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岳昕:蘇哈托時期,無懼黑暗的印尼讀書會青年

編按:岳昕於去年8月被捕,今日已足七個月。至今岳昕未得自由,只見更多青年身陷囹圄。中國政府逼迫在校的左翼青年看她的「認罪短片」,展示他們的的「維穩成果」。然而真實的岳昕又是怎樣的呢?她於大學修印尼語,又曾到印尼實習,度過了極權時代的印尼,自然是她所關切的。習近平時期,無懼黑暗的中國讀書會青年,如何記述印尼的黑暗時代呢?以下是她以「木田無花」之名發表的文章,編者特此轉載,讓我們在這個周末閱讀真實的岳昕,遙寄我們對這群行動者的支持。(本文轉載自尋月站台

1989年,大雅加達,新學期第一天。新生琳達(Linda Christanty)好奇地四處張望著校園內「百團大戰」的招新海報。她剛剛被印尼大學國文系錄取,希望快快在這個新的校園裡找到組織,找到同路人。

然而,時間推移,琳達漸漸失望地發現,這遠比她想像中要艱難。她身邊的同學,按說也都是考上了世界一流大學的「精英」,可也只是每天上學放學,吃吃吃買買買;她關心的問題,同學們都無動於衷。

「上一次換總統,都是23年前的事了吧?」琳達暗暗想著。

1970年3月18日,琳達出生於印尼邦加勿里洞省(Bangka-Belitung),父母是當地制錫名企的中高層。儘管如此,由於從小住在多民族混居地區,又有位常常請窮苦人來家裡借宿的爺爺,她還是和很多工友農友都有密切接觸。她的鄰居、也是童年夥伴康豪(Kang Hauw),就是這樣一個賣魚丸的華人貧民孩子。康豪是一邊打漁、幫助家裡賣魚丸謀生,一邊繼續堅持學業的;上學都只能穿非常不整齊的衣服。琳達家里平時不讓孩子們吃外面賣的東西,但在她幾次央求下,她爺爺奶奶還是同意她去買康豪家的魚丸。

後來突然有一天,康豪沒有回來;琳達這才知道,他去外面打漁時遇難,再也回不來了。

在康豪的遺體告別式上,琳達看著他被魚咬掉一半的臉,聽著他媽媽悲痛的哭喪,此情此景難以忘卻……她總是想:為什麼我能衣食無憂,而康豪的生命與尊嚴就要被這樣慘烈地撕咬?

自此,對不幸者的愧怍,貫穿了琳達的整個少年時代。

成年後的琳達回到邦加島。圖/Mereka Bilang Aku China

事不關己,就很「正常」嗎?

從出生到大學,琳達都快20歲了;可她所經歷的總統只有一人:蘇哈托(Soeharto)。她出生前的1965年,印尼發生了「九·三零」事件,自此,印尼右翼軍方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人。 1966年,軍方背景的領導人蘇哈托上台,開始了漫長的獨裁統治時期,史稱「新秩序時期(Orde Baru)」。蘇哈託的上台,有著國內外的多方政治鬥爭因素;而如果從憲法學的角度來看,恰恰是此前的1945年憲法,既沒有規定總統任期(1945憲法規定「總統和副總統任期5年,之後可以再被選」,但沒有說最長任期不超過幾任),又沒有限制軍方乾政,才使得蘇哈托屢屢突破最後一道防線,一個皇位做到底。

在「新秩序」時期,印尼公民的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都受到了極大限制;而對於琳達這樣的大學生而言,最直接波及他們的就是始於1978年的「校園生活正常化」 ( Normalisasi Kehidupan Kampus (NKK/BKK))政策。在這一政策下,校園裡所謂的「百團大戰」,其實只能是各個院系內部、局限於各自學科背景的團體;一切跨院系的社團組織都被取締了。

蘇哈託之所以要推行「校園生活正常化」,是因為他擔心大學生們再一次「不正常」地組織起來,反對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甚至反對其繼續連任印尼總統。 1974年1月15日,為反對蘇哈托會見田中角榮,引進外資,推進全球資本主義,雅加達大學生遊行示威(Malapetaka Limabelas Januari (Malari)),慘遭軍方鎮壓,數十名大學生遇難。

 1974年,Malari慘案。
圖/Sejarah Gerakan Kiri Indonesia untuk Pemula

然而,事不關己,就很「正常」嗎?

