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南街討薪事件」與集體經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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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則在互聯網上廣為傳播的“南街討薪事件”新聞,引起了很大的社會爭議。

圖片來源:互聯網

從表面上看,事情是這樣的:一群心懷理想的大學畢業生,來到南街村集團下屬某公司打工,也簽了勞動合同。在幹了將近一年之後,由於工資也不高,工作時間長,每天十二小時,工作強度大,令人難以忍受,在要求公司方改善勞動條件無果後,他們一群三十多人集體申請勞動仲裁,要求所在公司按照國家相關法律補償加班工資。

雙方勞動關系、加班時長證據確鑿,討薪合理合法。然而,公司一方卻並沒有妥協,反倒申請當地相關部門,要求這群學生賠償一千多萬的損失。

於是乎,事情就鬧大了,引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爭議。其中,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是,原本一個勞動爭議案件,竟然出現了很多意識形態的回應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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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集團,一向被認為是共產主義的模範社區,在目前這個唯利是圖的市場經濟社會中,更顯得難能可貴。所以,在一部分人看來,共產主義的南街怎麽會殘酷壓榨打工者呢?如果有,那肯定是其他人的問題。

又或者,為了維護這塊共產主義樣板的聲譽,他們便聯合起來,極力否認此次討薪事件的合理性。似乎南街村集團被打工者告了,就影響了他們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美好理想。

那麽,南街村集團是社會主義嗎?是共產主義嗎?南街村是你們的共產主義的理想嗎?

(首先聲明,筆者對當事人雙方的個人恩怨、動機、陰謀論什麽的毫不關心。)

南街村和集體經濟

在改革開放初期,南街村堅持集體經濟,沒有完全分家,依靠集體和ZF的力量,最終形成了一定的產業資本積累,從農業進入到以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格局。

這種集體經濟在中西部的貧窮地區,當然是不多見的,相比搞農業的村子,南街村相當富裕了。目前,南街村的集體資產已近30億,擁有28家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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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村本村人享有很高的福利待遇,但是,到南街打工的外來人則占絕大部分,超過一萬,此次討薪的大學畢業生就是其中一部分,本村人和外來人的待遇有著天壤之別。

南街村的資產股份與外來工沒任何關系,只是村集體成員共同所有。這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究竟是好是壞,似乎跟咱也沒關系,畢竟那是人家集體自己的事。

類似南街村這樣的村子,東部地區卻是不少的。全國集體資產將近3萬億,東部沿海幾個省份的就占75%左右,超過2萬億。其中深圳最具有代表性,很能體現這些集體資產是如何積累起來的。

它們普遍獲得了工業化轉移的歷史機遇,比如大量港資“三來一補”加工工業進入,它們不可避免的與這些自發結合,大量農田變成工業區。除此之外,他們還可以開發利潤更高的房地產。深圳小產權房占全市房產總數的一半以上,遠遠高於全國各大城市。

當然,後來其他地方的ZF便上收了村集體土地的自主開發權,這條集體致富的道路便不可覆制了。

因此,南街村和其他類似的集體致富的村莊,到底屬於什麽性質呢?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而是中國真正的特色。那這個特色到底怎麽回事呢?

集體所有制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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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時,農村實行的是“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但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小農經濟不過是過渡階段,它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不相容的。

國家提出了搞社會主義革命,探索社會主義的土地制度。先是互助組、初級社,接著是高級社和人民公社,一時激進的將農民土地及財產歸人民公社所有,其實是一步到位成為國家所有,因為人民公社是ZF管理農村的行政單位。

如果是小農私有土地和自由市場交易,國家則無法進行工業化原始積累,因為拿不出農民所需要的工業品進行等價交換;如果是土地國有化,則可能因國家官僚體制過度剝奪農民,隨意調撥處置農民財產,導致農民消極反抗,最後出現不可預知的經濟危機甚至人道主義危機。

