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野望--「十九大」為何重要?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下簡稱「十九大」)會在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世界各地傳媒透過「接近中南海的消息人仕」了解內幕,不斷放出獨家消息和傳聞。國際社會的焦點當然落在中共的權力分配(鬥爭?)和人事任命上,八月北戴河會議後,幾乎每天都有媒體對「十九大」權力分佈的分析和預測。那麼,中國政治變化下,中國的勞工維權和民間社會的處境,又當如何?

 

  自習近平上台後,除忙於透過「打貪」來整頓黨內對手外,其打擊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下簡稱NGO),以及民間維權力量,可謂毫不手軟。自2012年深圳開始清理勞工NGO、2013年的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2014年審判或抓捕許志永、高瑜、浦志強等,到2015年達致高峰,一邊推出境外NGO管理法和慈善法,一邊發生709維權律師和1203廣東維權人士的大抓捕,並大力打擊中國家庭教會和拆毀教堂,立法規管和政治打壓同步進行。直到2016年的「黨媒姓黨」以及烏坎村的秋後算帳和政治報復,中共宣佈全面管控傳媒;踏入2017 年,境外NGO管理法、慈善法等相繼立法實施,有關「709事件」和「1203事件」中,被捕的維權律師和勞權人士,大多都被判刑結案,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的調控和打壓,對民間維權力量的清理算是初步完成,下一步就是建立以黨員為核心的方式,加強對公民社會和非政府組織的管控。

 

  如果將對公民社會和維權的清理,放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脈絡裡,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和鄧小平被稱為中共的第一和第二代領導核心,各自有他們所秉持的核心思想。

 

毛澤東以鬥爭作為他的核心思想,貫徹「與天鬥,與地鬥,其樂無窮」,以不斷製造敵人來凝聚黨國,對內發動反右、文革等清除異己,掩飾錯誤決策,同時透過土改鬥地主還地於農,再利用剪刀差價奪取農民剩餘價值以進行軍事和重工業的現代化,過程充滿殘酷壓迫和不人道,卻被民族復興和富國強兵這些說辭所掩蓋以至消音。

 

而鄧小平承繼毛的黨國家業後,便要修補改正毛的路線所帶來的破壞,「改革開放、韜光養晦」就是鄧小平的路線。毛澤東是透過革命紅利和意識形態,動員群眾「上山下鄉」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那鄧小平就是以利益引誘農民往城巿集中,成為國際資本的廉價勞工,再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級官員和國企大幅從中取利。毛澤東對外以鬥爭為主維護民族尊嚴,鄧小平則是在不觸及主權底線下向西方「讓步」,以換取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其後鄧小平指定的兩位總書記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執行鄧小平的路線。但不管是毛還是鄧,他們最終的目標並非實現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在在鄧小平路線主導的中國社會下,某程度上默許勞工維權和公民社會採取,是因為鄧以及其後繼者都認為上述兩者有利現代化和民族復興,但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共路線作出了重大改變。

 

  習近平和中共紅二代,以及其代表的黨國精英,明顯表達出調整鄧小平路線的意欲,他們處於一種亢奮狀態,經過之前五年的試探,發現西方社會比相像中的軟弱,覺得隱鱗藏彩多年的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已經走在前列。他們認定中國的「成功」經驗——由第三世界到躋身全球第二經濟體,絕對可以向外推廣,尤其是向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展示,世界發展的道路並不必然要走西方文明所走過的路,也不必然要附帶民主和人權。

 

「十九大」的其中一個傳聞,習近平將會重寫中共黨史,廢除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核心地位,重新定位習近平為第三代核心的開端。在這樣的背景下,原本被理解為中國現代化軟件發展的公民社會和勞工維權,搖身一變成為西方社會的反華工具和境外勢力的滲透對象,如果習近平順利完成「十九大」的集權計劃,打破鄧小平的十年任期限制和「七上八落」,那麼未來公民社會和維權活動的處境,將會更加艱難。

 

