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製造不再吃香 三星生產重心逐步移向東南亞

近年來,三星手機在中國所佔據的市場份額一直萎縮,由數年前佔有達百分之二十,大幅下降至2018年第四季不到一個百分點。而中國大陸的手機市場,全面由國內的四大牌子:華為、OPPO、VIVO、小米佔有壟斷性的比例。除了銷售份額下跌之外,印度等新興手機市場則以硬性條件,規定外資手機在其國內設廠,方可免徵高額關稅,成為另一項因素,促使三星將其廠房遷往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地。

在2013年,三星在中國的員工數目超過三萬五千名,但在2019年,在最後的惠州廠房,三星的員工數目僅餘5000人。相比之下,三星公司將手機生產投資集中在印度和越南之中,員工規模達數以十萬計之譜。在年前,三星在印度諾伊達興建了全球最大的行動裝置廠房,在今年5月份,三星宣佈會在印度再行投資3.6億美元,以興建多兩個廠房,不單為三星本身,還為其他廠商提供零件;而三星目前在越南各地共設8個廠房。三星在兩國廠房的手機出貨量可達到上億部的規模。

反觀三星在中國的業務,在2018年4月,三星先是關閉旗下三星深圳電子通信公司,為數320名員工被遣散;然後短短半年,在2018年年底,三星再將其位處於天津的廠房關閉,天津廠房每年生產達到3600萬部。而到了今年,三星停止了在其最後的惠州廠房的招聘工作,並在六月初進行非自願裁員;在七月則張貼了其他企業的招聘宣傳告示,此舉與前述三星天津工廠宣布停產的做法相似,被視為該惠州工廠宣布停產的先兆。

外資撤離中國,工廠停產,引起勞權行動的可能性亦隨之而增加,工人面對失業和轉職的不確定性,成為撤離中國趨勢中最受直接衝擊的一群。和三星撤出中國的例子相類似,SONY在2016年11宣布出售位於廣州市的工廠予另一家中資企業,不再經營相關業務,引起廣州廠房四千名職工抗議。雖然SONY和接手企業簽訂協議接收該批員工,單從表面看來,只是投資方轉變『換老闆』,但實際上企業併購重組後,僱傭合約上工齡的年期按原有日期抑或重組後計算,關乎員工相關的賠償標準。同時,出於人工成本、便於控制等因素,年資較長的舊員工面對在易手後被率先裁員的風險相對較高。

與此同時,縱然人們往往因為中國經濟數字上的表現,以及中國企業在市場上日益增加的份額而轉移視線。可是這種樂觀想法,忽略了外資撤出中國不單是個別企業的選擇,而是會涉及周邊產業的需求亦隨之而減少,受影響的可能是整個產業鏈。放觀近月中國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都處於低於50的萎縮區域,隨着更多工人面臨失業或轉職的衝擊,類似前述爭取權益的爭議恐怕將會日漸嚴重。

即使中國企業在市場份額日益增加,以及中國企業獨有配合國家需要的習性,中國本國企業的擴張也未必合乎人們所預期,填補到外資撤出所造成的空間。中國企業同樣需要考慮外資所考慮的因素,包括中國製造業成本較東南亞或南亞國家為高,不單關乎人工成本,也包括能源成本、稅務成本、生產率等因素;以及本身希望開拓東南亞和印度的手機市場,因此接受當地政府就進入其市場所設下的條件。

三星曾經作為大舉投資中國的一間標誌性企業,其撤離中國,改往東南亞和印度投資的舉動,故之然為輿論所注視。而工人作為直接受衝擊的一群,無論是飯碗不保、抑或是原有勞工權益被更改,在逆來順受以外的選擇,必定是為自己權益據理力爭。然而,在整體經濟面臨下行的風險下,在中國數以億計的勞動人口面前的危機,可能遠比想像中嚴峻。整個世代以來,中國勞工密集式的製造業發展路向步入停滯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