一年年過去,琳達一邊努力學習,一邊不放棄尋找同路人。終於,她發現了校園內的左翼讀書會「自由學習論壇(Forum Belajar Bebas (FBB))」,迫不及待地投入其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在蘇哈托時期,學習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十分敏感,甚至是危險的。更何況,這時的琳達已快要讀大四了,馬上就要面臨人生選擇的關頭。

琳達是半路「空降」來讀書會的;「直到大四才開始做自己大一就該做的事」,可身邊這些這學期才剛剛認識的朋友們,卻早已如親如故。其中一位朋友,就是比琳達小兩歲的學妹,印尼大學法學院本科生迪塔(Dita Indah Sari)。迪塔來自棉蘭(Medan),同樣出身於衣食無憂的中產家庭,父親是親蘇哈托政權的專業集團黨(Golkar)黨員,母親在一家外資企業任職。迪塔喜歡彈琴唱歌,而且在讀書會討論中,總能非常熟練地引用列寧的著作;這給琳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0年代的印尼大學文學院學生。圖/fib.ui.ac.id

「自由學習論壇」讀書會上,琳達、迪塔和朋友們研讀各種經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康德、韋伯、阿爾多諾,還有史福仁(Arief Budiman,印尼華人社運人士,早期親右翼),確實挺雜的;」迪塔後來回憶道,「但當時因為我已開始動員工友,所以還是覺得,要解釋資本主義下勞資關係的話,馬克思的理論最有力量。」

他們也會把Pink Floyd的歌詞與《辛普森一家》的對白作為分析材料,靜靜聆聽《迷牆(The Wall)》中歌者面對母親時,刺痛人心的問答:「媽媽,我應該造那堵牆嗎?……媽媽要把她所有的恐懼放到你心裡,媽媽要把你攔在她羽翼下;媽媽要寶寶舒適又溫暖,哦寶寶哦寶寶哦寶寶,媽媽當然會幫著造那堵牆……」

他們會批判「新秩序」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只有經濟發展了,才會自然而然有民主,現在急不,先把蛋糕做大」;「隨著科技進步,基於工業革命時期(階級)意識形態的政治應被終結」;「在正在發展走向復興的社會中,群眾主動參與政治弊大於利,更重要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穩定」 ……甚至,「青年(pemuda)」都不叫「青年」了,只有「半大孩子(remaja, Anak Baru Gede (ABG))」;淡化「青年(pemuda)」一詞中的激進政治意涵,使青年群體幼稚化、去政治化,同樣是一種維穩手段,這樣被稱為「最高蘇大大(Bapak Tertinggi)」的蘇哈托就能長期執政了。

「新秩序」時期 印尼左翼青年讀書會發展史

他們還會講起「新秩序」時期以來,整個印尼左翼青年讀書會的發展史。

1970年代初,關心政治的印尼大學生們通過校內社團結識,在運動口號中提出保障工農權益的訴求。日本學者山下嗣太在其講座《被忽略的生活空間:印尼雅加達的超級城市開發和改造》中,提到了「新秩序」時期第一次反對政府的大型學生運動:反對印尼縮影公園(Taman Mini Indonesia Indah)開發。印尼縮影公園的原址,是雅加達南部的農地,遠離中心城區;蘇哈託為了推進其妻子項目的開發,用軍隊堵到原址,強迫原住民以極少的補償賣掉自己的土地。然而,參與運動的學生對印尼縮影公園開發的批判,主要集中於其預算過度與裙帶關係,不能實現蘇哈託的執政目標。在那個時代,大學生們還尚且幻想蘇哈托能帶來民主主義;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依然秉持精英「諫臣」態度,沒有與原住工農一同抗爭。

