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大大話支持平權?資深女權者馮媛論婦運的困境

習大大話支持平權?資深女權者馮媛論婦運的困境

文:NGOCN 編:鹿柴
關注NGOCN,公益視野從此大不同
原文

編按: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主持「全球婦女峰會」,受到各國注視,亦備受美國民主黨人希拉里批判。中國婦女團體的情況又是如何?國家一方面鼓勵性別平權,另一方面打壓各個NGO,婦團領袖又點評估情況呢?

 

在五女被抓後,層出不窮的呼籲和救援行動,迅速又有創意,這也是行動派的一種表現。在未來,公開的行為藝術可能會有一定受限,但你也能看到不少年輕人的創意行動反而被激發出來,行動本身的內涵是很豐富的,某些形式的行動沒有了,但另外一些形式的行動會發生和發展,行動沒有,也不會消失。

今年是北京世婦會二十週年,在這場被譽為史上最成功的世婦會上,決議明確婦女權利是人權,時任國家主席第一次提出“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這也是NGO的歸來的一年:中方通過NGO論壇認識到,NGO並非洪水猛獸;不同的女權議題輪番呈現,直接催生了第一代NGO領導者;一些老牌NGO在世婦會前後成立,獲得國際資助……
然而今年同時也是風波頻頻的一年:3月7日,5名准備開展公交車防性騷擾的女權行動派被抓捕,37天后釋放;各類權利型NGO接連被打壓,人心惶惶;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準備出台,國內外嘩聲一片——婦女運動將何去何從,NGO將何去何從?為此我們採訪了資深婦女工作者馮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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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媛,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共同發起人,汕頭大學文學院婦女中心創始負責人現為客座教授。和草根、本土NGO、聯合國、國際婦女組織都有豐富的交流經驗。

NGOCN: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徵求意見稿出來以後,行業討論比較悲觀,您怎麼看?
馮媛:這部草案的確令人悲觀,但是它畢竟是草案,很多國內外人士和機構都提出了意見和修改建議。所以,如果我們認為草案中的所有條款都會納入法律,以這個心態去面對未來,就會加重民間的一種無所適從的無力感。
所以,在新的草案或法律出來之前,可能不需要太強化它,不要強化“狼來了”的這種恐慌情緒。我們要勇於爭取、善於爭取,現在已經結束徵求意見了,對於我們來說,參與的途徑少了,但這個時候我們仍然可以有一些建設性的方法進行推動。
比如,國家明文表示進入了“社會治理”的時代,這在2013年首次進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在“治理”的概念、治理框架下,需要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發揮其作用。以前中國也有“治理”——“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以前的“治理”可能是“治你”,但現在“治理”這個詞同時代表著面對社會議題的合作夥伴關係——公與私的合作,官方與非官方的合作,國家、市場、公民社會的合作。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們是“拿著雞毛當令箭”,其實,它就是令箭啊!不管他是認真落實還是言不由衷,我們就要拿著這個令箭,我們站在肯定它、幫牠實現的角度,來推動它不後退,向前進。


NGOCN:怎麼看婦女運動在當下面臨的挑戰?
馮媛:不久前在巴西參加一個會議,會上一個研究表示近年對於ngo管理的收緊不僅在俄羅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國家,有50多個國家已經出台或正在出台這樣的限制性法律。這是一個國際趨勢,它有什麼淵源?這和911以後,各國重視反恐或在反恐的名義下,行政權力擴張,公民權利削弱的現象又有什麼關係?我們怎樣在這個大環境下看中國的立法,怎樣選擇行動的策略,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在這個背景下,婦女運動也是面臨著一些不一樣的狀況。一方面來說全球婦女運動更加具有連接性,37女權事件後的呼籲也可以作為一個案例。另一方面全球婦女運動也需要應對當方面的挑戰:政府政策措施中的問題、宗教保守勢力、恐怖主義的威脅、每個人心中都潛藏的、仍然是社會主流的壓迫性的性別價值觀的阻礙,需要和這些方方面面作戰,社會環境不再像90年代那樣有利。
90年代,好幾個主要的國家是比較支持婦女權利,平等權利的。如美國是克林頓政府,英國是布萊爾內閣。但之後一些年來,情況不那麼一樣了。沒有很強有力的同盟軍和倡導者。 2009年經濟衰退後,很多國家面臨著經濟復甦的問題,後勁不足,所以這方面我覺得還是需要聚焦策略。雖然婦女賦權和性別平等納入了後2015發展的目標,而且有了強有力的具體目標,但是那麼多目標(一共17個目標),一百多個具體目標,將來不知道還會有幾百個指標,如何確保這個目標能貫穿到各個有關方面,需要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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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因素是,從國際的角度來看,在去年的2015後發展目標制定上,婦女組織、NGO很早就有效地集結、影響,所以現在不但成功的把性別平等和婦女權益在其中強調,而且在細分上都有具體目標。
在中國,我們的婦女運動更加有國際視角和本土關注,和國際聯接也更加持續化和緊密化,但現有國家的狀態和機制,外在的壓力如果和內部的動力結合得不好,也會有一些反作用。怎樣最大限度地利用內外結合,這對我們來說都是策略、手法上的挑戰。
除此以外,現在還面臨的一個新的挑戰,20年過去,國內高層當中,受過95世婦會洗禮、同時堅信馬克思主義話語裡的“婦女解放”訴求的的人已經逐漸退下來了,現有的官方婦女領袖,有她們的另外的特點和環境。再加上我國現在的評價指標,不管是維穩體系還是其他,更多不是看重真正的作為,這種情況下,她們推動這些事的動力和障礙也不一樣了,或許更難了。
中國NGO的好處是,越來越多年輕的機構和從業者獨立的意識很強,民間的、草根的色彩更強,但是對體制的了解、聯接更少,往往只是認為體制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它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你不能忽視它,民間政策和法律的改善的呼聲要實現,需要它的回應。例如37女權案和李彥家暴案,這兩個事件,單單有民間組織和國際的呼籲是不夠的,一定有要有內在的同盟軍,有些同盟軍有時候只要他們不做什麼就夠了。

因此我們有必要去了解體制,了解體制內的利益相關者,適當的時候要和他們展開互動。


NGOCN:37女權案之後,看起來行動變得消沉,你覺得女權行動派目前狀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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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媛:昨天我參加一個活動,讓一些朋友用線條來表達女權運動的狀態。一些朋友畫了一個低谷,認為37案後是一個大的挫折和低谷,也有一些朋友認為這是一個高潮過後的高原平台期。我認為現在並不是一個低谷,女權主義本身就是行動導向的,因此女權行動派不會消失,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在五女被抓後,層出不窮的呼籲和救援行動,迅速又有創意,這也是行動派的一種表現。在未來,公開的行為藝術可能會有一定受限,但你也能看到不少年輕人的創意行動反而被激發出來,行動本身的內涵是很豐富的,某些形式的行動沒有了,但另外一些形式的行動會發生和發展,行動沒有,也不會消失。

八月初,數十名老中青幾代婦女NGO工作者和婦女權益推動者舉行了“北京再出發”的紀念聯合國95世婦會20週年民間論壇。當年,開放的中國在迎接世婦會時擁抱了NGO的理念,鼓勵和支持婦女結成NGO。現在,國家應該同樣重視NGO為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看到NGO在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上的積極作用。 20年後,我們再出發,應該走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