  今年(2017)年二月,親中報章「香港商報」前助理總編龍鎮洋的辭職信在網絡上流傳,信中提及:「近年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正在加速再文革化,中國政治體制和社會改良的希望已經完全破滅。」。文化大革命開始於1966年,距今超過五十年,現年47歲的龍鎮洋其實並未出生,然而在中國官方控制的媒體裡本來平步青雲,擔任助理總編的他,卻仍然擺脫不了文革的陰影,並且認為現在中國社會正加速走向文革化,改良的希望已經幻滅,可想而知,形勢何其惡劣。

 

  文革前的時代背景,正是赫魯曉夫(或譯赫魯雪夫)在1958公佈「秘密報告」,引發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信仰危機,同時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失敗,造成死亡人數以千萬計的大饑荒,導致要親身認錯並大權旁落,與現今的時代背景差別很大。今日出現信仰危機的是西方社會,右翼民粹抬頭,民主制度和人權環保等普世價值被追擊和否定,同時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擴張,遭受到國內外的反全球化力量抵制,造就民粹排外保護主義的特朗普上台;佔領華爾街和歐債危機,曝露出資本主義在歐美遇到樽頸。而中國則以犧牲農民工和土地環境資源,創造經濟奇蹟,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外滙儲備國;雖然換來國內貧富極大差距和嚴重環境污染,但仍然可以對外宣稱成功翻身,推動一帶一路向第三世界輸出「(沒有附帶民主人權條件的)現代化革命」。

 

  「十九大」正是這個歷史拐點的開端,「一帶一路」則是路線圖。「十九大」決定的中共人事和權力變動,將會宣告習近平能否告別鄧小平年代,不再受限於十年任期和「七上八下」的潛規則,可大力推動「輸出革命」的龐大計劃。也正因為這樣,習近平在之前五年的任期,才一反過去滔光養晦的傳統,在權力位置還未坐穩的時候,不斷利用打貪來消滅黨內其他派系,並且成立多個小組集權於己,同時打壓國內公民社會的活動空間、控制傳媒和網絡、立法規管境外NGO,同時進行六四事件後最大型的政治抓捕行動,意圖消滅維權律師、勞工維權和其他民間維權人士的政治影響力,也近乎向基督(天主)教會宣戰一樣,不停拆除教堂和打壓地下教會人士。

 

  在上述行動中,最關鍵的除了黨內權鬥外,就是立法規管境外NGO的計劃。由於中國體制的特有架構,獨立於黨國體制的民間力量生存條件很困難,而且都是地下化的小組織。中國公民社會的大量發展,正起始於1995年中國要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故此不得不向國際非政府組織開放,以「隻眼開隻眼閉」的形式容許在國內活動,以及培訓和支持國內民間社會的發展。現在立法規管境外NGO,並在短短兩年間完成立法程序並實施,明顯是過橋抽板,並同時清理那些中國政府不歡迎的境外NGO——即推動人權、勞權和法律維權的NGO;過去一直活躍於中國的數千個境外NGO,在境外NGO管理法實施七個月後,只有近150間註冊成功。

 

  習近平以及其黨國精英,能夠成功在黨內集權和推動路線變革,是因為整個中國都處於一種歷史機遇的亢奮中,感到民族復興就在眼前;這一批黨國精英正是享受改革開放最大紅利的一批,他們和同代的中國城巿中產階級,不斷經歷中國的所謂勝利和成功,成為了他們對現今政治路線的信心根源。他們能夠一直將計劃推進下去的關鍵,是歐美國家和跨國資本集團,因為經濟利益而一直向中國妥協,被中國這個第二經濟體的身份綁架,怕得失了這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新救星。

 

沒有民間力量和民主運動牽制的國家機器和資本力量,就如沒有鎖鏈束縛的巨獸一樣,最終只會化身極權,吞食天地毁滅自身。而避免這個悲劇發生的力量,正瑟縮於暗角調理傷口中,希望能夠撐過「十九大」後可能更為嚴峻的社會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