「校園生活正常化」政策實行以來,青年地上社團活動空間日益收緊。 1982-1983年,印尼爪哇島的大學生群體中出現了鬆散的小型讀書會組織,探討社會政治理論與在地社會問題。

1980年代後期,印尼讀書會青年在其學習材料中,體現了更多來自菲律賓與韓國左翼學生運動的影響,他們也在自己的出版物中,進行賦權工友的實踐。印尼大學藝術學院學生出版物《燈籠(Lentera)》中,就對菲律賓毛派學生組織「人民愛國青年(Kabataan Makabayan)」明確稱讚;曾協助籌辦「自由學習論壇」的左翼青年團體「同進會(Yayasan Maju Bersama)」在其定期出版物《我們的故事(Cerita Kami)》中,刊登工友們撰寫的文章,反映工友們的日常生活、工作狀況與權益抗爭。

與此同時,印尼讀書會青年也並沒有放棄團結校內其他同學,雅加達的國立大學(Universitas Nasional, Unas)、日惹的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UGM)、泗水的艾爾朗加大學(Universitas Airlangga)等高校,都在他們的影響下,變得更加政治化;不同高校、不同城市的讀書會之間也逐漸串聯起來。在西爪哇地區,除「自由學習論壇」外,有影響力的左翼青年讀書會還有「解放之車(Wahana Pembebasan)」和「德波學校(Depok School)」,它們與印尼大學社會政治學部(FISIP)校友創辦的貧民教育團體「黃鸝協會(Yayasan Kepodang)」一道,一邊讀書,一邊以行動服務工友農友。

這樣的實踐並非總是順利。一次,「黃鸝協會」的部分歷史系學生,在蘇加武眉(Sukabumi)的偏遠農村進行非正式教育小組社工實踐。然而,他們逐漸發現,很多當地年輕人受困於經濟壓力,不得不離開他們的教育小組,進城務工,以至於最後他們的社工實踐難以維持。

1988年末,印尼當地政府與大資本聯合起來,為了在西爪哇省建設Kedung Ombo大壩、Cimacan高爾夫球場、Jatiwangi空軍基地,大幅暴力驅趕原本住在這裡的「低端人口」,不合乎法律程序,沒有徵求原住民意見,也幾乎沒有任何補償。為了聲援原住「低端人口」,印尼讀書會青年學生與「低端人口」聯合起來抗爭;這也是他們與勞工階級的第一次大規模強力聯合抗爭。

這場抗爭後,很多印尼讀書會青年反思到,自己的介入有些過於高調,以至於遮蔽了原住社區自我賦權的能力。自此,他們在行動中更加放低自己的位置,更多注重培訓工農自己的組織者,協助構建行動網絡。

1990年代,印尼大學文學院學生上課情景。圖/fib.ui.ac.id

講到這裡,琳達和迪塔都陷入了沉思。彼時已是1992年,相當一部分讀書會成員即將面臨畢業;大家圍坐在一起,一邊回望歷史,尋找當下的位置,一邊探討人生道路。

「現在是咱們行動的時候了;」他們說。

琳達喜歡也擅長寫作,19歲時就憑作品《幹樹葉(Daun-daun Kering)》 ,成為了《羅盤報(Kompas)》短故事大賽最年輕的獲獎者;她一直想當一名記者或作家,也算沒有白費四年所學。迪塔會做什麼呢?她是學法律的,大概以後會當公益律師吧。

散會後,沉寂的依蘭湖(Danau Kenanga)畔。

「琳達姐,其實……我不打算念完書了。」

「無論怎麼說,我媽肯定都不會開心,所以我就直說了——『媽,我不想一直叫您供我唸書,我已決定,以後不再繼續念了。』我媽還是想讓我拿下學位,就說,『要想幫別人,先等你事業有成也來得及呀。』我說,『媽,可受苦的人等不及呀,現在就在受苦,等不到十年以後啊……』」

