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回顧】新思維能否帶來新發展 —珠三角勞工NGO服務經驗交流會觀察

【舊文回顧】新思維能否帶來新發展
——珠三角勞工NGO服務經驗交流會觀察

文:劉海英《中國發展簡報》2008冬季刊

新思維能否帶來新發展——珠三角勞工NGO服務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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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27日,為期三天的“珠三角勞工NGO服務經驗交流會”在深圳一家酒店裡開始了。首先進行的是每個機構三分鐘的自我介紹,這道程序本是NGO會議的慣例,但對勞工NGO的會議來說,分量顯得更重一些。因為在其他領域NGO的會上,交流太頻繁之後,大家常有“怎麼總是這幾個人”的感慨,而勞工組織之間,一直以來彼此交流較少,更不要說到場的大部分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勞工NGO。
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的負責人張治儒說:“我發現到場的真正的勞工NGO不到1/3,其他的都是一些關注勞工問題的機構及個人,是因為主辦方沒有聯繫到其他組織,還是這些組織對這樣的活動不’敢’興趣?我們的同行似乎還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有的甚至刻意保持一定距離,不願意和同行相處、接觸,自己關起門來工作。”
但是,儘管參會者成分有些蕪雜,背景不一,客觀上反倒使這次交流會有了多元的聲音和碰撞。
“多面”的勞工NGO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出現勞工NGO。勞工NGO以珠三角和北京居多,而自髮型組織主要分佈在珠三角1。
宏觀的背景是,改革之後出現“打工潮”,90年代初、中期跨省流動達到高峰。 1992年廣東跨省的流動人口從上年的370萬躍升到700萬,到1994年已經突破千萬大關。
但同樣是製造業大省、流動人口眾多的江蘇、浙江並未出現珠三角這樣多的勞工組織。研究人員劉林平和張春泥做過一項關於珠江三角洲與長三角農民工工資決定模型的研究,從中可以找到一點端倪。他們的研究表明,外資企業中,珠三角以港台中小企業為主,而長三角以歐美、日韓、港台大企業為主。長三角國有企業比珠三角多,而且中小企業的起源也不一樣。珠三角主要是依附港台企業發展起來的,而長三角主要是發端於鄉鎮企業。鄉鎮企業本來就是社區企業,對工人的苛刻會影響到社區人際關係。而國有企業有處理勞資關係的傳統,歐美等地的大企業可能會把所在國的管理傳統帶入投資國,所以相對會給工人比較好的待遇。
還有人認為,除了珠三角勞資關係緊張,毗鄰香港也是個重要因素,事實上這裡一些組織與海外勞工組織有著或明或暗的聯繫。
這次會議代表中,有在勞工維權領域比較有影響的1998年創立的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小小鳥打工熱線,也有處在不停變換名字、找不到定位和空間的新生NGO。更有一些公民代理的人士,信手寫出兩位,就可看出他們多是個性鮮明、經歷曲折、不容易屈服的人。來自珠海的樂祥國,本是河南人,從1997年起做公民代理,至今代理1000多件,算是這個行業裡的佼佼者。出色的口才,激情四溢,即使在飯桌上,說得興起,也能隨口給在座的人朗誦自己創作的詩歌。會議期間,就有企業、NGO當場邀請他去做勵志演講。在做公民代理同時,他也做實業投資。

劳工NGO
倔強的謝六生來自江西,高考落榜後南下打工,1997年因為與自己打工的廠子發生勞動爭議,最初的想法只想要回自己的工資,結果卻是讓他的人生道路發生轉折。仲裁不成,又去請律師,等來的一審判決和仲裁委的判決一樣。他不服氣,一邊提起上訴,一邊向有關部門投訴勞動局、仲裁委、法官和律師……經過媒體報導,他的官司峰迴路轉,獲得了滿意的賠償。
最近幾年廣東的勞動仲裁統計數額佔全國1/15,勞動爭議案件數量佔全國1/4。2005年《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報告》顯示,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資,完成所有程序,農民工維權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種花費;花費時間至少11-21天,折合誤工損失550-1050元。
高成本的維權費用,也為勞工組織和公民代理的存在留下了空間。當然,維權型組織的發展一方面與農民工對維權服務有較大的需求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境外資助組織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有關。據悉,在珠三角的勞工組織大概有50多家,而浮出水面的維權人士有200多人。另一說法是,在當地以收費為主的維權者多達數千人。
會上,也有企業家不請自到,律師、研究者在這三天裡絡繹不絕。還有一直關注這個領域而沉默多時,而在這個會上開始浮出水面的人士,神秘的狀態、踴躍的表達令人猜測:“哪來的?”
