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佳士工潮印證中國工會法和全總的荒謬

在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深圳佳士工潮中,涉事工友們作出了一項非常大膽的新嘗試–在現行中共的法律框架下發展出由工人領導的工會。可惜,工人自發組織合法工會的美夢,被《工會法》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下稱全總)這兩座打壓工人結社自由的大山粉碎。在工人籌組工會的過程中,全總又再度使出了《工會法》這尚方寶劍,無節約地濫用法律所賦予的權力,並任意地搬弄是非、顛倒黑白,把工人根據法律程序所提出的申請,捏造成非法和非理性的行為。當官方喉舌反覆地強調工人組織工會須根據《工會法》、《中國工會章程》和《建立工會組織程序》的規定行事,本文將深入剖析全總如透過行使公權力去「僭建」和「搬龍門」來無限擴張上述「三大法寶」,逐一擊破全總一個又一個的謊言。

法例扼殺權利︰結社自由,先天不足

在組織工會的過程中,工人領袖米久平等人不論事無大小,均請示龍田街道總工會,無疑是體現了中國《工會法》的「精神」。因《工會法》已嚴格規定︰「上級工會組織領導下級工會組織」(第九條),以及在籌組工會時「基層工會、地方各級總工會、全國或者地方產業工會組織的建立,必須報上一級工會批准」(第十一條)。因此,工人在籌組工會時,必須先向上級工會申請,得到上級工會批准後才可以成立。

中共體制對基層工人組織的控制,當然並不止於操縱工會生殺之權。全總還會透過一重又一重的關卡,把基層工會的領導權牢牢握在手中,令工人發展由下而上的工會變得非常困難。這包括對基層工會領導人員的控制︰

“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或會員大會前,要向上一級工會和主管部門協商工會委員會和經費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及工會正副主席、經審會正副主任候選人名單。” (深圳市總工會︰基層工會組建的一般程序,第六條)

“工會基層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和主席、副主席以及經費審查委員會的選舉結果,報上一級工會批准。”(中國工會章程,第二十七條)

上級工會對下級工會的全權領導,不但令全總有權否決「不合意」的人選當上工會領導,即使是企業也可以對不滿的人選開刀,並透過上述規定安插親資方的工人代表出任工會委員。因此,中國工人在組織工會的權利,先天上已面對極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而法例和規章賦予全總和資方的權力,亦埋下了工會和企業勾結出賣工人結社自由權利之伏筆。

全總開大會:跟人大有差嗎?

全總程序暴力:自組工會,後天夭折

據聞,地方工會對佳士自2005年在深圳設廠至今未有成立工會早有微言。然而,地方工會的不滿未必完全出於對工人權利的考慮;佳士十三年來仍未成立工會,地方工會面對來自上級工會的壓力可想而知。可惜,佳士的董事長潘磊是現任深圳市人大代表和龍岡區政協委員,以全總一向充當「紙老虎」的角色,相信也沒有「硬起來」跟公司對著幹的必要。因此,當米久平向坪山區總工會求助之初,工會科長謝志海便建議工人籌組工會。但此舉絕不能被誤解為全總的維權意識比工人還要高,因這解讀不單忽略了重要的歷史脈絡,而且也難以解釋全總日後在取態上的大逆轉。反而,讓工人為籌組工會提供合適的土壤,然後伺機踢走工人來收割成立工會的成果,似乎更合乎全總的處事邏輯。可惜,他們今次所出賣的受害者,並不是幾位甘於含冤受屈的工人代表,而是一眾意志堅定的工人領袖。

全總期望藉工人的不滿先啟動籌組工會的程序,然後踢走工人扶植一個由全總控制的工會。其行使程序暴力的「搬龍門」技倆,已達至極無恥的地步。首先,當米久平等人在向街道總工會遞交籌組工會申請書時,龍田街道總工會指示工人申請書須取得公司蓋章同意,方會接納他們的申請。但根據深圳市總工會對組建基層工會的程序規定,工人在籌組工會時,只需要向工會提交企業基本資料,如行業、成立日期,工人數目等,沒有尋求企業蓋章同意的要求。再者,「三大法寶」中也沒有工人須取得企業同意方可成立工會的規定。明顯,全總明知工人沒有可能取得公司的同意,因此任意在組織工會的程序上「僭建」條文,迫使工人知難而退。

