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機器碾碎的夢想,難以承受的傷痛

被機器碾碎的夢想,難以承受的傷痛

文:破土網、我們的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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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勞動者基本權益受侵害的狀況並未隨著國家經濟的騰飛而有所好轉,大批的農民工的權益保障依然在勞動法律高標準的環境中徘徊於法律最低線,工人的基本生命健康權仍然在工傷職業病的威脅之下難以保障。從張海超開胸驗肺、崑山工廠爆炸到千萬例無疾而終的工傷職業病個案,大批工人不但在不安全的生產環境下受到安全威脅,而且在生命健康由於工作原因受到傷害時,難以獲得補償。通常情況下,資方的“忽悠”行為與工傷職業病維權的複雜性、高成本使個體工人(尤其是受傷患病的農民工)對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望而卻步,抑或中途放棄,甚至是意識不到自身應得的權益,從而陷入精神與身體的雙重折磨中。

【被機器碾碎的夢想】

晚上八點半,廠房裡的工人還在為賺取加班工資而加速打磨著手中的金屬。一聲哭喊讓工友們停下了手中的動作。一個女孩從一個車間被攙扶出來,她正大聲地哭喊。工友們看到,她小指上被隨意撒上了厚厚的黑色藥粉,她的眼睛被一個叫平哥的管理人員遮住,以防她看到自己的傷口。不久便由幾個廠裡的管理人員開車將她送到醫院。筆者在工廠田野調查期間目睹了這一幕。後經各方打聽,找到了這個被機器壓傷手指的女孩。

這個來自貴州畢節的18歲女孩小李,為了實現自己“賺夠錢就去做生意”的夢想,平時干活特別拼命,每天加班到很晚。出事那天,她正在操作機器,將黃金顆粒一個一個壓成手鍊,機械的動作和一天的勞累讓她手腳配合有點不順。一不留神,手被壓在高溫的機器裡面。周圍的人都聞到了燒焦的味道。她的手指被機器壓傷,右手小手指骨折裂開,軟組織受傷,傷口3厘米。然而,受傷只是麻煩的開始。

離開工廠以後,筆者通過小李的室友聯繫上了她。問及工傷處理的狀況如何,她告訴筆者,她正面臨很多困難,並感到絕望。因為種種原因,她覺得自己無法討到賠償,她很害怕。

因為沒有及時給小李上工傷保險,公司為避免自付大額賠償給小李處處設限,拿走了她評殘所需要的關鍵證明,並為減少支付其在醫院的生活費和醫療住院費,催促其出院。

【自述】
我以前一直待在B廠,我媽生病了,回家去三個月……後來他(工廠管理人員)打電話讓我回來,打了好多次,我就回來了,我出事之後他又說(離開工廠)那個時候給我算自離了,讓我重新交資料,之前什麼都給我取消了,社保卡被取消了,什麼都沒了。 ——小李

你不知道,那時候我住院的時候他就催著我出院的……他(指平哥,工廠管理層)每次來啊,他都不跟我說話……然後就直接去找醫生,去找半個小時一個小時,我不知道他們聊什麼。然後我只要打點滴的時候,那個醫生就問我什麼時候出院,問了好多次。 ——小李

【出院後的困境】
在工廠的催促下,小李出院了,帶著還未恢復好的傷。

醫生給開的一個月的休息時間,到10月5號就完了,但10月5號還好不了。他們說好了就去上班。現在手上還上了鋁板,用來固定的,就要10月5號左右才能把它拆掉,拆了之後還要恢復。現在我還不敢碰水。
—小李

向誰求助?親人?醫院?

工廠的百般為難讓小李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隻身一人在城市打工,受到了傷害,能向誰求助呢?誰可以幫她?