“以政府的名義”
勞工NGO除了要時常面對不明的暴力襲擊,由於“非法生存”導致的來自政府的壓力也是他們轉入“半地下狀態”的重要原因。如何化解來自政府的猜疑和擠壓,是這次交流會的最重要內容之一。難得的是,會議對討論的前提有了一致的默契:在現行的體制和法律框架內,探索解決的策略和方法。
張治儒多次在企業裡組織工會失敗,在2004年3月乾脆脫離企業,籌備深圳市外來工協會,但協會終究沒批下來,只能註冊了一家“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在2006年,他兩次發起《取消勞動仲裁處理費,減輕外來工維權成本》的萬人簽名活動,機構差一點遭受滅頂之災。一連串的挫折後,張治儒開始改變工作方式,這使他贏得了更多的合法性空間和政府資源。
他說,“早期開展工作,和相關部門沒有任何联系,更談不上溝通。我們的工作處於地下的狀態。政府部門也不知道我們具體在做什麼。2006年以後,我們多次跟深圳相關部門進行溝通和交流,他們當中一些人接受了我的觀點,也開始有了一些合作。從之前的打壓到接受,這是一個很好的轉變。”
2008年1月,春風服務部第一次舉辦珠三角NGO的研討會,深圳市總工會承擔了會議一半的開支,類似的會議在珠三角地區還不多見。這讓張意識到,目前政府有關部門和勞工組織在做著同樣的工作,為什麼不把自己的工作放在陽光下?一來可能會獲得一些資源和支持,另一方面,不會令政府因為不了解而緊張乃至採取一些行動。
他的經驗與在場的很多組織產生共鳴。這些組織或者以政府的話語維權,或者和工會或司法部門建立合作關係,以政府的名義維權。
國內首個刑釋解教人員幫教中心“陽光下之家”創辦人王金雲是深圳十大傑出青年。他體會到,政府的某種認可也是一種支持。他的網站叫中華失足者幫教熱線。對這個名字,他說:“我們從事公益工作也很久了,誰喜歡被幫教?但幫教是個合法化的語言,我們這個網站需要用這個語言來保護自己。”
2004年,北京小小鳥人民調解委員會誕生。這個委員會,以政府名義為流動人口提供服務。借用政府的權威,提升了他們的工作效率。據小小鳥熱線北京辦公室的劉明說,來辦公室尋求幫助的工人,經過小小鳥的電話調解,有時候工人還沒回到廠,問題就解決了。何以如此高效?該機構的創辦人魏偉說,政府給小小鳥貼了一個政府標籤,所以我可以對著雇主吼:“我是北京市調解委員會的”。但小小鳥對待這個政治資源也是盡力維護:“每個月給政府遞工作報告,發送給他,傳真給他,所以他們非常了解我們,他們也定期到我們辦公室了解我們的工作。”
論及與政府合作,黃任峰無疑是幸運的。他是個下肢殘疾的打工者,在東莞開了一家勵志工作室。他說:“我最大的榮譽是作為東莞的形像大使到中央電視台領獎。”
但會上他非常坦率地說:“我走到困惑的階段了。”在得到政府更多榮譽和支持的同時,他的工作室被人看成打工族的俱樂部,讓有關部門不安,這也讓他失去了一些政府的更大程度的認可。他的生存能力比別人弱很多,如果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他覺得生存起來更難。
三天裡,參會者從各自職業背景或實踐經驗探討在現有法律和製度框架下,開展工作的途徑和方法。
一位律師從專業角度提到,勞動爭議中有一個群體性的糾紛案件,律師管理上也有一個規定,即涉及到30個人以上的案件需要上報。大家應該理解政府對社會穩定的重視。如果確實不適合代理,能不能往工會的相關部門、團委、婦聯、義工聯等部門轉移?很多機構都有類似這樣的功能,我們能不能與他們建立一種適當的聯繫?
會議對公民代理是否合法、是否要收費的問題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不可否認,代理費用是很多勞工組織的重要資金來源。會上有人建議,在工作內容上,除了公民代理,能不能考慮進入諮詢、教育這一類功能的機構,拓展資金來源而規避代理費用的爭議?
挂靠社團也是一個方法。民事訴訟法裡面有一個規定,除了律師和當事人進行申訴,社會團體也可以進行申訴。一些比較大的社會團體的一些會員有法律援助的需求,但有些律師不願意做這樣的工作,從事代理的人可以挂靠社團,做法律援助的工作。
勞工組織的媒體攻略
很多機構或個人在為勞工服務經歷中,絕處逢生或者柳暗花明,幾乎總有媒體的功勞。所以,如何培育媒體資源、制定機構的媒體策略,也是交流的一個重點內容。
樂國祥曾經到江蘇省蘇州市處理一個醫療事故案件,他自己對這類案件也沒有把握,但當事人借路費找到他,令他不得不去。在蘇州住的三天裡,他對服務對像說:“你把蘇州所有的報紙都給我買一份。”隨後他給各大新聞熱線打電話,說有一個自學法律的人不遠千里跑到蘇州給一個女孩子打官司,很多媒體感興趣趕來了,他說:“那感覺可以用狐假虎威來形容。”對他來說,懂得用媒體,善於用媒體是一個維權的技巧。
王金雲的媒體策略卻引起了在場的不同聲音。
王的中心對服務對像是免費的,機構運轉經費來自他的企業的部分利潤。但他要求服務對像要有感恩之心:“我把你的問題解決,錢要回來還不行,所有的服務對象同時也是我們志願者,你想參加也好,不想參加也好,這是一個責任、義務,以自己的方式講給別人,無論你有怎麼樣不良的過去,你勇敢地面對就是一種對社會的回報。”
他的每一個服務對像都要與他簽一個肖像使用權服務協議,用特殊的個案形式通過媒體來進行放大,以服務對象自己的故事來教育更多的人。
但明顯的,這樣的做法和NGO慣常的理念和方法有些衝突。發言完畢,一連三個人對他提出質疑。
來自香港、在東莞做勞工服務的譚翠蓮女士問:“如果有一些個案,是女孩子受到性侵犯了,你讓不讓女孩子接受媒體的訪問?”
