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飛雁被迫遷查數 呢間NGO究竟搞緊乜？
過來人累積抗爭 支持同伴走過工傷
編按：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是廣東省佛山市唯一的一家做工傷維權的NGO。組織者何曉波透露，9月份南飛雁三個服務點分別被逼遷、關停和終止合作，其流動兒童社區中心的項目經費也受到影響。 9月15日，佛山市社會組織管理局稱，接舉報稱南飛雁2012年-2014年財務狀況存在問題，檢查將繼續。這所NGO究竟幫助什麼工人？他們為什麼會覺得獨立的資金來源如此重要？這是他們被政府檢查的原因嗎？
原題：工人何曉波
文： 異客行 異客公益
算起來，何曉波離開工廠都有八年了，現在他的辦公室在佛山禪城祖廟街，雖然只是在九樓的一間小室，但也是在市中心，最常接觸的機器是電腦和手機。這樣的環境裡，你很難把他跟印像中的工人劃上等號。
“你覺得自己現在還是一個工人嗎？”
何曉波立即回答：“我當然是一個工人，我自己就是這工人中的一員，流動人口中的一員。”
南飛雁是佛山市關注流動人口的NGO，主要工作有工傷維權、外來人口社區服務、流動兒童教育支持，最近開始做流動婦女的生育保險。正如何曉波自己所說，他作為南飛雁的負責人，其實本身就是外來工的一員。他受過工傷，熬過漫長的維權，大女兒進不了佛山的公辦學校，只能留在老家讀書，小女兒出生時，他被妻子生育保障的問題折騰。
他理解外來工的苦悶，也清楚他們的堅毅。
（一）
在辦公室門口旁邊的牆上，貼了將近六十張黃色的便利貼，上面寫了人名、地點和時間，有紅色或藍色的水筆作標記。志願者說，這是工傷工友維權訴訟的開庭信息，紅筆打勾錶示已經開庭，藍筆劃圈表示已經拿到賠償。現在牆上“一片紅”的貼紙上，只有寥寥幾個藍圈。
受工傷的人數遠遠超過牆上便利貼的數量。
2011年佛山人社局公佈的數據，該年獲得工傷認定的人數為17052人，平均每天47人，而南飛雁（當時叫“何曉波工作室”）在2012年裡就接待過1300多名來訪的工傷者，直到現在，平均每天會有3名工傷者來求助。這些數據還不包括那些受傷後不懂工傷認定和維權的工人。
工傷申訴備案、決定和執行的過程平均需要1000多天，能在一年內解決的已是相當“幸運”。你很難想像一個外來工怎樣在受傷、斷掉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不斷跑醫院、法院、政府部門。
在南飛雁的留言本上，有工人寫下一句話：我們在做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我們醒來時，卻距離太遙遠！
何曉波經歷過這種煎熬，剛來佛山打了幾個月工，他左手的三根手指就被機器截掉半截，在醫院認識了做工傷探訪的NGO打工族的志願者，第一次知道了工傷賠償。此後將近一年裡，他一邊學工傷法規為自己維權，一邊當“打工族”的志願者教工友維權。那是2006年，他才32歲。
“他們也不太清楚我要去做什麼，只是覺得受傷後，能找到自己想做的事也挺好的。”拿到五萬元賠償後，何曉波在農曆新年時回了趟老家。再回佛山時，他是“打工族”佛山站的工作人員，跑醫院做工傷探訪，教工友維權知識，最艱難的時候，一直是自己貼錢支持工作。連他自己也不清楚家人對這份工作到底了解多少，不過家人覺得他找到喜歡的工作也不錯。
然而，能夠把維權堅持下去的工傷者並不多，像何曉波那樣在受工傷後成為志願者，幫助其他工友維權的則更少。
工廠總希望能私了，而且花最少的錢。如果工廠願意出跟法定賠償相近的賠償金，何曉波也會建議工友接受，這種情況也是常見的。 “但如果可以拿三萬，工廠只肯出一萬，那當然不行”，但的確有些工友會堅持接受低額賠償，何曉波說，那也沒有辦法，我們只能建議不能替代決定。有一部分的工友還是會被說服，繼續維權最後拿到了法定的賠償，“但每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不同，不是每個人都受得了”。
受過工傷的工人成為志願者，進行工傷探訪，讓工人自我支持，一直是南飛雁提倡的模式。但維權後能繼續幫助其他工友的工人不足5%，大多數的工人都會回老家生活，在何曉波看來，多數外來工都頂著很大的經濟和家庭的壓力，這些選擇與所謂的良心無關。
（二）
“你今天來了這裡，起碼可以知道我們是不是騙人的，一聽到免費的東西，該多留個心眼。”何曉波用他的大嗓門對坐在旁邊左手只剩下大拇指的工傷者說，這是他第一次到南飛雁諮詢，如此直白的話，也令他愣了一下。
何曉波就有這種真性情，他說做人帶著面具就沒意思了，而且他不僅自己真，也看不慣別人假。
在部隊退役後，等待工作分配的何曉波到東莞打工，工廠的管理太嚴苛，他覺得沒道理就發起罷工。到了分配的國企，正好遇上國企改革，改革後的管理層貪污得厲害，他實在看不慣，連同其他10個核心技工一起罷工，要求撤走貪污的管理者，最後那個管理者被調配到其他廠，何曉波還是覺得沒能真正懲治他，於是跟工友一起辭職。
南飛雁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幅字畫，寫著自强两字。 “自”的解讀包含著自主性、獨立性，這是何曉波十分看重的。
2012年，南飛雁與政府合作項目，而得以註冊，但這個項目到期後就停了，因為政府部門希望南飛雁轉型，不再做工傷維權。在佛山政府購買服務的風潮下，大量機構、組織都爭著要政府資源時，何曉波沒有為了留住合作項目而改變工作方向。現在，南飛雁還有做政府購買的服務，也有基金會的支持，但他強調在資助方面前，一定要獨立。
“不能因為資助方的想法，而失去自己的獨立性，不能忘記我們最初的目標。”南方雁最初的目標是什麼？ “在佛山，提起外來工，就會想到南飛雁，南飛雁要做佛山外來工的代言人。”問到覺得現在這目標實現了多少，何曉波覺得很難估量，但起碼這幾年是做成了一些事。
至少，南飛雁還是屬於外來工的。
（三）
