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與爭鳴】李民騏:工人的鬥爭愈見強大,勞工界愈需要認清鬥爭的方向

李民騏:當工人運動高潮來臨時,“勞工界”何去何從?

文:李民騏 小錘子

編按:罷工抗議的聲音、工人抗爭的意識更見強大,「勞工界」向政府及資本家又發出了什麼訊息?中國勞動關係學院教授王江松書寫了一篇“勞工界就製造業衰退過程中勞工權益問題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卻遭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李民騏質疑:「勞工新政」真的可以保障勞動三權,免受利潤率下降而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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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剝奪剝奪者,那就是用生產資料公有製來代替私有製;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和公共就業計劃,將大量的失業和半失業人口組織起來,重建並擴大社會主義經濟,限制及縮小資本主義經濟,直到建立以人而不是以物為發展目的、以勞動而不是以資本為基礎的新社會。

近日,有幸讀到了王江松先生起草的以“勞工界”名義就勞工權益問題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勞工界就製造業衰退過程中勞工權益問題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原載勞工互助網:http://blog.sina.com.cn/s/blog_a1​​dc47310102vf9k.html,以下簡稱“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王江松先生是當代中國勞工權益屆的前輩,長期戰斗在南方工人鬥爭的第一線,在國內外都有一定的影響。王先生的這篇“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內容很豐富,不乏真知灼見,值得中國的馬列毛左派、其他馬列主義傾向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工人運動前途的進步人士閱讀和思考。

王先生在“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中,生動地介紹了當前中國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尖銳化的現狀,特別是在中國資本積累的重心——製造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有了尖銳不可調和的趨勢。王先生正確地指出,中國目前的所謂發展模式,其結果就是讓“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是“病態的和瘋狂的”,是“以犧牲大部分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和幸福為代價”,是“另一種倒退”。

王先生對於“90年代以來的改革”進行了控訴。正如王先生所說,數千萬國企工人“被掃地出門”,數億農民工只是被當作“沒有人權和公民權”的勞動力,“以人為本變成了以人為成本”,“勞動者成為用過即扔的勞動力商品和生產工具”。 “這是一種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式的因而根本缺乏可持續性的發展模式……其所帶來的經濟、政治、社會隱患深不可測。”

王先生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容納階級矛盾的能力,也有不失精闢的分析:“一般來說,如果僅僅是勞工抗爭日益高漲,只要經濟上行、就業穩定,對勞工的權利訴求的吸納能力就比較強,或者雖然經濟下行、失業嚴重,但勞工的權利訴求不太強烈,可以通過壓低勞動權益來擴大就業。”簡言之,如果資本主義經濟的利潤率高漲、資本積累旺盛,資本主義社會就擁有一定的調節和緩和階級矛盾的能力,得以維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當工人階級的力量還比較薄弱,覺悟和組織程度還比較低的時候,資產階級便可以無所顧忌地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強迫工人階級在血汗工廠的狀況下聽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以此來提高利潤率並擴大資本積累的規模(正如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情況)。

但是,王先生敏銳地感覺到,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矛盾的深化,也隨著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發展壯大,上述兩種維持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基本方式在今日中國已經越來越維持不下去了。 “中國已經開始陷入到產業衰退引發的大規模失業與長期對勞工的歷史欠賬引發的維權抗爭糾結疊加在一起的窘境之中……大規模失業與勞工的權利要求和抗爭行動一起到來,事情就不好辦了。”王先生預言,再不“根本轉變發展理念和增長模式”,“現代化、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進程。。。就會半途而廢,而且會導致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社會動亂和文明倒退。”

在受到中外資本家長時期的殘酷壓迫和剝削以後,中國的工人階級正在成長和壯大起來,並且正在開展大量的、有組織、有規模、有威脅力的鬥爭。另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由於其自身的矛盾,由於“處在全球化生產鏈條末端”,由於“對世界市場和跨國資本的依附性”,由於利潤率的大幅度下降,不具備在其自身內部進行社會改良、對工人階級做出有限讓步以緩和階級矛盾的能力。面對如此不可調和的矛盾,中國資本主義的“事情不好辦了”,正在逐步地然而卻是確定無疑地走向“半途而廢”、“大規模動亂和倒退”的前途。對於這個前途,越來越多的中國馬列主義者正在認識到,而越來越多的像王江松先生這樣的改良主義者正在感覺到。

在“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中,王先生十分誠摯地、發自內心地向“政府”和“企業”提出自己的諫言,希望中國的資產階級能夠從自己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捨去一些局部和眼前利益,效法當年的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實行“勞工新政”。王先生警告說,“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勞動和資本這兩種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間的關係, 整個工業市場經濟就會土崩瓦解”。

