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老板」为完习帝「足球梦」牵泡沫革命

2019年11月,广州恒大淘宝重夺中超联赛,9年内8度封王,估计队内每名球员可获得150至200人民币奖金。但在职业足球阶梯的另一端,中国职业足最低组别的中国乙级联赛(下称︰中乙),正为护级而战的湖南湘涛球员,却因为被欠薪而走上街头集体维权。有球员更宣称已被球队拖欠工资达一年,与广州恒大淘宝球员的待遇大相迳庭。同样是足球员,但不同组别职业球员的待遇差别之悬殊令人发指。

习帝「足球梦」成为国策

近年中国经济加快转营,多个新兴产业正急速膨胀。当中除较多人关注的创科、再生能源和网上经济相关产业之外,体育产业更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在2015年公布的《十三五规划》中,中共把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超过1%列为规划目标之一,锐意赶上美国和日本3.0%和2.5%的水平。2018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2.4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超过2.5倍,成为中国发展得最快的产业之一。

众所周知,习近平是一名忠实足球迷,习帝的「足球梦」已成为其「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环。2015至2016年间,中国政府便先后公布两份有关足球发展的指导性方案和规划,勾勒出把中国在2050年前打造成为顶尖足球强国的蓝图;并成立一个由前副总理刘延东率领的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将足球改革提升成为中央国策层次。为配合国家在足球事业上的雄心壮志,足球赛事自然成为投资者蜂拥热捧的产业。转眼间,大量热钱投入中国顶级足球联赛︰中国超级足球联赛(下称︰中超)。中超公司的总收入由2006年的6千万人民币,暴涨至2018年的15.9亿元,12年内的升幅达26.5倍。不少世界知明球星、教练纷纷赶上中超的淘金热。现时,全球年薪最高的十名球员和教练当中,分别有一名球员和两名教练在中超掘金。中超的经济实力,已超越大部份欧洲顶级联赛,成为世界足球圈中「暴发户」的代名词。

中超球员薪酬超美赶英 中乙球员被迫集体维权

现时,中超球员平均年薪达一百万美元,全球排名第6,仅次于欧洲5大联赛(英、西、意、德、法)。但另一边箱,低组别职业足球联赛球员生计却朝不保夕,多支球队陷入财困窘境,导致大规模退赛和欠薪事件。在2019年的赛季开始前,就有七支中乙球队因财务问题放弃参赛资格或解散。球季开始后,湖南湘涛、宁夏火凤凰、吉林百嘉、福建天信、南京河海沙叶、保定容大、大连千兆七支球队相继爆出欠薪丑闻,多名职球员被迫走上集体维权之路。有球员因被欠薪身上只剩下31元,连外出的钱也没有。当中超球员年薪动辄过百,甚至过千万,低组别联赛球员却要蒙受被欠薪、遣散的风险,因比赛或操练受伤更须要自掏腰包支付治疗和医药费用。

中国足球靠「球老板」为生 缺乏财政可持续性

中国职业足球极端肥上瘦下的状况,反映中的国职业足球多个结构性问题。职业足球自90年代商业化之后,经营球会从来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各级球会主要靠投资者和赞助商的冠名赞助赖以维生。企业斥资冠名赞助球会,当然希望透过球队迅速建立其企业的全国甚至国际知名度。但同时亦不能排除个别企业以投资足球跟地方政府打好关系,期望从地方政策中获得便利。故不难发现大部份中超球会的投资者和赞助商,均是与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当地地产龙头。加上球圈泡沫化,投资者也可从球会转让图利。据报,目前一支中乙球队估值约3000-7000万人民币,比起4年前中乙球队估值已翻10倍。

