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公民權而抗爭:勞工NGO活躍而疲憊的身影

為公民權而抗爭:勞工NGO活躍而疲憊的身影
文:大衛 小錘子

fightngo

摘要
珠三角地區活躍著數十家專門為工人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勞工NGO的出現不僅是中國政治空間鬆動的一個反映,更是勞工權益惡化後波蘭尼式的社會反向保護。在創制公民權的抗爭過程中,勞工NGO使用的是一種混合式的集體行動,以法律為抗爭武器,以工業公民權為價值倡議,使用非正式的政治手段,其中組織化倡導者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他們在調動各種資源和尋找鬥爭策略方面發揮了智慧。而珠三角地區龐大的勞工“市場”以及惡劣的地方專制體系成為勞工NGO興起的對抗性因素,這組對抗性因素在促成勞工NGO的興起以及限制勞工NGO的發展方面起到了雙重作用。
對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公民權的研究最著名的學者是馬歇爾,馬歇爾把公民權理解為三個基本構成:
第一是民事權,它包括言論、結社、財產等權利;

第二是政治權利,包括普選權、政治參與等等;

第三是社會權利,包括接受教育和社會福利權利等等。

馬歇爾認為這三種公民權形成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並呈現為一種“浪潮式”的發展圖景,民事權、政治權和社會權分別於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逐步落實。工業公民權包括了組織​​權、罷工權和集體談判權,馬歇爾認為工業公民權作為公民權的次級系統正是在民事權和政治權得以實現的基礎上產生的,它在二戰之前基本在歐美國家已經確立。工人階級通過組建自己的工會來集體地行使民事權,從而創造了一種與政治公民權相平行、並作為其補充的次級工業公民權系統,由工會代表全體工人會員集體性地表達他們的訴求。

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工人的工業公民權還沒有立法保障,國家機器可以直接對勞工權利進行干預,如英國就曾經頒布法律禁止工人自由辭工。二戰以後,國家機器開始重視勞工權益,以減緩勞工運動的衝擊,例如國家製訂比較完善的勞工保護來保護工人的工資、失業和工傷、養老等福利,允許工人自由結社,設立申訴機制和集體談判機制進一步強化工業公民權的實現。陳佩華用國家組合主義(statecorporatism)概念來解釋中國工會的定位,政府在每個界別或社會集團中僅僅承認一個全國性組織(例如全國總工會),由這個唯一的組織來代表工人的利益。以維穩為理由,中國工人集體性行動往往被當成“政治事件”而遭打擊,罷工權在1982年憲法修正中被刪除;但另一方面,國家通過立法對工人權益進行基本保障,最低工資、勞動合同、工傷、養老等勞工基本權利得到立法確認,但工會功能被嚴格限制。

在勞工NGO的發展中,組織化倡導者(organizationalentrepreneurs)充當了重要角色,以女性聯網(又名女工關懷)和打工族文書服務部(簡稱打工族服務部)為起點,勞工NGO在珠三角地區的出現打破了這一地區工人權益保護領域的民間力量的長期缺位;但是勞工NGO在規模、倡議手段以及組織資源方面都非常有限,其理念也並沒有擴散到其他地區或其他領域。

女性聯網的發起人來自香港,這個機構成立之初的使命是推動勞動權益進步,提高女性意識,推廣職業健康和實踐女工自主。打工族服務部早在1998年就成立於廣州番禺,服務部的每項業務都是根據農民工需求而展開的。主要項目包括:

(1)法律援助服務。

(2)職業安全與健康教育。

(3)文化發展與休閒娛樂服務。

(4)集體談判和集體協商倡導。

珠三角地區勞工NGO的發展過程中,女性聯網和打工族服務部這兩家機構發揮了孵化器的作用,可以說目前活躍在珠三角的勞工NGO大多數都受到這兩家機構的影響和幫助。珠三角地區的勞工NGO已經形成一個網絡,由於這些機構大多數受到女性聯網和打工族文書服務部的影響,因而在服務內容、項目策劃、人員流動、團隊建設和管理制度等方面都是驚人的相似。儘管各家機構經常要競爭“工人市場”和項目資助,這並沒有影響他們的團結和互助。通過網絡平台,勞工機構經常開展一些交流活動,在重大事件發生時他們也能夠並肩戰鬥。法律培訓和代理訴訟是勞工NGO為公民權抗爭而進行的日常工作​​。