最後的結果是,既不能回到土地私有制,也沒法直接過渡到土地國有制,經過“三年困難時期”的挫折後,《人民公社六十條》明確了土地集體所有制,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後來進一步在憲法中得以確認。

所以,集體所有制無非就是社會主義探索在農村的一個過渡階段。它本身既不等同於共產主義,也不等同於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後尷尬的集體經濟

然而,這場過渡停止了,探索很快的轉了方向。改革開放後,集體所有的土地又都分下去了,因為憲法的緊箍咒,便保留了土地所有權屬於集體,但這不過是個權宜之計的說法。

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原來的國營企業也成為市場利益主體而異化為國有資本,一些集體經濟也積累了大量的資本。它們都以不同形式雇傭了大量的勞動力,依靠外來工勞動為主,自身成員幾乎不再參與創造剩余價值的直接勞動。

很顯然,這種集體經濟雖然沒有把土地分下去,但跟毛時代的集體有了本質區別,雇傭他人勞動為主的集體與自己勞動為主的集體當然不能等同起來。

另外,進入市場交易就需要有市場法人地位,需要引進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律來保障這種市場交易的運行。《公司法》、《勞動法》等慢慢的就都立法了,但我們畢竟還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明目張膽的將集體經濟直接叫成資本主義經濟,也一直沒敢給集體經濟市場法人地位。

但集體資產事實上已經成為了市場中的資本要素,只是說不清楚它具體歸哪個人所有。它既不叫私人資本,也不叫國有資本,就是集體資本。

中國由小農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過程中,前三十年好不容易探索的集體經濟,沒想到在改革開放後退變成集體資本。

農村集體產權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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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也一直是左右派意識形態知識分子糾結的問題。

深圳因為集體經濟太過龐大,社會影響太大,惦記資產分配的人就多就急,很早就開始了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的改革。將集體資產按本村人進行股份量化,形成股東會,確定企業法人,成立社區股份合作公司,方便進入市場與外部資本合作,美其名曰建立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制度。

而南街村地處區位優勢不大,產業結構太低,競爭力不強。所以,為了降低運營成本,利用類似毛時代的政治意識形態動員,內部搞低成本分配。這很正常,一種市場策略而已。

另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與中方保持關係,得到部分國家資本的支持,暫時就沒有引進外資的動力,進行改革的動力也就不明顯。

但未來就不好說了,如果一旦失去強力領導人,那南街改革的可能性非常大。深圳已經完成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南街村等集體村莊未來的改革方向。

南街就算內部真做到了人人平等占有股權,這跟深圳的社區股份合作公司也沒有本質區別,僅僅只是喊意識形態口號的區別。本質上,都只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部分群體共同擁有所有權的企業,完全靠剝削外來工的剩余價值來獲得自身的利潤。

目前,集體經濟股權化後的企業,還有一個名義問題扯不清楚。那就是國家為保持社會主義名義,憲法規定的農村集體所有制與市場化改革的西方法權存在邏輯悖論,集體經濟還沒有法律明確其市場法人地位。深圳是經過了一次全面的集體土地國有化的轉地運動,故規避了上述話語矛盾的問題。

下一步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大概就會解決這個法人地位問題。

我們該為誰鼓與呼?

或許,聽到集體經濟要市場化,一些人又要大哭流涕了,似乎理想又一次破滅了。但事實上,這些根本就不應該是你們的理想,你們理想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早已經破滅了。

你們不過是不願承認當下資本主義的事實,想抓住那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但它拯救不了你的理想。你們的理想應該到受苦受難的工人中去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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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普遍存在的不合理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無論是名義上的私營企業還是集體企業還是國有企業,抑或是混合所有制企業,都是資本與勞動者的矛盾!

難不成國有企業侵害了工人的權益,你們也會為了維護國家和社會主義的形象,不譴責企業,反而去指責工人的問題麽?

為勞動者鼓與呼,才是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