「那你以後要怎麼打算?」

「我嗎?我想進廠,做一名工人,和工友們並肩抗爭。」

琳達突然不知該說什麼好。作為學姐,要給學弟學妹們多多作表率,尤其在職業選擇方面;可現在,學弟學妹們為她做出的表率,甚至可能更多。如果不去融工,從沒進過廠,即使寫了再多的新聞和小說,又將呈現出怎樣的工友生活,為讀者傳達何種價值呢?

「我第一次跟工友一起住,就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敞開的人,要藉宿也一點都不困難,」迪塔繼續講道,「大概也因為他們真的一無所有;他們大概在想,出租屋裡只有一面鏡子,即使我真來偷東西,又能偷什麼呢?」

再後來,琳達認識了紡織工會領導人費扎(Faiza Mardzoeki)及其伴侶澳大利亞民主社會主義黨員萊恩(Max Lane ),並和他們成為了朋友。費扎鼓勵琳達,工友們需要理論基礎,如果她能融工抗爭,將會真正改善工友們的生活環境。

走出狹小的書房 融工抗爭之路

琳達最終決定,一起融入工業區。她寫道:

「去年十二月,暴雨傾瀉全身;夜愈發寒冷。我走進幽暗狹窄的巷道,這個工友聚居區迷宮般的入口。尿騷味摻雜著泥土味,從濕滑的足跡中,如打哈欠般緩緩升騰出來。人類排泄物的特殊氣味,同樣從開放式的茅房中升騰出來。在用便宜粗木製成、刷著白石灰的宿舍門前,一兩位工友站在那裡,嗤嗤地聊著什麼。熱鬧的印尼民間流行樂依稀可聞,歡樂的聲音是那麼微渺,甚至不足以消除在這一個世界裡的靜寂。在另一間宿舍裡,一位老奶奶正在哄睡搖籃裡的小孫子。當我用印尼語問她一個人的名字時,她只是微微一笑,用我聽不懂的爪哇語回答了些什麼。」

「沿著地圖的指向,我繼續行走著。這密密纏纏、枝節交錯、充滿霉味的巷道,令我腹水翻湧。陽光也無法自由地穿到巷道裡;屋內只有一枚5瓦的電燈泡,在下午五點才能打開,到早上八點,又要斷電了。巷道頂上蓋著竹編的織物,沒有通風口;這令此處從沒有真正的白天。一間僅有2×3平方米的小房間,要塞進三到四名服裝廠與紡織廠工友,月租金20000印尼盾。老闆要求工友們『三班倒』(第一班07:00-15:00,第二班15:00-23:00,第三班23 :00-07:00),還經常要他們『義務』加班。工友們的薪水相當之低,他們每天的預算只有700印尼盾——這只夠他們一日三餐勉強糊口。欠債從無止息;拆東牆補西牆,已經成為了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那些未曾住在工業區、與工友們共同生活的人,定會懷有這樣的刻板印象:他們一定面色陰鬱,行動遲滯,哀嘆貧窮。能留下這樣的刻板印象,也至少可以證明,平民中的工人階級,正在過著一種多麼受壓迫、多麼悲慘的生活。」

印尼雅加達貧民區 圖/http://kamaludinhayat.blogspot.com

1990年8月,萬隆工業大學(Institut Teknologi Bandung,ITB)的學生報紙《像頭神(Ganesha)》上有左翼青年發表文章《大學生的傾向:在平等大同理想主義與新秩序建設意識形態之間》(Orientasi Kemahasiswaan: Di antara Idealisme Egaliter dan Ideologi Pembangunan),指出學生們大多出身於上中產階層,沉迷消費,政治冷感,「對變化過敏排斥」。然而對於當時的多數同學來說,只要印尼經濟依然在面上繁榮穩定,他們就會繼續只顧自己的小日子,拿個高績點,找份輕鬆又多金的工作。