自习近平这位足球狂热份子成为国家主席后,职业足球泡沫化的情况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要建立一支冠军球队更需要庞大的金钱投入,球会班费可以是天文数字。本年度中超冠军广州恒大淘宝,单是2019年上半年度的亏损已达7.12亿人民币。若非获得恒大和淘宝这这两大巨贾注资,球会根本没有任何财政稳健和可持续性可言。泡沫化导致顶级球员的薪酬被过度推过。虽然现时中超规定本土球员的薪酬以年薪1000万人民币为上限,但若包括奖金和其他非薪酬收益,球员的收入数以倍计。换言之,最吃香的一线本土球员收入已直迫甚至超越一般英超球队正选球员的水平,外援的薪酬更加不用说了。但究竟中国球员是否已达英超质素?且看中国国家队在国际足协的排名(76名)已可找到答案。薪酬过高不但令国内球员不愿意到国外更高水平的联赛学法,提升水平;营运球会的开支同时水涨船高,其影响辐射至较低组别联赛,令缺乏群众基础和公众关注的低组别球队经营更加困难。假如「球老板」再找不到投资球队的诱因,球员就很大机会进入失业大军的行列。例如拥有64年历史,前身为吉林省足球队的延边富德足球俱乐部,从中超降级中甲后第二年因过度欠债和缺乏新投资者的背景下,在2019年宣布破产解散。

「球老板」视足球为投资工具 球会与社区网络脱轨

中国长久以来存在「球老板」文化。「球老板」大多视足球为短期投资工具,对足球和球会的发展未必有长远规划和目标,导致名气稍逊的球会跟社区网络和足球发展秩序脱轨。例如此前爆欠薪的湖南湘涛,虽然球队标榜该队为省内唯一职业足球队,但其群众基础却薄弱得可怜。湘涛2018年球季的平均入座人数只有398人,反映球会根本未能构成社区网络或文化的一部分。公众不关注,赞助球会所带来的周边利益大减,「球老板」自然对投资和赞助缺乏诱因。尤其是低组别联赛,由于关注度低,透过冠名赞助提升企业知名度的效果有限,因此当班主的其他目的已达到或不能达到时,球会易手、改名甚至搬迁便成为中国足球的家常便饭。就以2018年中乙冠军四川隆发足球俱乐部为例,从2015年至2019年间已更迭股东和赞助商5次,曾使用四川隆发、四川鑫达海、四川安纳普义那、四川FC、和四川尖庄名义参赛,期间更一度拖欠球员薪金,球会的参选资格差点被取销。球会财政缺乏可持续性和长远规划,导致球会的生存甚至球员的就业均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

在足球先进的欧洲国家,球会是社区网络中重要的成员。球队比赛构成社区内社交生活的一部份。同时,球会举办足球学校,在区内发掘和培训有潜质的年轻球员,提供比赛经验,成为国家足球培训机建最基层的一环。因此,除了来自赞助商和班主的投资外,本土球会有一定程度的收入来源是来自门票收益、足球学校和球员交易,确保球会财政的可持续性。在英格兰,第三组别(甲级联赛)的入座率就已经是中乙的三倍。当中在乙级联赛(比中乙还要低一组别)竞逐,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的克鲁亚历山大足球会,虽然在其142年的历史中从未升上过顶级联赛比赛,但至今其主场平均入座人数仍可维持在4千人左右,对于一个人口只有七万的城镇来说已经是非常不俗。而且球会多年来亦培育过不少出色球员(例如英格兰国脚丹尼梅非和艾殊顿),不但为国家提供足球人材,而且更可从球员转会市场中获取可观的利润。

反观中国的低组别球会,不但未与社区结连,发展支持群众的基础;而且一直不重视社区青训去改善球员质素,提升球赛水平,因此长期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球赛不可观—>球迷没兴趣—>老板不投资—>球员就业不稳。中国富商近年对中超的投资,已达至亢奋的程度。但由上而下的「泡沫革命」,不但未能提升国家整体的足球水平,却破坏了整个足球产业链的秩序,令中国低组别联赛球会的经营更困难。而这种「大跃进」式的足球改革,需即时见效的成绩争逐,根本没带为基层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提供更有利的培训条件、更多的比赛机会,和更完善的进升阶梯。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球老板」还有多少可资源投资足球,实在令人怀疑。当有朝一日这泡沫爆破之后,相信整个中国足球都要为这场狂热买单。

(转载自职工盟《中国劳权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