受傷後,小李首先找到了她二姐的兒子,這個年輕小伙子並不了解情況,似乎也不太關心她。小李的姐姐找了一個人小周幫忙處理事情,可是找來的人根本沒有起作用,反而損害了小李的利益。小周在未與當事人小李統一意見的情況下與公司做口頭協商,答應讓小李傷好後即回廠上班,休息期間工資照發,但沒有其他賠償。這樣不合理的協商導致後來小李去找廠方主管詢問賠償事宜的時候,遭到廠方直接拒絕,理由是當初與小李的“代理人”說好了沒有賠償的,還告訴小李“有什麼疑問你可以去找他”。這讓小李十分氣憤,卻又無可奈何。更讓小李不能忍受的是,她不僅得不到賠償,反而連理應獲得的保障都沒有了。

我在B廠也一年多,也算是老員工,現在我回來上班說我是自離的,現在是新員工,保險也沒給我上,這怎麼都說不過去的。工廠人事部文員說根本就沒有賠償,根本補償不了。其實我也知道B廠這樣弄的也不少,其實根本就不用驚動什麼東西,B廠很看重形象,就喜歡私底下解決。現在我姐找來的那個人還在那裡跟廠裡的人說起法律來,他什麼都不懂還在那裡亂說。我說你不說工廠還不會啟動那些程序(指私地下協議解決),你一說,工廠能不啟動那些程序麼? ——小李

由於傷口仍然疼痛,無法恢復工作,為了爭取更多的休息時間,小李到醫院向主治醫生爭取更長的醫療期。然而,院方並不給予支持,主治醫生並未對小李的傷口發展情況做任何檢查與詢問,直接拒絕了小李延長3日以上的醫療期的求助。拒絕的理由很簡單:“ 如果是這樣個個都能開的話,那我醫生給自己開半年,給我自己家里人開一年,那他天天都不用乾活了”(李醫生,深圳鹽田區某醫院外科醫生)。

出了工傷事故後,小李遭遇了重重困難:追賠過程在評殘之前就因資方的逃避和醫院的不負責任而寸步難行;因不堪醫院催趕而匆忙出院;出院後一個人在寢室無人照顧,因為沒有飯卡吃飯,每天只吃一頓晚飯……工傷,給小李帶來的不僅僅是身體的傷痛,也有難以得到賠償的憤怒和不公,更有生活難以為繼的窘迫。

【一個人行不通的維權路】

自身勞動權益受到侵害的農民工,不僅需要應對資本對依法履責的逃避,也常常被法律程序的冗繁擋在門外,他們本身對維權意識與知識是陌生的,在受到傷害的時候幾乎無處求援,即使求助於他們在城市中唯一能調動的人際資源——同鄉親緣,在很大程度上也會因為被求助者同樣的不專業與復雜關係中的意見不合而適得其反。工傷後的工人該向誰求助?答案可能是工會。可是,在整個過程中,工會並沒有出面充當工人的保護傘,給工人以最基本的指導與依靠。於是,弱勢而孤立的個體往往經不住來自資方的種種壓力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合法權益。

當然,很多時候,工人之所以在維權的高門檻面前選擇放棄,還因為申訴耗時長、程序複雜、法律法規不完善等製度排斥。工人本身生活處境的困窘往往使他們因為製度的不友好而陷入無奈,抑或反抗。

【被動位置】
可以說,工人所受的傷害和遭遇的不公,首先根源於工人在資本主導的生產體制中所處的被動位置,這種被動地位被國家賦予正當性,進一步造成了資本對工人勞動力的徹底壓榨,使得工人在工作生活中感受到無處不在的壓抑,並在強壓的生產過程與城市的排斥下失去了體面工作與生活的權利。

當個體權利受到侵害,工人的權益訴求難以在法律規制的範疇內得到呼應,工人的個人權利無法得到體制保障時,作為弱勢者的工人,往往會在體制內行動失效後,並且在不行動就不能維持合理生存的情況下,轉向體制外行動。近兩年來的罷工潮中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工人選擇自發的組織行動以自我保護並改善自身的處境,他們開始在製度外尋求組織化行動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