在王先生看來,只要實行了“勞工新政”,就可以帶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和政治效益”:“由於底層勞動者在市場經濟中有了上升的通道和空間,由於無產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上升為有產者以及由此出現了中間階級的發展壯大,貧富兩極分化所導致的底層勞動者的絕望和憤慨逐漸減弱了,對市場經濟的心理和道德認同提高了,激烈的階級鬥爭和社會動盪減少了,要求徹底消滅市場經濟而代之以計劃經濟的極端思潮和政治力量衰退了,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變得更加公正和穩定了。”

確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西方各國工人階級的長期鬥爭,但是同樣是由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以及馬列主義的廣泛影響,西方資產階級被迫做出一些讓步。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各國工人階級在生活水平以及各種社會權利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那個時候,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生活的進步也是以對第三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這種殘酷剝削使得西方國家得以通過不平等交換攫取巨大的超額利潤)以及對化石燃料的巨大浪費為代價的。

但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呢?王先生很有信心地(抑或是很天真地)說:“發達國家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漸上升,已經達到75%左右。市場經濟因此而崩潰了嗎?沒有,它獲得了更加廣泛而深刻的動力源泉。”我與王先生是生活在同一個歷史時代嗎?以美國為例,“僱員報酬”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1970年前後達到58%的歷史最高點以後,就長期趨於下降,至2013年已經下降到僅有52%。即使加上包含中小資本家收入的“企業主收入”,2013年美國的僱員報酬和企業主收入之和也不過佔國內生產總值的60%。不僅如此,美國絕大部分勞動者的實際工資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也是趨於下降的。 (順便說明一下,王先生在“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中還提到,中國的勞動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僅有16%;雖然中國工人受到中外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但是王先生所提到的這個數據是不確實的)

當然,王先生不是國民收入統計方面的專家,對於外國經濟統計數據了解的不翔實也是在所難免的。然而,王先生並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既忘了“東風壓倒西風”時代的世界革命高潮,又閉眼不見世界反動時代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調整”、“休克療法”以及“改革開放”。王先生搞不清楚歐美的國民收入統計,難道不曾聽聞“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1%與99%”之間的對立,難道沒有關注過如今遍布歐美各國的人民大眾的反緊縮鬥爭,或者也不曾聽說過並非馬克思主義者的皮凱蒂的暢銷書《21世紀的“資本論”》?難道這些不是當今世界“底層勞動者的絕望和憤慨”的真實寫照?更不必說在廣大的第三世界,數十億勞動人民所面臨的飢餓、掙扎,以及在拉丁美洲、東南亞、南亞和中東到處都在發生的社會崩潰以及武裝鬥爭。

回到中國的現實中來。王先生所倡導的“勞工新政”,雖然是改良主義的,雖然多數是從良好願望出發的,而不是從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實際出發的,但是仍然不乏積極的因素。其中一些主張,未嘗不可以成為中國工人運動過渡性的政治與經濟要求。在王先生所倡導的“勞工新政”中,我認為,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大體上可以贊成並且可以在一定時期內加以推動的,有這樣一些:

一.補償對農民工和國企下崗工人的歷史欠賬,解決在社會保障、住房公積金等方面的歷史遺留問題,特別是要解決上千萬工傷職業病農民工的醫療養老問題。

二.保障所有工人都能得到足以過上有尊嚴生活的“生存工資”;並在此基礎上,在全社會範圍內實現八小時工作制並且保證全體勞動者在法定節假日的休息權。

三.在法律上確立並且明確保障全體勞動者都應具有團結組織權、集體談判權以及罷工權。

四.在民主的以及有工人階級代表廣泛參與的基礎上,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下,建立不受資產階級影響和乾擾的、具備一定執法權的勞動關係監督及調節委員會,依法保障各項勞動法規的貫徹實施,對於違法資本家可以給與罰款、沒收部分或全部財產、拘留傳訊等處罰。

以上幾點,根據王先生在“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中的若干設想,略作修改而形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種不同政治傾向但是切實致力於中國工人階級進步的各方面人士在現階段的共同點。除此以外,王先生還提出了一些建議,諸如將國企利潤劃歸社保基金賬戶、“降低企業賦稅”·“激勵創業投資”、給失業工人提供所謂“職業教育”、給返鄉農民工“技術支持”等,多屬於道聽途說、人云亦云,或者不甚實際,或者杯水車薪,或者實際上有利於資本家而不利於勞動者,未必經過王先生的深思熟慮。

現在來探討實質性的問題。上述的可以作為“勞工新政”的四項主要之點,如何才能實現?如果實現了,又會有怎樣的經濟和政治後果?

