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進進:記第一個工人自治組織——北京工自聯

轉載文章【獨立中文筆會網】|原刊《新聞自由導報》總第289期,1999年6月18日

編按:李進進是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當年協助工人在廣場上成立北京工自聯,並擔任法律顧問。八九年的廣場上,工人由聲援學生,慢慢產生出政治化組織的主體,成立了1949年以來,首個獨立自治工會。在戒嚴令下建成的工自聯,只出現了兩星期,卻代表了中國工運上的一面不屈的旗幟。

嚴格地說,「北京工自聯」一詞是共產黨在八九年“六四”鎮壓以後通緝我們而用的。它第一次出現在1989年6月8日晚間的中央人民電視台播送的通告上。通告說「北京工自聯的頭頭們」應當到當地公安機關去自首。北京最早成立的工人自治組織稱為「北京工人自治會」。在1989年5月初的代表大會上,北京工人們的代表通過了新的章程和名稱,「北京工人自治會」改為「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首工聯」。這個名稱在我們內部沒有叫出來之前,就被共產黨的「北京工自聯」一詞取代了。可是大家也就習慣地稱北京工人自治組織為「北京工自聯」。我也被冠為「北京工自聯」壞頭頭。

北京工人自治會成立於趙紫陽去廣場講話的那個清晨。時間是1989年5月19日凌晨4時左右。 5月19日當晚,李鵬等人又召開了北京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北京戒嚴。這兩件大事件使得北京工人自治會成立的聲音變得很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北京工自聯是在「八九」民運處於最嚴峻的轉折關頭誕生的。她一誕生就面對著軍事戒嚴,面對著殺頭、坐牢。從成立到被鎮壓,她只存在了兩個星期。然而,在這嚴峻的兩個星期中,她從到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廣場中眾多的群眾組織中脫穎而出,成為僅次於當時「北京高自聯」的組織。

我捲入到北京工自聯的組織活動也是一個偶然經過。 1989年4月18日的靜坐以後,我以為學生們應當回到校園進行校園民主。當時有一個體育報的記者訪問過我。我跟他談過,中國的事情太複雜,中共還是很強大,我們現在還只能一步步地走。在民主和自由的訴求上,我們不能要求走得過快。比如,在我們於4月18日靜坐提出「七條」以後,我們不必馬上要求中央立刻給予回答。我們可以要求人大代表或常委們討論我們的「七條」。我們自己首先在校園組織學生自治組織。民主程序可以從這裡開始。基於這些考慮,在4月18日靜坐以後,我就退出了組織的抗議活動。

1989年5月13日開始的學生絕食,是整個八九民運根本性的轉折點。它使得學運走向了「以死相爭」民主的道路。從國際政治來看,它導致了柏林牆的倒塌。它是二十世紀一件大事。

對當時參與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看不到也來不及想到這些偉大的意義。對當時大多數學生來說,這場民主運動還是一場學運。當時的鬥爭情況是,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各階層人民都在聲援學生囗號下發動起來了。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北京各階層已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聲援學生,要求中共當局答應學生要求,盡快結束絕食。在這種聲援遊行中,還有一批人已經提出了組織工人運動的要求。這意味著,這場運動不應當限於學運的範圍,而是一場全民性的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運動。

但是一些學生似沒有這樣的認識,或者說,即便有這種意識,也只是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他們不願意主動地去組織或領導這場全民性運動。這種認識是環境所迫。因為許多人都認識到某種風險性,他們認識到,如果共產黨秋後算帳,捲入學運也許會得到寬大的處理,捲入工運那就面臨著嚴厲的製裁。共產黨的宣傳也在強烈地暗示這一點。他們說,學生的運動如果導致了全國性的混亂或動亂,學生們是要負責任的。這意思說,如運動還僅限於學生的範圍之內,共產黨將不會秋後算帳。如果運動發展到學生之外,共產黨則要秋後算帳的。儘管如此,共產黨還是將學生當作主要目標來鎮壓了。

廣場上的首都工人自治聯會

由於當時學生們對於工運的態度非常曖昧,或者說表現冷淡,一些工人或其他階層的人就有些抱怨。 5月18日晚,我和八個北大同學走上街頭進行演講,他們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包括朱蘇人、龔晴和赴東。我們從西單複興門開始演講,一邊演講,一邊朝天安門方向移動。每次演講完以後,不少的人就提出許多發動罷工的問題,在私下,一些人還在我面前抱怨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對外面群眾態度有些冷淡或自居自傲。我當時就有了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到廣場去說服學生們熱情對待工人群眾,認識工運的重要意義。在認識上,我們應當將這場運動擴大為全民性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單單的學生運動。

在演講以後,我進入了廣場內北大廣播站帳蓬。當時有著名作家鄭義先生和幾個學生在那裡,我將我的想法講給在場的幾個學生聽,他們似乎不太認真聽我的說教,但我看到了鄭義的嚴峻的眼神,那眼神我至今還記得。是對我的演講認可和支持。

我是大約十八日午夜進入帳蓬的。約凌晨三時左右有兩個工人走進北大帳蓬。他們說,在人民大會堂東面已有幾百工人聚集起來要組工會。但群眾們希望得到學生的支持或者說某種認可。兩位代表希望學生組織派人去支持。其中一位還亮出一個工作證,是山西某企業的企管人員,他就是岳武。另外一位工人應當是北京的白東平。當時帳蓬的學生的反應不強烈。實際上,那個帳蓬裡沒有重要的學生領袖。如果這兩位代表找到學生絕食團或者高自聯,也許他們能得到學生組織的某種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告奮勇地站起來,對這兩位代表們說:我跟他們去。當時,我還帶著一頂遮陽帽,上面寫著「北大憲法博士研究生」。

