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贵军:与工人追讨关厂赔偿,却两次面临牢狱之灾

吴贵军,湖南常德人,1972年生。一如中国过亿的农民工,他在2000年离开家乡,南下到深圳谋生。他在石岩找到工作,进了迪威信家俱用品(深圳)有限公司打工,一做就是13年。

被捕的关厂工人代表

在2012年,深圳迪威信厂的订单减少,工人的加班时间亦减少。加班费越来越少,逼使不少工人离职再找工作。包括吴贵军在内,剩下的300名工人担心工厂终会搬走,感到事态严重,去信劳动部门要求介入,在企业变动期间确保工人权益不受侵害,却不得要领。厂方最终在2013年5月把机器搬走。

为阻止厂方搬走机器,迪威信工人在5月7日开始罢工,要求厂方按《劳动合同法》的标准发放经济补偿金。然而厂方仅答应支付相当于补偿金七份之一的金额。因此工人在5月23日游行到深圳市政府抗议,遭到警察暴力打压,200多人被捕,其中吴贵军在未经审讯下被拘留一百多日后,才被控「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到2014年5月才获判无罪,当庭释放。其后吴贵军就无罪却被拘留371日追讨国家赔偿胜诉,获赔偿七万多元。

团结外来工争取权益

重获自由之后,吴贵军没有再找工厂工作。反对迪威信搬厂的斗争经历,更令他决定投身劳工工作。因此成立名为「新工亿」的劳工机构,致力改善外来工的处境。吴的诚恳和热心,令他深得工人信任。相熟的工人都称他「吴大哥」。

从2010年起,深圳有无数工厂像迪威信那样,纷纷将厂房搬到法定最低工资金额较低的地区,以节省「生产成本」。的确,透过搬厂,企业的成本是减少了,但后果却由工人承受。这些工人因搬厂失去工作,被逼转到其他行业。同时,厂方往往设法逃避支付经济补偿金,多年以来违法欠缴的养老保险供款亦不知所踪。工人因而不但收入减少,更失去应得的离职补偿和养老金。对于这些情况,政府的态度往往是只眼开只眼闭,令工人求助无门。

面对这种情况,吴贵军与同事们为面临关厂的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让工人了解法律保障的权益,按此到各个政府部门求助,与资方谈判。然而他们亦很清楚,要维护外来工的权益,不能限于解答一个又一个查询,更要从根本推动政策改变。因此吴亦参与「养老保险关注组」的工作,倡导养老保险政策,争取让因为企业违法欠缴养老保险供款而失去养老金的工人补缴社保。经过多年的上访、联署及诉讼,深圳社保局为补缴设下的部份门槛已在2017至18年被取消。但要完善外来工养老保险的政策,仍需更多努力。

2014年,吴贵军案开审,民众在庭外声援。

第二次被捕至今一百日

吴在这几年间的工作亦不是一条直路。在过去数年,吴持续受到国保人员的监视、喝茶、问话。在2019年1月20日晚上,吴贵军与工人聚会回家后,十多名公安破门而入,拖出正在洗澡的吴,锁上手铐,取走所有电脑、电话及文件;在没有执法文件的情况下口头告知其妻周玉芝,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将吴带到宝安看守所拘留,并威吓其妻不得找律师和媒体求助。

周大姐没有屈从,反而马上委托了律师,以确保吴在被拘留期间不受侵害。此后周不时受到警察骚扰,要求解除律师委托;吴贵军在湖南老家的家人亦受到当地派出所的压力。而律师也无法顺利会见吴贵军。直到4月中,在多番据理力争之下,才首次会见,得知其被捕与2015年的一宗工人维权事件有关。

正如五年前迪威信案中吴贵军的辩护律师所言,「吴贵军的行为不构成任何犯罪,因为维权不构成犯罪、罢工不构成犯罪、谈判不构成犯罪、上访不构成犯罪、统统都不构成犯罪」。到了2019年才拿一宗2015年的事件抓人固然不合理,用「扰乱秩序」的罪名污蔑劳工工作者更是荒谬。我们在此呼吁中国政府马上释放吴贵军,并以行动纠正老板违法拖欠工人社保供款及经济补偿金等情况,然后工人就不用冒被捕的风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