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得女工:抗爭十個月,我們維權成功了

工人力量| 利得女工:抗爭十個月,我們維權成功了
文:袁嬋 尖椒部落

原文:http://www.jianjiaobuluo.com/content/2819

LEIDUC
2014年6月,利得鞋廠的工友得知了工廠即將搬遷的消息,為了在工廠搬遷前追討到經濟補償金、被拖欠的社保、公積金、加班費、高溫津貼、帶薪年假,工友們於8月在勞工NGO的幫助下開始了為期十個月的維權行動,經過三次罷工、三次復工、五夜護廠、多次談判,終於在今年六月爭取到了補繳社保,合理的經濟補償金,取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在這個男女比例為3:7的工廠,最終站到維權前線的工人代表有60%以上是女工,利得工友黃新其將女工稱作是整個利得維權行動的中堅力量。然而利得女工們卻不居功,把成功歸於所有工友的團結,因此她們總是以集體的口吻談起維權經歷,分享的事件與經驗也大多是相似的。

在6月28日的深圳分享會上,我有幸得見了幾位利得女工代表,雖未有機會與她們一一交談,卻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了很多細節。在利得維權行動中,每一個女工都有那麼一些時刻,不在共同記憶裡,卻在只屬於她們自己的故事中。

佳慧:“要意志堅定,不怕打壓”
“老闆要走了,我們不能白白地從一個青春少女變成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我們在這裡的青春是要不回來的,那麼我們是不是老有所依?”說話時的佳慧雖已不是青春少女,卻也遠沒有白髮蒼蒼,白色雪紡襯衫與精神的短髮,粉色直筒裙與透紅的膚色,搭上精心選配的珍珠項鍊,處處都顯出了正當盛年的風韻。她表達清晰,言語周密,作為利得維權行動的工人代表,很好的承擔起了談判代表與新聞發言人的職責。被選為工人代表的時候,她在這個廠裡不過工作了兩年。

“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擔當工人代表的”,佳慧說:“我覺得至少要具備三個條件,要有工人立場,代表工人;說話乾脆利落,有分量和說服力;意志堅定,不怕打壓。”然而在佳慧最初成為工人代表的時候,她還沒有意識到這些:“沒覺得作用多大,只當自己是個傳話筒。”她也並不是主動請纓,而是工人推選出來的,“大家都很害羞”,佳慧說。

所有的壓力和難處,佳慧都是在行動的過程中慢慢感受到的,並且這種感受隨著愈加複雜的局勢和愈加艱難的處境變得越來越深。 “心酸過,徬徨過,晚上也偷偷摸摸的流過淚,也想到過要放棄。”佳慧坦白道。畢竟與大多數前線工友不同,佳慧在利得的工作年限很短,當被動員“讓做得久的站到前面去”時,她自己也會想:“我才在這裡做了一點點時間,我的利益不多,對我來說真的是別人有我也有。”

但她最終還是選擇了堅持,因為NGO盡心盡力的幫助他們卻沒有任何回報,她起碼還是相關者;而工友們一直信任她,說:“只要一句話我們都聽你的。​​”

張大姐:“理性維權,要回我們自己的東西”
那天,張貴華大姐穿了一條黑棕白三色花寬鬆短袖連衣裙,齊眉劉海在六月深圳的高溫下浸了汗水,稀稀拉拉的搭在前額,帶有上了年紀的沉穩,笑得靦腆又樸實,一從工作人員手裡接過麥克風她就先交代道:“很少在人多的情況下說話,不會說話​​。”

如同張大姐自己所言,在介紹第一次罷工的起因、經過與結果時,她都講得十分簡略,以至於工作人員需要不時提醒她做一些補充,以便別廠的工友們能夠明白。即便是她堅守大門與警察對峙的事蹟,也是在佳慧說過一遍後,特地邀請她分享幾句,她才提起。

第二次罷工的第三天,工友們買了橫幅和喇叭,副總試圖爭搶橫幅,現場一片混亂,引來了警察,讓把廠門打開。

“開門!”警察說。

“不開​​。”張大姐答。

“他很兇,很多工人都站在我後面”,張大姐回憶道:“我說如果今天是你的媽媽、你的姐姐在這裡做事,這些福利都沒有的話,你們是不是也會像現在一樣?我沒犯法,我們是理性維權,要回我們自己的東西。”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佳慧說,警察聽到張大姐這樣講,沒再堅持,後來就離開了。

張大姐與警察的交鋒很好地解釋了她在分享會上的寡言,她並不是不會說話,只是不熟悉在大眾面前表達自己。作為一個行動者,也許張大姐覺得自己的任務在罷工結束那一天就已經完成了。

想姑:“就算只有我一個人我也要堅持”
和張大姐堅守大門時所表現的勇敢不同,想姑一上台就承認了自己的​​膽小。但她還是來到了前線,儘管在經歷了一番爭取,已經碩果結成,分享會後個個女工都伸出剪刀手大方拍下勝利大合照時,她還是藏在佳慧後面,現出怯怯的神情。

“選代表的時候,我那個單位沒有人站出來,我就覺得我都在這個廠里工作十七年了,如果都這樣了,我也沒什麼的了。”後來,廠方在一次談判中落了淚,令想姑的信念更加堅定:“他流的是淚,我們流的是血。”

第一次罷工迎來第一個團結高潮,經此一役,廠方也開始行動,做了很多工作,靠親戚老鄉關係不斷去說服工人代表和工人:“你們不要出這個頭,一樣會有的。”所以當第二次罷工發起時,很多工友沒有下樓,比如想姑的單位,就只有她一個。可是她說:“不管怎麼樣,就算只有我一個人我也要堅持。”

想姑一直覺得自己的說話能力不行,既然前面有總代表,那她就跟著走,做一個通訊員,負責發通知、收錢一類的事務。再宏大的事業都需要有人完成這些日常瑣碎,都需要想姑這樣雖柔弱卻堅韌的力量。

媒婆:“被抓了也不能散,再選一個頂上!”
正說著選代表,角落裡一位黑衫黑褲黑鞋、頂一頭黃發的大姐大臂一揮:“有能力的不用人家推選,自己上!”工友們都笑了起來,指著她說:“她就是主動上的!”