參會的一個年輕女孩說,讓服務對象接受媒體的採訪,實際上很多人心裡是不願意的,但是由於你幫助了他,他不好拒絕,你強調的是得到社會的關注和政府的認可,但媒體是雙刃劍,這樣造成的二次傷害很嚴重。
深圳大學的王運祥教授也提出質疑:“這個責任不是他本人一個人承擔的,他爸爸媽媽、親戚家屬都受連累。如果他有成年的兒子找對象,誰家的女兒願意嫁給這樣的人家?其實對他的傷害也是很嚴重,而造成這個傷害,是你沒有將心比心。”
王金雲趕快做了補充:“像這種個案的情況下,我們採取幾種方式,一個是用化名圖像進行處理,把聲音進行改變,方式很多,不是單一的一種方式。 ”
小小鳥是這次會議的主辦方,會議一開場,機構負責人魏偉聲稱將貢獻該機構的兩大“法寶”,除了前面提及的政府合作,還有一個得意之筆就是媒體攻略。魏偉說,NGO要擅長造“點”。他所謂的點,其實就是“新聞眼”。他們曾經在報紙的免費留言板宣傳自己,參加電視節目,到後來琢磨社會政策和公眾需求,搞過清理小廣告、打工者義務植樹等等活動。在幾天的會議中,他見空插針傳播經驗,即使就在筆者轉身離開一會兒,他立刻現身說法:“為什麼我們邀請她參加這個會,就是想藉此機會讓她來認識我們各位,發展簡報有可能介紹我們每一個機構,這也是一個宣傳的方法。”
在服務中組織工友
律師管鐵流2005年從事律師工作,現在是春風服務部的法律顧問。他說:“這兩天我們的探討,或者類似的探討會議上,對於這些底層的打工者,我們幫他維權,我們拯救他,我們作為精英去幫助他,始終是以一種不平等的視角,但是有沒有一種更好的辦法,就是讓這些人自我組織,讓他們真正的自救?”
在最後一天討論的時候,談到了政府合作、媒體溝通、志願者管理。一位參會者提問:為什麼沒有一個針對我們的服務者的議題?
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總幹事曾飛洋與大家分享了從服務中團結和組織工人的經驗,而不是簡單羅列項目產出和機構的事蹟,令人耳目一新。他說: “工人是社會進步的一支重要的力量,而工人的基本力量就是團結,或者說有組織,但是怎麼樣達成這樣一個團結呢?在實踐中,不能簡單地用以前的理論,實際上我們可以摸索一些基本的工具方法,一些模式。”
他的機構關注工傷者的權益,針對這個群體,他們即以工人工傷之後為契機,用一些社會工作的方法或者一些模式去做個案的介入工作。針對傷者心理、家庭的需求,還有人際關係等等方面的一些需求做介入。
他們經常是一步步的,把單個人之間的支持做起來。比如一個工友要申請工傷認定,可能他不知道怎麼申請,或者他自己不敢去,其他受傷的工友們陪他一起去,兩個、三個人,或者一起去,這個支持是切切實實的支持,一種互助慢慢建立起來了,以很小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支持建立工人之間基本的聯繫。
曾飛洋說,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看,先從一個村、一個醫院開始形成組織網絡,在此基礎上一個大的網絡就比較容易形成。
曾飛洋的機構曾經做過4年的社區工人文化中心項目。平時工友們到中心來不斷學習交流、建立關係,在這個基礎之上,走出中心去參與社會中的工作。比如說參與社區的志願者活動,參與社區的建設,他強調工人的參與不僅是作為一個學習者,還是一個行動者。
自發與自覺、自助與互助、公益與經營、公民代理與組織維權,這些交叉的內容和特點,都攪在了一個“勞工NGO”的名字下面。也許,正是這個含混不清的狀態下出現的五味雜陳的策略和實踐,對如何應對複雜的勞工問題的未來路徑提供了探討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