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芬村農民工的魔幻之旅--觀《中國梵高》有感

文:鄧建華

無論在文化分野還是產業檔次,中國底層的農民工與梵高兩者,遙不可及。偏偏在自90年代起,深圳大芬村的發展連結了兩者,發展出大規模的「複製名畫」的生意。紀錄片《中國梵高》紀錄了大芬村畫工小勇的家庭式畫坊,和他的朝聖之旅。

說是大芬村和畫工的故事,這卻又是一齣農民工從家鄉到深圳打工,「不小心」發掘了自己的潛能的民工發跡史。在改革開放大旗下的勞動遷徙,造成了像小勇由湖南南下的民工—電影不斷重現這個身份。在出發到歐洲之前,小勇回鄉辦那沒想到會用到的護照。即使已捱得一盤小生意,在村裏小勇還是悔恨書沒有讀夠,而他在此時已提到要跟祖母畫肖像。

小勇的小兒子住在父親的畫室,但大女兒還是得留在湖南的老家。想是中國戶籍制下,要留在深圳就學並不容易。留守的女兒來到深圳便要討注意,但鏡頭下的父親只是兩三句和應。沒法全家赴歐,只好去一下世界之窗看南方的繁華。

說是紀錄片,片中的歐洲之旅卻是魔幻。小勇日思夜想,要看梵高真跡。那幅自畫像和向日葵,是他養家糊口的生意,他落手畫,也授徒,有自家的畫廊。在全球化的底層拼手胝足,拼出了西方專人來採購的生意。

阿姆斯特丹的地景不如他中式「繁華」的想像,百年前自老店竟好端端地活著。畫工不得知向他採購作品的生意人經營的不是畫廊而是紀念品店,不免有點失望。而當他終於在門市見到自家製品在旅遊區的價錢 — 自己經營的跨國生意,勞動者竟分得那冷少 — 不免也感到憤怒。他嘗試向生意伙伴表達 — 委婉地 — 畫坊的新人買少見少,利錢太低再沒有新人入行,提高價目自不可免。

在博物館他看到畫工與畫家的距離,導演捕捉他得眼神,在後段火煱時他的敘述是博身館大門趟開的一刻,他的期待。生意人的自信受震蕩,連生意伙伴那句無人能區分真跡與妨製,都明顯是客套話,因為他一眼就知道,「顏色不對」。他畫了二十年,他知道。

在咖啡廳即席揮毫,對他是界乎於臨摹與寫生。拜祭梵高和訪尋精神病院的情節不免有點設計,唯有那幾支中國香煙最為真實。在酒店幾個漢子談的梵高,關懷底層,既為生活也為藝術,兩者之於他們本來就是一體。

片中的第二次返鄉,畫工大受啟發後決心要當畫家。儘管赴歐前的畫面早已拍到他自己的自畫像,他還是將自己畫大芬村的畫作視為首份「創作」。在湖南,他畫村屋和祖母肖像。這不蒂為一個移民畫工 / 家在流徙與藝術的一次完成。

此片在2017年拍成,在「中國梵高」和藝術的名義下,民工的景況暗渡陳倉。紀錄片中世甽之窗一行、留守女兒到深圳探望、小勇兩次返鄉的場景,本就是上憶農民工的寫照。跨省的流徙與跨國的旅行之後,小勇終發現自己與夜以繼日的廠工同在一個跨國的剝削體系。

藝術本應由生活而來,它在殿堂與生活脫離。而當經典來到大芬村畫工為求飽餐的摹筆,它復又回歸到生活。魔幻之旅過後,摹筆沒有異化,小勇追尋屬於自己的昇華,在這刻,他已掌握摹筆廿年的基本功。導演捕捉了大芬村三十年這燦爛的一筆,折射出那九十年代以降的大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