首先,請問王先生,要實現上述的“勞工新政”(或者哪怕是王先生在“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中原版的“勞工新政”),需要什麼樣的政治條件?除了王先生以及王先生的許多朋友都翹首以待的“政治改革”以外,如何才能防止會被“勞工新政”損害利益的大小資本家們在政治上搗亂破壞並導致王先生的“勞工新政”胎死腹中呢?其間的酸甜苦辣,或許王先生以及“勞工界”人士近年來已經多有體會,了解得也更加深刻?

我們再設想,有朝一日,不再有政治上的障礙,“勞工三權”得以伸張,“勞工新政”得以全面貫徹,這樣的“勞工新政”導致工人權力的增加、工資和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長;但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或者,在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於資本家的利潤率又將有怎樣的影響呢?王先生在“告政府、企業和社會書”中已經講到,中國製造業資本家的利潤率已經在普遍下降,已經到了“產業衰退引發大規模失業”的邊緣。既如此,再大幅度增加勞動成本,難道不會使得資本家的利潤率更加大幅度下降,難道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會導致經濟危機來得更快、更猛烈?

王先生有什麼辦法,能夠既實現“勞工新政”,又保障中外資本家的利潤率?是靠分享國企利潤?王先生可以查實一下,中國所剩的為數不多的國有企業,其利潤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幾? (2014年,中國全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不過2.5萬億元,佔國內生產總值的不到4%;其中三分之一是應交所得稅,另外還包括比例很大的屬於非國有資本的利潤)

是靠政府給資本家減稅?減稅之後,政府的公共職能如何維持、社會福利如何支付?王先生是嚮往北歐福利國家的,可知道北歐福利國家的宏觀稅率(各級政府稅收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往往在50%以上?這樣比例的宏觀稅率,中國的資本家可願意貢獻,可能夠承受?

是靠產業升級?所謂“產業升級”,就是說中國要從王先生所說的“全球產業鏈的末端”提升到頂端。換句話說,中國資本家要在全球不平等交換中由價值輸出的一方轉變為價值輸入的一方。想法是很美好的,但是能實現嗎?第三世界國家幾百年都沒有實現的事情,中國資本家在幾年、幾十年中能夠實現嗎?什麼樣的全球產業鏈“頂端”能夠吸收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勞動力隊伍?全球產業鏈“末端”的產業向哪裡轉移,相應的政治和經濟條件具備嗎?世界環境能夠允許所有中國工人都按照美國工人的物質消費水平生活嗎?

比較現實的前景是,一旦中國工人運動發展到下一個階段,從而中國工人階級有力量、有決心貫徹上述的“勞工新政”,中國的資本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利潤率大幅度下降的局面。一旦,在中國的經濟和政治舞台上,人們將被迫在“勞工新政”與資本家的利潤率之間做抉擇的時候,王江松先生以及王江松先生周圍的“勞工界”朋友們將何去何從呢?是堅持“勞工新政”、反對利潤率,還是維護利潤率、拋棄“勞工新政”?

這是假想的問題嗎?不是的,這正是王先生認為已經解決了勞資關係問題、實現了“公正和穩定”的美、英、德、日等國在過去幾十年中的真實寫照,這正是為什麼前蘇聯、東歐、拉美、非洲、南亞、東南亞等許多國家人民在新自由主義暴政下陷於貧困與飢餓,這正是中國工人運動一旦高漲以後不可避免要面臨的歷史抉擇!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剝奪剝奪者,那就是用生產資料公有製來代替私有製;通過大規模的公共投資和公共就業計劃,將大量的失業和半失業人口組織起來,重建並擴大社會主義經濟,限制及縮小資本主義經濟,直到建立以人而不是以物為發展目的、以勞動而不是以資本為基礎的新社會。

這樣一條出路,想來王江松先生現在還是不願意走的乃至於強烈反對的。這一點,我們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願意等待,我們有的是時間。但是不知道,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矛盾的發展是否有足夠的時間讓王先生等待。

當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性要求與中國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二者之間發生尖銳不可調和衝突的時候,當“勞工新政”與資本利潤二者必居其一的時候,何去何從?王先生要選擇,筆者也要選擇;你們要選擇,我們要選擇,他們也要選擇;資產階級要選擇,工人階級也要選擇;歷史終歸是要選擇的。這便是21世紀中國的宿命。
(作者是美國猶他大學經濟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