從這樣狹小的書房中走出來,與工友共同生活,需要青年們顯著的自我改造;畢竟,多數讀書會青年學生同樣來自城市中產家庭。一些出於好心的學生,因為難以適應工友們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常常無法與工農交流。對於另一部分學生來說,在貧苦的工友中工作,僅僅是一段暫時「體驗生活」的過程;一時新鮮過後,他們還要回到學校,繼續自己的中產「小確幸」生活。

然而,對於其中真正的左翼青年來說,他們傾注甚多、犧牲巨大,真正「殺掉」了出身階級在自己身上的烙印。他們穿工友們的衣服,說工友們的話,甚至像迪塔一樣中斷了大學學業;如此種種,都意味著放棄印尼新中產社會中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印尼夢」。不僅如此,他們的行動還冒著巨大風險,因為相比面對校園抗爭,「新秩序」時期的印尼警方在面對工友時,更可能使用不受限制的武力。

1995年7月18日,巨河紡織廠(PT Great River)在Cibinong的茂物大街展開萬人大罷工,這也是琳達參與的第一次罷工抗爭。 「Kurnia, Yanti, Wati, Indro, Yani, Tumiarsih, Rohana, Dwi, Erna, Indo……」時至今日,琳達依然能一一回憶起與她並肩作戰的工友們的名字。在爪哇島內外,印尼大學生民主共援會(Solidaritas Mahasiswa Indonesia untuk Demokrasi)的領導人佩特斯(Petrus Hariyanto)與奈扎爾(Nezar Patria),發動各地高校學生,以一系列行動來聲援這場罷工。當時,早早輟學投身工運的迪塔,已然參與了印尼民主人民黨(Partai Rakyat Demokratik)的籌建工作,並成為印尼工人抗爭中心(Pusat Perjuangan Buruh Indonesia)主席;23歲的她與Wilson、Lukman、 Budiman Sudjatmiko、Ignatius Pranowo、I Gusti Agung Anom Astika、Suroso與Garda Sembiring等同志一道,在工廠大門前發表演講。

1995年7月19日,工友聲援現場。圖/Instagram@pembebasannasional

是日,迪塔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煽動反對公職人員(menghasut, menggerakkan massa, serta melawan petugas)」為名被捕。第二天,即7月19日,琳達和同志們迅速發動8000名工友,遊行至印尼國會大樓示威,高舉拳頭,提出五點訴求:釋放迪塔;撤銷印尼共和國武裝部隊的雙重職能與五項政治法(指印尼1985年頒布、旨在限制公民政治權利的《選舉法》、《議會法》、《政黨與專業集團法》、《公投法》與《集會遊行示威法》);蘇哈托下台;上調工資;平抑物價。 7月20日至24日,巨河紡織廠的工友們回到廠區,繼續罷工。

在泗水抗爭中的迪塔(Dita Indah Sari)。圖/gewerkschafterinnen.amnesty.at/dita/dita.htm

1996年9月6日,迪塔遠在東爪哇的牢房裡。她因於1996年7月9日在東爪哇泗水Tandas區領導工人示威再次被捕入獄;後來又因印尼民主人民黨被指為「共產黨」「顛覆勢力」,她也由普通的刑事犯變成了「山巔罪」政治犯,刑期延長至八年。

一大早迪塔就起來,打掃小小的八人間牢房,然後洗澡更衣,梳了梳好久沒好好護理過的頭髮。這是迪塔期待已久的日子;這是她的母親來探監的日子。她計劃告訴母親自己一切都好,不致她太擔心。

