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制造不再吃香 三星生产重心逐步移向东南亚

近年来,三星手机在中国所占据的市场份额一直萎缩,由数年前占有达百分之二十,大幅下降至2018年第四季不到一个百分点。而中国大陆的手机市场,全面由国内的四大牌子:华为、OPPO、VIVO、小米占有垄断性的比例。除了销售份额下跌之外,印度等新兴手机市场则以硬性条件,规定外资手机在其国内设厂,方可免征高额关税,成为另一项因素,促使三星将其厂房迁往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地。

在2013年,三星在中国的员工数目超过三万五千名,但在2019年,在最后的惠州厂房,三星的员工数目仅余5000人。相比之下,三星公司将手机生产投资集中在印度和越南之中,员工规模达数以十万计之谱。在年前,三星在印度诺伊达兴建了全球最大的行动装置厂房,在今年5月份,三星宣布会在印度再行投资3.6亿美元,以兴建多两个厂房,不单为三星本身,还为其他厂商提供零件;而三星目前在越南各地共设8个厂房。三星在两国厂房的手机出货量可达到上亿部的规模。

反观三星在中国的业务,在2018年4月,三星先是关闭旗下三星深圳电子通信公司,为数320名员工被遣散;然后短短半年,在2018年年底,三星再将其位处于天津的厂房关闭,天津厂房每年生产达到3600万部。而到了今年,三星停止了在其最后的惠州厂房的招聘工作,并在六月初进行非自愿裁员;在七月则张贴了其他企业的招聘宣传告示,此举与前述三星天津工厂宣布停产的做法相似,被视为该惠州工厂宣布停产的先兆。

外资撤离中国,工厂停产,引起劳权行动的可能性亦随之而增加,工人面对失业和转职的不确定性,成为撤离中国趋势中最受直接冲击的一群。和三星撤出中国的例子相类似,SONY在2016年11宣布出售位于广州市的工厂予另一家中资企业,不再经营相关业务,引起广州厂房四千名职工抗议。虽然SONY和接手企业签订协议接收该批员工,单从表面看来,只是投资方转变『换老板』,但实际上企业并购重组后,雇佣合约上工龄的年期按原有日期抑或重组后计算,关乎员工相关的赔偿标准。同时,出于人工成本、便于控制等因素,年资较长的旧员工面对在易手后被率先裁员的风险相对较高。

与此同时,纵然人们往往因为中国经济数字上的表现,以及中国企业在市场上日益增加的份额而转移视线。可是这种乐观想法,忽略了外资撤出中国不单是个别企业的选择,而是会涉及周边产业的需求亦随之而减少,受影响的可能是整个产业链。放观近月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都处于低于50的萎缩区域,随着更多工人面临失业或转职的冲击,类似前述争取权益的争议恐怕将会日渐严重。

即使中国企业在市场份额日益增加,以及中国企业独有配合国家需要的习性,中国本国企业的扩张也未必合乎人们所预期,填补到外资撤出所造成的空间。中国企业同样需要考虑外资所考虑的因素,包括中国制造业成本较东南亚或南亚国家为高,不单关乎人工成本,也包括能源成本、税务成本、生产率等因素;以及本身希望开拓东南亚和印度的手机市场,因此接受当地政府就进入其市场所设下的条件。

三星曾经作为大举投资中国的一间标志性企业,其撤离中国,改往东南亚和印度投资的举动,故之然为舆论所注视。而工人作为直接受冲击的一群,无论是饭碗不保、抑或是原有劳工权益被更改,在逆来顺受以外的选择,必定是为自己权益据理力争。然而,在整体经济面临下行的风险下,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劳动人口面前的危机,可能远比想像中严峻。整个世代以来,中国劳工密集式的制造业发展路向步入停滞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