我隨著這兩位代表到人民大會堂東面廣場。那裡聚集約有幾百人,我一去,就站在他們中間,發表了約十幾分鐘的演講,並聲稱,我代表學生全力支援工人們組織起來,演講後,一些工人們提出了一些關於罷工權的問題,這在當時是組織工運的一個大的法律新主題。 1982年之前的憲法,規定了工人的罷工權利、1982年憲法將這一罷工權利取消了。大多數工人們知道這一變化。他們問我,罷工是否合法,憲法取消了罷工權利是否意味著工人們不能罷工。我簡單地回答道,憲法沒有規定罷工權利,並不等於憲法禁止罷工。工人的罷工權利可以從憲法規定的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權利中引申出來,工人們受到極大鼓舞。

在我回答完問題之後,我就回到北大廣場廣播站,在那裡我起草了一個北京工自聯的第一個宣言:

我們認識到:四月以來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已經發展成為與我們工人階級利益休戚相關的全民性的愛國運動。

我們認識到:學生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已經竭盡全力,參加絕食學生正面臨著危險;

為了挽救數千學生的生命,為了我們工人階級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為此我們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廿四小時之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同學的兩點要求。否則,我們將從5月20日上午12時開始,全市工人總罷工24小時,並根據事態的發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同時,我們向全國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

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

這個宣言有三點重要意義:第一,它宣布學生運動已經發展成為全民性的民主運動,工人們應當出面並且來領導這場運動。第二,宣布罷工,但罷工是有條件的。這是因為我擔心工人的罷工一時還難以組織起來。第二,宣布北京成立了工人組織,並號召全國各地都組織工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當時我起草這個宣言時,我就知道,我們可能會被鎮壓下去,但我們在做一種舉旗播種的工作。

起草好這份宣言後,我又回到人民大會堂的廣場。我向群眾們宣讀了這份宣言,並獲得他們一致通過。在通過宣言之後,我建議工友們選舉一個工作班子,五、六個人就可以,暫時稱為籌委會。因為我們還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後來,工人們選出了五人籌委會。我記得有岳武、白東平、錢玉民、齊懷宇等。劉強當時也在場,他後來當過一段時間的總指揮。我因為是學生,就自願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一職。

工自聯成立後做了幾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件是在5月20日,共產黨宣告戒嚴後,我和韓東方還有郭海降一起宣讀了一個「北京工人學生聯合聲明」,另一件是頑鐵(周勇軍)在西觀禮台設立一個廣播站。第三件大事是北京工自聯在5月30日通過了自己的章程,準備全面性的開展組織工作。第四件大事是,白東平、錢玉民、沈銀議在5月30日代表大會結束就被逮捕。導致了我們在北京市公安局前的有影響的抗議活動。

為聲援學生而來的工人,慢慢發展出自己的主體。

關於工自聯廣播站,我們怎麽樣來評價它都不過份。它設立在西觀禮台,靠長安街。廣場學生們的廣播站其聲音達不到長安街過往的人們。可是來來往往於長安街上的行人,就在我們的大喇叭前面駐足十幾、二十分鐘,聽完了我們的廣播之後再走,接著,下面一撥人又來聽。這個工作應完全歸功於周勇軍為領導的工自聯宣傳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廣播站特約評論員「潘◆」,意義是「叛離」,真名是董懷民。他為「叛離」坐了四年牢。關於廣播站的工作,周勇軍比我更有發言權。

「5.20」或「5.21」聲明(我已記不清確切的日期)是我和韓東方的第一次合作成果。工自聯成立後,總部設立在天安門西觀禮台。韓東方在5月20日或21日來到西觀禮台。我們見面後,即刻一拍即合,立刻倡議發表一個聯合聲明。它的作用在於,北京5月20日戒嚴後,呈現暫時的冷縮,許多人都想觀望一下。我和東方認為,我們必鬚髮表聯合聲明,鼓動士氣,並向全世界宣告工人組織的存在和力量。於是我就在廣場內的一輛公共汽車內(當時因下雨,廣場內停放了許多公共汽車為學生們避雨),花了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起草了聯合聲明,當時我的一個同學也在場(他現在在美國作律師)。我讀給他和韓東方聽,他們沒有異議以後,我叫來了郭海峰。郭同意以學生組織的名義發表。於是我們在廣場使用絕食團的廣播車的播音器,宣布了這個聯合聲明。這個聯合聲明後來成為我定罪的主要證據。

5月31日公安局前的抗議多有報導。那次是我和韓東方配合默契的一個活動。我和東方等幾十人來到廣場。在我提出幾點法律意見後,我知道,我們沒有必要和他們作法律上的文字遊戲,於是我主動退出,東方頂上。幾個回合後,東方也和不他們玩文字遊戲,於是在公安局門前開展了一場漂亮的和平抗議,我回到廣場帳蓬裡,通知了學生們,後來學生也聲援了過去。晚上我們又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在這種強大的抗議下,北京市公安局於6月1日釋放了被秘密逮捕的工自聯三位主要成員。

北京工自聯還有許多人和事值得一提。比如趙品潞先生,他在日常的組織工作中嬴得了大家信任,並在5月30日晚上的選舉中,成為主要的五常委之一。沈銀議,很早就活動於廣場,加入工自聯之後,積極組織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告海內外同胞書》。還有幾位工人領袖,如張晉利,他們都為工治聯的發展奉獻了不少,並付出了代價。

十年過去了,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第一個有組織和影響的工人自治組織也在那十年前的坦克和槍聲中被鎮壓了。但中國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今天工人們面對著更為嚴峻的情形。他們也走上了街頭。他們雖然表面上沒有提出政治上的訴求,但他們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權利而進行公開的鬥爭。我們非常欣慰地看到,中國工人自八九年以後沒有沉默下去。工人們己經覺醒,工運在發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