律師來到等待室,她趕緊問律師,母親在哪裡。

律師的回答猶如晴天霹靂:「您的母親剛剛去世了;她突然中風,倒在前來探監的路上。」

反复遊說獄方後,迪塔僅僅得到了三十分鐘,與母親的遺體告別。

獄中的迪塔(Dita Indah Sari)。圖/gewerkschafterinnen.amnesty.at/dita/dita.htm

在鐵窗之外,琳達一邊以本名寫作,一邊以假名「米爾娜(Mirna)」抗爭。 1996年,她在阿迪達斯品牌鞋廠(PT Indoshoes)領導罷工抗爭,不僅在雅加達有3000名工友在國會大樓前示威,遠在泗水的絲麗集團紡織廠(PT Sritex)也有大批工友抗爭,以示聲援。自此以後,琳達面臨被追逃的危險,不得不過上顛沛流離的生活;在任何一個地方,她都無法連續幾日停留。更何況,琳達依然將主要精力投在工運當中,這更加限制了她寫作的精力。

儘管如此,在1990年代,琳達依然創作出了十分經典的短篇小說作品。 1991年起,她就開始在創作中涉及性/別少數群體;後來的小說《粉蝴蝶(Kupu-Kupu Merah Jambu)》中,她描繪了跨性別工人的生活狀況。 1993年的小說《野草(Rumput Liar)》中,她真切呈現了「新秩序」時期印尼家庭的關係與矛盾:小說中不同意孩子參與反蘇哈托政府運動的母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們在政治創傷中成長,又在無意識中,以去政治化的態度,再生產著整個獨裁體制。 1997年的小說《背叛(Pengkhianatan)》中,她寫了一對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兄弟姐妹,同樣成長於中產家庭,一個反對「新秩序」政權,另一個卻在國家情報局工作。 「《背叛》能在《印尼媒體報(Media Indonesia)》上發表,沒被和諧,估計因為小說是開放式結局吧;」琳達在接受采訪時坦言道。

「我寫故事,希望能像橋樑一樣,連接從前互不相識的公民們,讓所謂中產了解工友們的生活,了解工友們抗爭的意義,進而發現自己其實也是工友中的一員;」琳達說,「無論寫作者還是抗爭者,想像力使人得生活。情勢多變、艱險重重,但想像力讓行動中的我們更好地發展抗爭策略,永不失卻改變世界的鬥志與信心。」

琳達的短篇小說集《瑪利亞平託的飛馬》,其中收錄了《野草》。圖/Bukalapak

迪塔同樣一點點從悲痛中走出來,繼續在獄中抗爭,維護弱勢群體權益。她向獄友們宣傳他們應有的權利;這些權利常常被獄卒侵犯。迪塔提出了三點訴求:禁止獄卒私吞探監親屬送來的錢款;改善獄友基本飲食質量;禁止獄卒性騷擾前來探監的女性。迪塔將她和獄友們的訴求交給監獄長;兩週後,她所在的牢房裡就發生了放火騷亂事件。迪塔被栽贓為煽動放火燒牢房的人;她被強行移至瑪瑯(Malang)的監獄,很快又被移至雅加達西部衛星城唐格朗(Tangerang)的女子監獄。

迪塔的家人愈發擔心起這位被指為「印尼共產黨人」的青年。 「你是什麼目的呀?想把蘇哈托搞下台嗎?那可不是個正經職業!」迪塔的大家族成員,更是漸漸與她父親和兄姊拉開距離;所幸的是,迪塔的父親和兄姊未曾怪罪她;整個刑期,他們都一直前來探監照應。迪塔自己說:「工友們需要吃飯,需要民主;這是所有人都知道正確的訴求。儘管恐懼,依然前行。」

