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氣球 Red Balloon Solidarity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 中國工人抗爭的第一手資訊 Sat, 25 May 2019 18:39:52 +0000 zh-TW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5.0.4 107995131 廣東社工童菲菲突然失蹤!港府重講大灣區社工資歷互聯互通?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58/ Sat, 25 May 2019 18:39:1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58 繼續閱讀 廣東社工童菲菲突然失蹤!港府重講大灣區社工資歷互聯互通? ]]> 香港政府一直推銷「大灣區」,在「互聯互通」之中,更將社會工作列入其中一個範疇。可是港府沒有告訴你的是,在中國做社工,隨時可能被失蹤。

5月22日,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社工童菲菲突然失蹤,當晚7點之後,她的親友都未能聯絡到她。

童菲菲畢業自北京大學,曾於工業區開展女工小組。成為廣東木棉的總幹事之後,開展培訓社工的工作。她又在廣州南沙設立社區學堂,服務農民工社區。對於童菲菲來說,農民工社群和性別教育,是她在前線工作念茲在茲之事。

廣東木棉於2013年成立,是一個社區服務機構。根據其網站,其主要項目有青少年發展工作、婦女健康與安全及社區發展。在廣東省推動性別意識教育,特別針對流動家庭和兒童群體(如移工家庭)。其培訓活動中,亦有香港社會服務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土家故事館等。

廣東木棉的工作一直依法進行,與廣州市青少年基金會、深圳市婦女兒童發展基金會等有合作關係。中國政府的「紅線」究竟在哪裏,已經無人知道。

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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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美團剝削持續,「美團小哥」抗爭未有停止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53/ Fri, 17 May 2019 03:50:2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53 繼續閱讀 [轉載]美團剝削持續,「美團小哥」抗爭未有停止 ]]> 轉載自職工盟

  自近年中國內地的網購送餐業務興起,愈來愈多的工人進入到送餐這個行業工作。這些送餐工人為了那微薄的運費,每日上演著「公路驚魂」,於車來車往的道路上穿梭,務求以最快的速度將食物送到用戶手中,避免因差評而被扣工錢。不過,自去年各大外賣公司開始下調車手每單抽成,維持競爭力開始,車手的抗爭就變得愈來愈頻繁,其中尤以美團這個行業龍頭的抗爭最為令人關注。

  自2018年4月25日,本網報導臨沂市的美團車手因被扣減送餐費用,發起罷工以來,美團仍然持續下調車手的運費,加上各項與美團相關的勞工保障和企業政策問題,因此在過去一年來,美團車手的罷工仍然在不同地方持續發生。根據「中國勞工通訊」製作的「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由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全國共發生了47宗與美團有關的外賣車手工潮,數百名的車手先後於中國不同城市發動抗爭,抗議美團對他們的各種剝削。

  在2018年5月16、17日,重慶有過百名美團車手,因美團大幅降低車手運費,決定發起罷工。事件中,車手就提到,他們每張單的運費已經由以往的6至7元人民幣,大幅下調至3.5元,足足下降了接近一半,因此這班車手才逼不得已發起罷工。更甚的是,不單只是美團方面扣減車手的運費,而一些承包美團運送的代理也會用不同的理由扣減車手運費,令本來就已經備受剝削的車手的情況雪上加霜。直至4月24日及25日,深圳、杭州、鹽城3地的美團車手,仍然因美團降低車手運費的事發動罷工。

  另一方面,除了運費外,他們行動的訴求也圍繞著不同的主題,如抗議美團苛刻的扣薪制度,持續縮短派送時間,欠缺勞工保險,高溫工作津貼等。事實上,隨著愈來愈多的送餐平台在內地推出,美團面對的競爭愈來愈大。根據美團點評於2019年3月發佈的業績顯示,美團在經營上錄得逾110億人民幣的虧損。雖然有分析指美團在外賣餐飲業務的營利有增長,而且虧損主要是由於業務擴張而引致。可是,隨著百度、餓了麼等競爭者,吸引顧客的手段愈來愈多,客源越來越廣闊,可以預期未來美團的經營將會面臨更大的衝擊,屆時受苦的恐怕也會是這班在前線工作的車手。

  作為新興行業的龍頭,美團對待罷工工人的手段卻跟一些傳統企業一樣毫不留情。在2018年5月16日的重慶美團罷工中,就有罷工的車手向媒體表示,他的美團工作帳號,因為參與罷工而遭到永久封鎖,更有消息指有分區經理安排不明人士毆打罷工車手,以此脅迫他們復工。部份站長更會以一些短期措施,如短暫提高不同運送補貼,以此吸引罷工車手復工。不過這些補貼都會在車手復工的短時間內馬上調低回原本的水平。這種種做法都反映出美團毫不重視勞工權益,肆意剝削前線車手的惡劣本質。