這位大姐叫王光瓊,因為多年前在一個小品中演出媒婆,有了“媒婆”這個“江湖名號”,男女老少個個都這麼喊,倒叫得比她的真名還要響亮。儘管當我問起現實生活中做不做媒時,媒婆很不好意思地笑:“不做,從來不做。”

因為一些變故,利得工人在第三階段之初曾經歷了一次代表的重選,事發突然,作出決定時已是那晚凌晨一點多,媒婆正在睡覺:“宋佳慧跑來告訴我,說現在要選舉代表,你趕快起來。我說我要睡覺,我不去!她說快點起來啦!就把我從床上拖下來了。”說到這裡,媒婆自己也忍不住笑。賴床歸賴床,起來後,照樣拿著電話本一個一個打電話:“明天有一個行動,廠方忽悠我們,我們要團結起來了,要怎麼做,你們都知道的。”第二天清早,就有很多積極工人匯集到了工廠門口。

媒婆率性,有時也粗心。為營救被軟禁在家中兩天兩夜的談判顧問,七位女工曾周密計劃了一次行動,明明是得隱藏身份,媒婆卻掛著廠牌就去了,於是她只能在下面守著,通風報信。不過終究只是成功中的小漏洞,事後就變成了笑料,每次調侃此事,媒婆自己都是首當其衝。

如同主動站出來走到前線一樣,媒婆更多時候表現出來的還是一種豪氣,而且是有智慧的豪氣。當工人​​代表被警車包圍時,她站出來與政府領導對話:“你要是來解決問題的話就把警車開走,要是製造問題就把警車留下。”二十分鐘後,所有警車都開走了。

當然,即便是有勇有謀如媒婆,也經歷過很多的思想鬥爭,但她一直都記得前期有一個代表問她:“媒婆,萬一我被抓進去了怎麼辦?我還有孩子啊。 ”媒婆說:“我幫你收錢,給你家人。其餘工作我頂上!抓進去有什麼了不起的,幾個代表抓了我們就不干了?就散了?抓了我們再重新選代表,再頂上,就可以了。”或許媒婆正是在給予別人勇氣的同時,堅定了自己,到最後也沒有想過放棄。

慶紅:“我信賴這個集體,不怕廠方搶走錢”
除了媒婆這樣的同伴支持,能夠讓工人代表沒有後顧之憂走向前線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保證——就是維權基金,也被稱為團結基金,工友每人交二十元,不僅用於維權行動的各項開支,也在代表被抓或生病時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江西人慶紅是這筆基金的管理者之一。

長發紮成馬尾,梳得一絲不苟,就連劉海也一徑往後,在頭頂分一個三角形,用發卡穩穩地固定住。慶紅本人如同她對維權基金的管理,一切都是清楚分明,有跡可循。不過在慶紅自己看來,組織製度的重要性遠遠高於她個人:“是六十多個代表推舉我來當這個財務的,一千多個人交,三萬多塊錢,代表把錢交到我這裡,你要簽名,我也要簽名。用出去的時候也是要拿發票的,都是全透明的,這個錢一直對得上的。”

正是組織的完備與成熟的自治,令慶紅極度信賴自己所屬的集體,當她談及維權基金的具體花銷如擴音器時,別廠的工友問:“廠方不會搶走嗎?”慶紅堅定回答:“不會,我們的組織很強大。”

嚴大姐:“堅定自己的立場,不怕資方忽悠”
所有的發言中,嚴大姐的發言最是激昂,回憶起行動,都彷彿還在戰場:“資方一次一次的忽悠我們,裡面外面,他們是佈置了一盤又一盤不同的角色。我們有許許多多勇敢的代表,就不怕他們誘惑,不怕他們資方怎麼樣對待我們,我們都依然是按照我們自己的立場,自己的決心,走我們自己的路,得到我們自己的東西!”

因為年紀最長,嚴大姐拿到的補償也因此最多,分享會的最後,工作人員向大家透露嚴大姐正準備買車,方才還激情鏗鏘的嚴大姐此刻卻安靜的坐在座位上,露出心滿意足略帶點不​​好意思的笑容。

或許對於嚴大姐來說,一輩子的勤懇工作,能有這樣的退休,也算是理想的結果了。

可是佳慧、慶紅、想姑、媒婆,還有很多利得工友在他們的利得故事收場之後,還將在其他的工廠單位開啟新的篇章。利得維權行動的共同記憶或是個人時刻,或許會對他們有著更加深遠的影響,不論是對人對事的態度,還是對自己的認識。而這些,都將成為他們寶貴的一部分,相伴同行,一起繼續未來的人生。

背景資料
廣州番禺利得鞋業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資獨資製鞋企業,主要生產皮鞋,有員工2500多人。早在2014年1月,利得鞋廠就傳出將搬離番禺、遷至南沙的消息。工人從非正式途徑得知廠方有意搬遷,並察覺到廠方試圖採取減少本廠生產訂單的方式,減少計件工資工人的收入,以此逼迫工人自動離職,以達到規避解除勞動合同需支付經濟補償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