南飛雁作為佛山唯一一個做工傷維權的機構，何曉波很看重這部分工作，但儘管工傷是個龐大的群體，在做維權工作時，也只能逐個個案解決，不能有根本上的改變。他嘗試過依托社區做工傷預防的普及，試圖減少工傷的發生，但工人對這個“並沒切身相關”的內容沒太多興趣，成效不佳。
外來工最關心的是什麼？
順著這個問題，何曉波開始明白到，多數外來工最關心的問題是他們家庭的問題，尤其是孩子的問題，孩子入學讀書、成長教育的問題。這些也是他們真正的需求。
南飛雁發展出很多與流動兒童教育相關的項目，但這類項目大多是提供服務式的。在何曉波看來，單純的服務、做慈善是無法真正解決問題的，表層問題之下，是權益被侵犯，例如流動兒童入學問題，實際是受教育權的問題。
何曉波試圖把維權的視角帶入服務中。在流動兒童教育的項目中，強調“賦權”，希望能夠在孩子和家長中培養出能關注社區事務的骨幹，在一個項目的願景中也寫到：期待通過公共政策倡導，以橋樑作用傳達民意，促進政府在外來人口子女接受學校教育之政策上，更加完善、合理，改善外來人口子女接受學校教育現狀。
政策倡導的改變總是緩慢的，何曉波也跟同事說：“如果進不了公辦學校，就別帶孩子來佛山讀書了。”
不過，他不是那種等待改變的人，長期的一線工作教會他兩個字：倒逼。
我們到辦公室那天，何曉波正和當地一個老師商量開民辦小學的事——非盈利、公益性的民辦小學，低學費，財務完全公開，前期依靠捐助建校，運營時，可以發起大學生實踐義教，組建家長互助團隊，令學校自組織起來……他一口氣說了一大串。
“這事要提上議程了，2015年9月開學。”說這話時，何曉波兩眼瞪圓，有光。
English Summary:
- Nan Feiyan, an NGO at Fo Shan is facing removal by the landlord and investigation by the police. Its 3 centers at Fo Shan faces various pressure lately in September. What does this NGO do? What does its volunteer and organizer He Xiaobo think about his work and the general conditions of the workers?
- He has left the factory for 8 years already. He has also suffered injury and lost three fingers several months after he entered the factory in 2006. He was approached by a volunteer at the hospital, learning the procedures to claim compensation by the statutory procedure. He then joins the center to help other workers who was injured during work. This is the model that Nan Feiyan pursue, workers supporting workers. Although only 5% of the workers receiving help stay at the centre, their work has achieved much recognition.
- For example, in 2011, the government confirmed the number of people confirmed their work injury as 17052, with 47 people admitted everyday. The center in that year has received more than 1300 workers, receiving 3 new workers every day.
- Right now, the centre focuses on injury compensation, education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women’s birthgiving insurance and social support to migrant workers.
- The center has once worked with the government on social service project, and was put to pressure to end the work injury assistance to workers. By then, organizers like He realized that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is crucial to doing what they have started in the beginning. They now have their own Fund to support its services.
- He realized the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is what needed most to migrant workers, including education services in mobile, providing children’s activities. They are now starting to a new primary school to provide education to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