同時,龍田街道總工會於米久平等人尋求企業蓋章遭拒後,要求工人發展100個工友同意參與工會,實際上是透過「搬龍門」提高米久平等人籌組工會的門檻。但這項規定並不存在任何有關籌組工會的法例中,而深圳市總工會有關基層工會組建程序的資料,也只列明工人在組建工會時,需要向上級報告建會得到工人支持,但沒有提及工人必須得到多少比例或數目的工人同意。然而,當工人成功收集到89名工人簽署《申請加入佳士工會意願表》後,坪山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勳卻立即宣稱米久平組建工會違法,並與廠方高層要求米寫道歉信,聲明建會非區總指導。全總要求工人在組織工會的過程中,遵守一些完全不存在的規定,然後在毫無法律基礎和原則下,誣衊工人的行為違法。這完全是坪山總工會濫用《工會法》所賦予他們權力,自行詮釋和演繹得出的結果。

《工會法》淪為打壓工人自我組織的工具

米久平等人在正式開始發展會員前,曾致函向深圳市總工會查詢,如因發展會員遭到開除該如何是好。當時深圳市總工會致電回覆,指如米久平等人因籌組工會和發展會員而遭到針對或開除,工會會出面協助工人。依據的就是《工會法》第三條:「在中國境內的企業、事業單位、機關中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都有依法參加和組織工會的權利。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阻撓和限制。」

不過,當米久平因籌組工會而被資方要求調職和解僱時,工會不單沒有協助工人平反,反而與資方連成一線,指斥工人籌組工會的行為非法。全總出爾反爾,證明地方工會並非真心捍衛工人權益。反之,全總沒有履行《工會法》委予它的義務,卻濫用《工會法》所賦予的權力縱容企業開除帶頭組織工會的工人,並把工人的行為列為違法以鎮壓基層組織的誕生。明顯,全總純粹視「三大法寶」為工具去達致其政治目的,並透過無限「僭建」和「搬龍門」來服務其政治需要。佳士工潮正是一個全總玩弄手上權力,打壓基層工人籌組工會權利的鐵証。

下級服從上級︰中國工會不可撼動的事實

中國《工會法》的「精神」已明確地列於該法的第九條中︰「工會各級組織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建立。」而《中國工會章程》第二章對此條文有更進一步的闡述︰

中國工會實行民主集中制,主要內容是:

(一)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第二章,第九條)

簡而言之,中國工會的組織權和領導權,不論從法理層面以至應用層面,已被「三大法寶」牢牢地收歸到全總的手中。只要全總自覺它在工會組織的主導地位受到動搖,就會不摘手段使出「三大法寶」阻止工人建立自我組織的力量。儘管佳士工人抗爭的訴求並非真正結社自由的權利,而是尋求在現行的法理框架下成立一個由工人帶頭成立的工會。誠然,工人即使能夠成功組成工會籌組委員會,全總日後仍可以透過其他手法把工會的領導層「換」掉。可惜,佳士工人的慘痛經歷,說明全總只會把自下而上的基層組織撲滅於未然。

中國政府在過去一直辯稱,中國工人享有中國憲法賦予自由結社的權利,並無違反國際勞工公約對自由結社權的規定,但佳士工潮就將這個謊言狠狠戳破。工人即使依從《工會法》框架組織工會,全總依然可以透過手上的權力,肆意玩弄程序和詮釋權,阻礙工人成立工會。在《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下,全總握有籌組工會的絕對權力,所有程序的決定權都在上級工會手上,基層工人根本就沒有空間籌組由下而上的工會。《工會法》只是中國政府打壓自主工運,剝奪工人權利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