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運動下的香港工運人

反送中運動持續至今,被捕人士已逾2,000人,當中不乏各行各業的工運人。作為勞工議題的關注者,他們看到這次運動進一步揭示社會制度被特權階級壟斷的情況,以及在政府、權貴打壓下,勞工階層所面對的不公。在這場運動,他們當中有專業社工、基職清潔工、工會幹事、音樂人……

陣地社工陳虹秀與許麗明

早在六月,社工的身影便現身於大大小小的抗爭場合中。他們置身在雨傘和盾牌之間,拿著揚聲器,一次又一次毫無懼色地喊道:「警察請保持冷靜!」然而,自警方的大規模濫捕開始,社工、記者專業身份已非免死金牌,陳虹秀亦於8月31日灣仔修頓遊樂場一帶被捕,並被控以暴動罪。在11月2日,陳虹秀在進行人道救援工作期間,再次在銅鑼灣希慎廣場一帶被捕,期間更懷疑遭受到警員的毆打。而許麗明亦在9月29日以襲警罪被捕。

驅使這兩位社工走到抗爭現場的,是監察現時過大的警權及保障被捕人權益。陣地社工由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一群社工成立,在抗爭初期經常走到前線。除了鏡頭所捕捉到,陣地社工嘗試在抗爭現場緩解警民對峙的緊張氣氛以外,他們即使是被捕期間,也盡力保障其他被捕人的權益,包括監察警員有無阻撓被捕人聯絡家人、律師,以及他們看醫生的權利等。

社總的黑色T Shirt背後,印有「We are social workers, Stand up for justice」一句,身在前線的陣地社工,未必能化解現場紛爭,但他們仍像其他前線醫護、記者一樣,將自己的專業知識貢獻於運動,為公義而戰。

清潔工何永隆

早前於8月5日欽洲街與長沙灣道交界被拘捕的何永隆,後來加入了清潔工工會。在案發當日,他僅身穿拖鞋,身上亦無頭盔、口罩和眼罩等示威裝備,卻因張開雙手攔截警方追捕示威者,並大喊「快啲走啦」,而被指控為阻差辦工。

何永隆的案件初次在8月7 日提堂,裁判官在當日批準其以現金1000元保釋,頒佈宵禁令。本身為夜更清潔工的他,因為被捕而失去工作,要轉為日更清潔工,生計大受影響,甚至無法繳交租金,需要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

音樂人工會理事叉雞飯

「有時在橋上看到手足設路障時,自己卻不能參與,難免會有些感觸和難受。」

音樂人工會理事「叉雞飯」對於自己被捕一事,最難過的並不是對個人生活及工作上的影響,而是控罪讓他無法再與「手足」並肩作戰。「叉雞飯」在9月尾被捕,被控以暴動罪。他形容自己為中前排的運動參與者,在金鐘一帶被捕,並被羈留近80小時。憶述被羈留的經歷,雖然沒有遭受警員施虐,但言語上的冷嘲熱諷,及對被捕人通知家人、律師請求的拖延情況,仍相當普遍。由於擔心保釋條件會被加重,叉雞飯說自己現時已不敢再參與任何街頭抗爭,包括有不反對通知書的示威活動。

對於運動的未來發展,叉雞飯坦言情況不甚樂觀,認為警方的濫捕情況亦只會更加嚴重。然而,他對比南韓等其他地方的長達數十年的民主化經驗,形容香港的運動僅是在起步階段,而國際戰線在日後必然是重中之重。雖然整體形勢並不樂觀,但他指自己被捕的事,反而刺激起身邊朋友抗爭下去的決心。他期望香港人可以更有韌性地抗爭下去,不要輕言放棄。

職工盟幹事Leo

在職工盟擔任研究工作的Leo,則在10月初的某次反修例遊行中被捕。他早在4、5月時,便以工會身份協辦和籌組有關逃犯條例的講座及團體討論。而自6月開始的多場反修例運動,他則較多以普通示威者的身份參與其中。

Leo談及他個人被羈留時的待遇,「沒有其他手足般惡劣」,但亦有遭受警方的言語和肢體上的羞辱,以及拘捕程序上的不公。如被押至旺角警署期間,他遭警員「夾道歡迎」與指罵,並被女警踢了一腳。另外,他與一眾被捕者亦被逼穿上被捕時的裝備拍照。

「這是全香港人的事,代價亦不應該集中在某個輩份或年輕人身上,我們要其同面對。」被問及被捕經歷對個人的影響,Leo說他早已有被捕和可能迎來牢獄之災的心理準備。他深信本次運動,已提升至整個香港人群體挑戰極權統治的層次,因此自己有義務,去共同承擔這場民主運動的代價。眼見現時的被捕抗爭者年齡愈來愈小,裝備質素下降,作為「香港人」這個共同體的一份子,Leo認為自己並不能置身事外。

面對警方濫權及政府的進一步打壓,Leo和很多被捕者一樣,對運動發展並不抱特別樂觀的態度,但他認為抗爭者在逆境中,反而衍生出一種「悲觀而積極的能量」,「惟是這樣,運動才可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