據全印尼勞工聯盟(Konfederasi Serikat Pekerja Indonesia (KSPI))統計,1970年代印尼的勞工抗爭運動僅有73次,參與抗爭的總人數僅約有12000餘人。但到1987-1989這短短三年間,勞工抗爭運動已超過百次,參與總人數則為1970年代的數倍;而到1990-1994年,勞工抗爭更是明顯激增達一千餘次,平均每年參與抗爭人數也又翻了好幾番;學生與勞工的合作抗爭模式被成功延續下來。 1997年,在金融風暴影響下,失業與物價齊飆升,學生和工友共戰鬥。 1998年一月至五月,有記載的抗爭運動已高達227次,平均每天都有1.5次大規模抗爭,其中九成都要求抑制物價攀升,推動政經改革。

要知道這兩首歌的意義 不僅是唱唱而已

1998年5月,印尼學生佔領國會大樓。圖/silverglasses.wordpress.com

1998年5月21日,獨裁統治了32年的蘇哈托終於倒台;此後,迪塔被時任印尼總統哈比比(Habibie)特赦,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 1999年,印尼人民協商大會(MPR)第一次修改憲法,總統與副總統由原本的間接選舉改為由人民直選;2000年第二次修憲,限制總統與副總統任期,一任五年,增加了「最多可連任一次」的限定。 2010年8月17日,時值印尼國慶節,執政的民主黨主席之一魯胡特(Luhut Sitompul)以時任總統蘇西洛(Susilo)「仍健壯,並受到人民的愛戴」為由,提出修憲使總統可連任三次的構想;這一荒謬言論頓時引來輿論暴擊,以至於蘇西洛本人都不得不出面澄清,保證自己一定按時下台。

1997年,迪塔被授予沃特海姆獎(Wertheim Award),2001年又被授予拉蒙·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以表彰她在勞工抗爭與印尼民主化進程中的卓著貢獻。 2002年,迪塔還獲得了銳步人權獎(Reebok Human Rights Award),但因銳步本身就是剝削勞工的企業,迪塔拒絕接受該獎項。這一時期,迪塔協助創建了研究機構「媒體與社會科學解放研究院(Lembaga Pembebasan Media dan Ilmu Sosial (LPMIS))」與女權NGO「卡蒂尼的武器(Senjata Kartini)」 ,並擔任印尼民主人民黨主席。琳達在發表一系列高質量作品的同時,繼續跟進當下的種種抗爭;她說,雖然蘇哈托獨裁被消滅了,但還有宗教保守主義限制著獨立思考,工友們的權益也依然有很大改善空間。

2018年3月1日,琳達公開聲援反海砂開採抗爭。圖/facebook.com/linda.christanty

以琳達、迪塔等青年精神譜寫成的《工農自由歌(Buruh Tani/Pembebasan)》與《抗爭之血(Darah Juang)》,在印尼大學、加查馬達大學等多所高校,都成為了新生必學必唱的歌曲。 《工農自由歌》明快昂揚,唱「學生工農城市貧民,並肩攜手爭民主」,「千百萬次上街抗爭,於我而言是堅定的一步」;《抗爭之血》低沉淒婉,嘆「工友的孩子上不了學,農村的青年糊不了口」,最後一句「母親,請放我們流盡抗爭之血」更是充滿悲劇力量。

2017年,在印尼伊斯蘭大學(Universitas Islam Indonesia (UII))經濟學院迎新會上,負責人費里(Feri)認真地說:「要知道這兩首歌的意義,不僅是唱唱而已;這樣新生們以後才能真正理解,大學生在社會中應當是怎樣的角色。」

印尼讀書會青年是戰鬥的青年;他們要站在人民一邊。

印尼青年的讀書會,永遠未完待續。

《工農自由歌》

“Sebuah lagu tentang pembebasan”

學生工農城市貧民,並肩攜手爭民主

氣宇軒昂萬眾同心,神聖使命勠力行

美好未來屬於我們,平等公義得繁榮

印尼社會你我共建,蘇氏舊影徹清除

來吧,朋友,把消息傳開吧

在我們手裡,握著民族方向

來吧,朋友,讓我們一起唱

唱這一首自由解放之歌

在暴政之下,我追尋這條路

千百萬次上街抗爭

於我而言是堅定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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