法律培訓主要涉及工資計算、加班費、辭職、養老保險、工傷認定及賠償等具體規定。培訓工作一般由勞工機構的負責人來承擔,有些機構也會邀請正式律師來承擔。工人們自己製作課件,編寫簡易的教程,講課方式以案例教學為主,為了活躍氣氛,講課過程中會安排情景模擬和現身說法。為了吸引工人參加培訓,勞工機構不僅免收學費,還提供路費和餐費補貼,另外還可以進行各種娛樂節目以結交更多的朋友,如果工人表現積極的話還會發展為志願者。勞工機構也會印製普法宣傳單定期在工業區發放,這種宣傳單一般以問答方式出現,圖文並茂,非常講究效果。法律培訓同時也為公民代理提供了學習機會,一方面工人通過法律培訓認識到法律的作用,相信法律並訴諸於法律;另一方面勞工機構通過培訓獲得工人的信任,公民代理的案件增多,同時在培訓中增長業務能力,勞工機構也把培訓看成一個宣傳機構的好機會。
中國的相關法律規定公民可以代理訴訟,在勞工權益領域,公民代理有著很大的空間,一是許多工人不熟悉勞動法規,不懂得如何來尋求法律救濟;二是正式的法律援助或司法救濟渠道非常有限或者昂貴,工人的勞動訴訟標的普遍較低,正式律師都不願意代理這些數百上千元的小案件;三是司法訴訟程序冗長,資方可以通過惡意訴訟、拖延時間、加大取證成本等手段迫使工人接受調解,工人在面臨訴訟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是能否有足夠的時間、金錢和心理來承受長達數年的折磨;四是由於珠三角地區的勞工訴訟案例非常多,法院的辦案效率很低。由於公民代理的門檻很低,勞工案件本身並不復雜,勞工機構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與法院和資方展開拉鋸戰。在公民代理中,他們表現出兩種特性,一是中國底層工人的堅韌性,他們總是非常固執地相信法律,因而拒絕接受不公正的妥協;二是他們有獨特的生存智慧和行動策略,他們常常使用一些令人驚嘆的訴訟策略。
公民代理的意義在於幾個方面,一是它挑戰了強大的法律體系,工人過去很少會對法律抱有信心,在公民代理的推動下,許多法律開始真正落實到實處,變得更為公正和公開。二是它也是公民或者工人的自我成長的過程,通過法律訴訟,工人的權益得到維護,權利意識增長了。三是公民代理的隊伍得以擴大,在公民代理的過程中,許多工人走上法律維權的道路。四是公民代理也推動了法律和政府管理的進步,由於公民代理對法律和司法訴訟的執著,地方權力系統的合謀變得越來越困難。
通過戶籍制度,農業戶籍的工人與國家、資本共同建構出一個高度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它滿足了中國製造經濟奇蹟的需要。從公民權的獲得角度來看,對農業戶籍的工人的保護政策即便在國家層面也幾乎是停滯的,因此我們把這種公民權的缺失稱之為“懸浮的公民權”。城市政府需要的是資金、技術和勞動力,戶籍制度的奧妙就在於它可以把人分成兩個不同的類別,國家的政治邏輯在於通過有效地控制勞動者的流動來快速達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目標,工人的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和住房等問題都交給農村來承擔,輸入地政府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通過經濟吸納,沿海地區可以自由地使用這些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短期化勞動力,通過社會排斥可以限定他們的農民身份,限制他們進入城市生活。戶籍制度以及依此而形成的一個差異化和對抗性的身份秩序拆分出一個暫時流動和甘願受壓制的勞動力隊伍。比照西方的經驗,在民事(財產)權利和政治(選舉)權利落實後,社會(福利)權利最終得以通過立法形式來實現,工人也因此可能通過結社、罷工和集體談判這些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在中國今天,工人的自由結社和罷工都被控制,戶籍制度成為各級政府實施社會排斥的一個工具。如果馬歇爾所說的西方公民三權​​是經歷一個歷時性波浪式的發展的話,那麼中國工人的公民權是共時性的缺失。
裴宜理認為,1930年代的上海工人可以因行業、地緣等因素達成有限團結,今天的工人在抗爭領域同樣具有非常經典的結構性力量,他們具有技術優勢和人數規模優勢,但我們發現,大多數情況下工人只能通過“以腳投票”看似自由地在各個工廠中流動,這種流動並沒有幫助農民工整個群體改變命運。農民工可以辨識車間政治中的對手,但不可能辨識全球資本主義與國家機器結盟所形成的霸權體系。他們一方面可以在各家工廠中流動,但另一方面,他們不得不像候鳥一樣在沿海與內地、城市與農村、工廠與家庭之間奔波。著名勞工學者布洛維曾經樂觀地認為在向資本主義轉向的同時所產生出的公民社會中,在原社會主義工廠中得到鍛煉的具備組織和批判精神雙重條件的工人階級團體將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力量,勞工機構正是這種力量的表達,女性聯網和打工族服務部的負責人扮演了組織倡導者角色。勞工NGO以鬆散的方式不斷地產生滾雪球效應,這兩家機構不斷地孵化出持同樣理念的NGO,珠三角地區的勞工NGO以其獨特的行動方式發出聲音。

(作者單位:華南理工大學勞動關係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