜剩饭就可以来社区厨房聚一聚,不但经济实惠,还加深了情感交流。”
 △ 图片来自农民之子
现在,社区厨房作为半塔社区服务的特色,凝聚了外来工社区居民的关系,也支持了大家减少生活开支,享有公共生活。大家聚在一起不只是吃吃喝喝,社区青年人还会被社区厨房动员起来,参与社区治理的讨论,包括流动社区居民要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等等。
作为社区实务工作者,王春华扎根社区生活,和流动社群一起生活工作多年,虽然没有孙恒在工人合作意识上的敏感定义,但深知这些流落在城市里的外来者,需要聚集联结的机会,以发展出比独立个体更有价值的事情。社区厨房暂时还只是起到聚合的功能,未来希望能有更多实践,让社区厨房真正带动社区居住者的生活。
 0219_4 (1)
真实的乌托邦:城市缝隙中的可持续实践
无论是已经具备工人合作社条件的工友之家还是仍在社区摸索互助共生的半塔社区厨房,在笔者看来,二者都是一种另类生活实践,致力于把流动的社群紧密地聚集起来,探索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可能,在不同发展阶段寻找一条朝向更利于基层劳动者民主参与和平等合作的路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社会经济的探索。
“社会经济”这一词条已经被用于许多经济形式。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就已成为公众讨论替代主流经济的选项,而加拿大魁北克社会经济[7]和西班牙蒙德拉贡工人合作社[8]的典范案例,则加深了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的认知、理解与兴趣。笔者更认同的定义是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9]在《真实乌托邦》[10]中的描述,“透过某一种形式的社会权力之运用,而被直接组织及控制的社会经济。社会权力是根植于公民社会的自愿结社,同时也立基在组织人们参与各种集体行动的能力之上的权力。社会经济原则包含运用社会权力所直接组织的商品及劳务生产及分配。”
在工友之家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基层劳动者在资本霸权的控制下已被解构成一个个孤立无援的个体,分散在社会底层。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合作价值体系已彻底瓦解,而城市生计成本又越来越高。失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城市流动社群需要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重建生活和工作的基础,创造更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与此同时,对于工友之家这样的组织,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如今的百人团队,早期依靠政府和基金会项目资助的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发展需要。工友之家从最低成本的文化合作开始,到教育合作和消费合作,再到城乡互动的经济合作,经过十四年探索式的发展,为何要走到经济合作?这既是主观愿望的选择,也是客观历史条件的被动转型。除了回应现实需要以外,工友之家的合作经济更注重生产目的的民主、过程的民主和结果的民主,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充分参与其中。收益主要用于内部成员的基本生活所需和再生产的集体资源积累,在合作中更重视参与、民主、个人及集体责任原则。
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毅[11]早在2011年就鼓励发展社会经济,她在《为什么要谈社会经济?新乌托邦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12]一文中指出:“我们认为,经济的发展必须回归社会,将市场经济逐渐向社会经济转变。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积累的,而是重新将经济发展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型模式。社会经济的实践是多元化的、开放性的、非垄断的,真正回归社区和人的发展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民之子的社区探索路径很有意思:从关注流动儿童教育到探索自然教育,到把自然教育引进社区,发现食物更易于成为社区自然教育的载体,以厨房和食材的方式推动社区参与和互动,进而探索各种厨房的经营,活化社区资源和人群,回应居民的生活需求。
亲近自然、食物自主和食品安全看起来是中产阶级才有余力关心的话题,农民之子在资源匮乏、生活艰难的半塔社区推动反思消费观念和食物安全的工作,无疑是在城市缝隙中的一种令人感动的努力。社区厨房工作伙伴春泥分享说:“我们知道食物教育对于社区里生活的每个人都很重要,不仅为人们带来身体的健康,更让人们因此有了生活安定的寄托。当人们内心发生了联系,就会生长出更大的合作可能。”王春华强调,在社区工作中,重要的是如何透过人们的合作支持来达致社区的改变,需要整个社区的参与和治理,环境才能有松动的空间。她同时认为,要回到人本去理解社群服务工作,在探索社会经济过程中,更要回到社群、回到自然、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去理解经济的价值。无论农民之子的社区厨房试验是否能够在“经济”上持续,该试验的意义不只限于降低生活成本,更是让人们看到一种另类可能:缺少资源的基层人群透过合作也可以创造一种更自然、更健康和更具有社会关怀的生活方式。
社会经济需要稳定的合作基础。中国近三亿的外来打工群体,最大的挑战是其流动性,但这也是这个群体的特性。在流动过程中,打工者丧失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生计方式和生存处境更加脆弱。对于这些缺乏资源的人而言,必须充分地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孕育出更大的力量。我们致力于推动社会经济在基层劳动者间发挥的价值和作用,必须重视这种经济方式建基于社群互助合作的基础,运用和发展的是集体组织的力量。
这正是摆在从事外来工服务社群组织面前的挑战。可幸的是他们已经迈出探讨社群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无论如何,有对“乌托邦的美好计划”的想像和探索,相信终会长出落地实践的勇气和行动,所有的思考、讨论以及汇集的智慧都会成为社会改变的重要力量。
[注释]
5.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民主政论家,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植物学通信》等,其中《爱弥尔》体现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念,主张降低书面知识的重要性,建议孩子的情感教育先于理性教育,尤为强调通过个人经验来学习。该观念深深影响了现代教育理论。
6. 关于“社区厨房”的内容,可参阅第七期《比邻泥土香》的文章《打工者社区的萌芽之路》与《半塔社区的快乐厨房》。
7.   加拿大魁北克省于1996年举办了一场“就业与经济高峰会”,成立了社会经济专案小组,一方面深化魁北克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另一方面在魁北克社会经济中承担协调职责,进一步深化和促进社会经济的策略。在度上推动国家提供社会经济的补贴,鼓励社会经济投资基金的发展,透过组织社群方式来完善治理,组织内部实行民主参与运作,其中重要的案例包括托育和居家照料服务等。
8. 现名为蒙德拉贡联合公司(Mondragon Corporation),是西班牙第七大集团,世界首家劳工合作社,创立于1956年,由120家合作社的联合体组成,股东多为公司雇员,以合作、参与、社会责任和创新作为基本的理念。
9.  埃里克·欧林·赖特(1947 –  ),美国维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之一,致力于研究阶级关系。在其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他基于马克思的关系论视角认为,阶级不能被简单地定义为某种职业分类,而是一种控制资本、决策、他人工作和自己工作的社会关系。
10. 《真实乌托邦》,埃里克·欧林·赖特著,黄克先译,林宗弘校订,台湾群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
11.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问题。
12. 原文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