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罷工罷課公投,是八九民運中「工學合流」的再現嗎?

今年的六四晚會雖然被禁,卻遍地開花。數年前香港人一直處理應否悼念六四的爭議,但今年這種聲音就少了許多。或許香港人已意識到,面對著相同的極權,香港和八九民運時的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某中一大相似之處就是工會戰線的發展。

工自聯的誕生:由支援學生到勞工主體

當年八九民運,很多人以為是單純學生主導的學運,但其實工人亦是民運後期中堅力量。當年的民運自四月中開始,由學生悼念胡耀邦所引發。在四月後期的遊行中,運動已經得到大量北京市民及工人群眾上街支持。在五月開始,大量工人聲援學生的橫幅遍佈北京,不同的工作單位亦有更多工人組織參與遊行。

1989年5月19日,中國第一個自治工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在北京成立。李鵬等人同日深夜緊急宣布北京戒嚴。自北京工自聯成立後,全國各市,包括上海、廣州、南京、西安等,都有工人成立自主工人組織。據華爾德和龔小夏的研究,全國至少15個省市成立了自主工人組織,會員人數至少二萬人。這股工人組織的浪潮由首都開始席捲全國,正式標誌了工人由民運的客體成為了主體,同時代表了民運由學運為主演變成真正的全民運動。

八九民運中的經濟訴求

八九民運當初的訴求,除了現在耳熟能詳的民主自由外,亦包括反貪腐、反官倒等偏向經濟及民生的訴求,針對的是官員以權謀私的「倒賣」行為,從而達致經濟資源的平均分配。隨著運動發展,學生主力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要求政治權力公平分配,工人則從經濟、民生層面切入,大力要求經濟資源公平分配,同時支援學生。工自聯作為首都的工人組織,在運動中發揮了他們的動員能力,從事了包括文宣、聯絡、後勤支援的工作,組織工人罷工參與運動。工人從一開始單單支援學生的客體,進化為共同領導運動的主體。工自聯的創立,擴大了民眾和工人對民運的支持,甚至拉攏學生走入工廠和工人結合,令民運勢力變得更強大。透過發動工人階級革命起家的共產黨深明工人階級覺醒和工人組織的重要性,因此真正令中共懼怕的正是這種「工學合流」。

香港的工會浪潮及勞工覺醒

三十年後的香港,我們都可以找到相似之處。

從19年6月開始的抗暴運動,雖然前線抗爭者主要是年青人或學生,但卻不乏其他階層不同群體的參與,當中包括大量不同行業的勞工。雖然運動中第一次發起的罷工其實是6月12日,但真正以「勞工」身份參與運動而最具代表性則是8月5日的大三罷。當日據稱有35萬人參與罷工,有至少224班航班受罷工影響而取消。可以看出,勞工並非單純支援抗爭的客體,而是積極投入抗爭運動的主體,是整個抗爭共同體的一部分。

雖然香港和當年八九民運期間的自治工會浪潮相似,八五罷工衍生了抗暴運動第一次的新工會浪潮。許多新工會的理事們,都是之前組織罷工集會及行動的核心成員,他們希望透過工會組織罷工脅迫政府,從而達到五大訴求的政治目的。而這些工會更將政治與勞工訴求結合。他們在討論和宣傳的時候,都會指出同業面對的困難,並為同業爭取權益。新工會創建了新的社會關係,並加強了業界的集體身份及歸屬感,而集體身份認同正正是推動行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香港人」、「手足」等。同時,勞工意識在香港逐漸覺醒,香港人意識到勞工權益和工會的重要性,並反思勞工權益背後的制度問題。

香港的工學合流再現:抗暴的新力量?

近日,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發起三罷公投,讓市民就罷工議案進行表決,當中有20多個工會及學生組織響應並合作。就此,政府和國家媒體,發表多篇聲明回應,不但強烈譴責罷工罷課(即使罷工其實受《基本法》保障),又指公投並沒有法律效力。除了打壓罷工公投外,政府亦多番阻撓新工會的成立,如故意延長成立工會的行政程序,可見政府對新工會潮有所畏懼。是次對學生及勞工聯合發起公投,可謂是八九民運中的「工學合流」再現。這種勞工與學生的聯合勢力,將進一步鞏固抗暴運動的基礎,威力可以是強得難以想像,當中意識的覺醒和轉變是不可逆轉的,任何極權都不想面對如此難纏的對手。

然而,八九民運和今次的時代革命有個不同的地方,就是對工人主體的包容。當年民運的學生其實對工人成為領導運動主體頗為抗拒,真正願意工人加入共同領導運動的學生不多,甚至部分學生仍然一再強調學生的領導地位,強調學運的標籤。到比較後期學生才真正接納工人,才真正有兩者合作,令「工學合流」的威力減少。但是,在香港的時代革命中,學生組織與工會透過民間平台,真正連繫起來,在各自的崗位貢獻抗爭運動。在此之前,雖然學生與各行行業的勞工也有參與抗爭運動,但彼此的聯繫不強,也欠缺以不同身份作基礎的組織,去盛載這股前所未有的政治能量。是次罷課罷工公投,大大增強了學生和工會間的組織力量。這種「工學合流」的再現,會否令八九民運及兩場運動帶來截然不同的結局? 或許我們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