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权运动下的香港工运人

反送中运动持续至今,被捕人士已逾2,000人,当中不乏各行各业的工运人。作为劳工议题的关注者,他们看到这次运动进一步揭示社会制度被特权阶级垄断的情况,以及在政府、权贵打压下,劳工阶层所面对的不公。在这场运动,他们当中有专业社工、基职清洁工、工会干事、音乐人……

阵地社工陈虹秀与许丽明

早在六月,社工的身影便现身于大大小小的抗争场合中。他们置身在雨伞和盾牌之间,拿着扬声器,一次又一次毫无惧色地喊道:「警察请保持冷静!」然而,自警方的大规模滥捕开始,社工、记者专业身份已非免死金牌,陈虹秀亦于8月31日湾仔修顿游乐场一带被捕,并被控以暴动罪。在11月2日,陈虹秀在进行人道救援工作期间,再次在铜锣湾希慎广场一带被捕,期间更怀疑遭受到警员的殴打。而许丽明亦在9月29日以袭警罪被捕。

驱使这两位社工走到抗争现场的,是监察现时过大的警权及保障被捕人权益。阵地社工由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的一群社工成立,在抗争初期经常走到前线。除了镜头所捕捉到,阵地社工尝试在抗争现场缓解警民对峙的紧张气氛以外,他们即使是被捕期间,也尽力保障其他被捕人的权益,包括监察警员有无阻挠被捕人联络家人、律师,以及他们看医生的权利等。

社总的黑色T Shirt背后,印有「We are social workers, Stand up for justice」一句,身在前线的阵地社工,未必能化解现场纷争,但他们仍像其他前线医护、记者一样,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贡献于运动,为公义而战。

清洁工何永隆

早前于8月5日钦洲街与长沙湾道交界被拘捕的何永隆,后来加入了清洁工工会。在案发当日,他仅身穿拖鞋,身上亦无头盔、口罩和眼罩等示威装备,却因张开双手拦截警方追捕示威者,并大喊「快啲走啦」,而被指控为阻差办工。

何永隆的案件初次在8月7 日提堂,裁判官在当日批准其以现金1000元保释,颁布宵禁令。本身为夜更清洁工的他,因为被捕而失去工作,要转为日更清洁工,生计大受影响,甚至无法缴交租金,需要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济。

音乐人工会理事叉鸡饭

「有时在桥上看到手足设路障时,自己却不能参与,难免会有些感触和难受。」

音乐人工会理事「叉鸡饭」对于自己被捕一事,最难过的并不是对个人生活及工作上的影响,而是控罪让他无法再与「手足」并肩作战。「叉鸡饭」在9月尾被捕,被控以暴动罪。他形容自己为中前排的运动参与者,在金钟一带被捕,并被羁留近80小时。忆述被羁留的经历,虽然没有遭受警员施虐,但言语上的冷嘲热讽,及对被捕人通知家人、律师请求的拖延情况,仍相当普遍。由于担心保释条件会被加重,叉鸡饭说自己现时已不敢再参与任何街头抗争,包括有不反对通知书的示威活动。

对于运动的未来发展,叉鸡饭坦言情况不甚乐观,认为警方的滥捕情况亦只会更加严重。然而,他对比南韩等其他地方的长达数十年的民主化经验,形容香港的运动仅是在起步阶段,而国际战线在日后必然是重中之重。虽然整体形势并不乐观,但他指自己被捕的事,反而刺激起身边朋友抗争下去的决心。他期望香港人可以更有韧性地抗争下去,不要轻言放弃。

职工盟干事Leo

在职工盟担任研究工作的Leo,则在10月初的某次反修例游行中被捕。他早在4、5月时,便以工会身份协办和筹组有关逃犯条例的讲座及团体讨论。而自6月开始的多场反修例运动,他则较多以普通示威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Leo谈及他个人被羁留时的待遇,「没有其他手足般恶劣」,但亦有遭受警方的言语和肢体上的羞辱,以及拘捕程序上的不公。如被押至旺角警署期间,他遭警员「夹道欢迎」与指骂,并被女警踢了一脚。另外,他与一众被捕者亦被逼穿上被捕时的装备拍照。

「这是全香港人的事,代价亦不应该集中在某个辈份或年轻人身上,我们要其同面对。」被问及被捕经历对个人的影响,Leo说他早已有被捕和可能迎来牢狱之灾的心理准备。他深信本次运动,已提升至整个香港人群体挑战极权统治的层次,因此自己有义务,去共同承担这场民主运动的代价。眼见现时的被捕抗争者年龄愈来愈小,装备质素下降,作为「香港人」这个共同体的一份子,Leo认为自己并不能置身事外。

面对警方滥权及政府的进一步打压,Leo和很多被捕者一样,对运动发展并不抱特别乐观的态度,但他认为抗争者在逆境中,反而衍生出一种「悲观而积极的能量」,「惟是这样,运动才可以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