  面對著內地平台經濟的興起,不少的工人都打算進入這個需求愈來愈大的行業,希望能夠靠這份工作養妻活兒。可是在這些新興企業風光的背後,依靠的仍然是對工人權益的剝削,以此從工人身上榨取最大的利潤。美團依靠壓低車手運費,維持顧客使用率的做法,最終只會引發更多的工人罷工,令顧客轉至其他服務平台。中國美團平台經濟送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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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進:記第一個工人自治組織——北京工自聯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43/ Fri, 17 May 2019 02:55:3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43 繼續閱讀 李進進:記第一個工人自治組織——北京工自聯 ]]> 轉載文章【獨立中文筆會網】|原刊《新聞自由導報》總第289期,1999年6月18日

編按:李進進是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當年協助工人在廣場上成立北京工自聯,並擔任法律顧問。八九年的廣場上,工人由聲援學生,慢慢產生出政治化組織的主體,成立了1949年以來,首個獨立自治工會。在戒嚴令下建成的工自聯,只出現了兩星期,卻代表了中國工運上的一面不屈的旗幟。

嚴格地說,「北京工自聯」一詞是共產黨在八九年“六四”鎮壓以後通緝我們而用的。它第一次出現在1989年6月8日晚間的中央人民電視台播送的通告上。通告說「北京工自聯的頭頭們」應當到當地公安機關去自首。北京最早成立的工人自治組織稱為「北京工人自治會」。在1989年5月初的代表大會上,北京工人們的代表通過了新的章程和名稱,「北京工人自治會」改為「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首工聯」。這個名稱在我們內部沒有叫出來之前,就被共產黨的「北京工自聯」一詞取代了。可是大家也就習慣地稱北京工人自治組織為「北京工自聯」。我也被冠為「北京工自聯」壞頭頭。

北京工人自治會成立於趙紫陽去廣場講話的那個清晨。時間是1989年5月19日凌晨4時左右。 5月19日當晚,李鵬等人又召開了北京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北京戒嚴。這兩件大事件使得北京工人自治會成立的聲音變得很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北京工自聯是在「八九」民運處於最嚴峻的轉折關頭誕生的。她一誕生就面對著軍事戒嚴,面對著殺頭、坐牢。從成立到被鎮壓,她只存在了兩個星期。然而,在這嚴峻的兩個星期中,她從到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廣場中眾多的群眾組織中脫穎而出,成為僅次於當時「北京高自聯」的組織。

我捲入到北京工自聯的組織活動也是一個偶然經過。 1989年4月18日的靜坐以後,我以為學生們應當回到校園進行校園民主。當時有一個體育報的記者訪問過我。我跟他談過,中國的事情太複雜,中共還是很強大,我們現在還只能一步步地走。在民主和自由的訴求上,我們不能要求走得過快。比如,在我們於4月18日靜坐提出「七條」以後,我們不必馬上要求中央立刻給予回答。我們可以要求人大代表或常委們討論我們的「七條」。我們自己首先在校園組織學生自治組織。民主程序可以從這裡開始。基於這些考慮,在4月18日靜坐以後,我就退出了組織的抗議活動。

1989年5月13日開始的學生絕食,是整個八九民運根本性的轉折點。它使得學運走向了「以死相爭」民主的道路。從國際政治來看,它導致了柏林牆的倒塌。它是二十世紀一件大事。

對當時參與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看不到也來不及想到這些偉大的意義。對當時大多數學生來說,這場民主運動還是一場學運。當時的鬥爭情況是,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各階層人民都在聲援學生囗號下發動起來了。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北京各階層已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聲援學生,要求中共當局答應學生要求,盡快結束絕食。在這種聲援遊行中,還有一批人已經提出了組織工人運動的要求。這意味著,這場運動不應當限於學運的範圍,而是一場全民性的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運動。

但是一些學生似沒有這樣的認識,或者說,即便有這種意識,也只是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他們不願意主動地去組織或領導這場全民性運動。這種認識是環境所迫。因為許多人都認識到某種風險性,他們認識到,如果共產黨秋後算帳,捲入學運也許會得到寬大的處理,捲入工運那就面臨著嚴厲的製裁。共產黨的宣傳也在強烈地暗示這一點。他們說,學生的運動如果導致了全國性的混亂或動亂,學生們是要負責任的。這意思說,如運動還僅限於學生的範圍之內,共產黨將不會秋後算帳。如果運動發展到學生之外,共產黨則要秋後算帳的。儘管如此,共產黨還是將學生當作主要目標來鎮壓了。

廣場上的首都工人自治聯會

由於當時學生們對於工運的態度非常曖昧,或者說表現冷淡,一些工人或其他階層的人就有些抱怨。 5月18日晚,我和八個北大同學走上街頭進行演講,他們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包括朱蘇人、龔晴和赴東。我們從西單複興門開始演講,一邊演講,一邊朝天安門方向移動。每次演講完以後,不少的人就提出許多發動罷工的問題,在私下,一些人還在我面前抱怨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對外面群眾態度有些冷淡或自居自傲。我當時就有了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到廣場去說服學生們熱情對待工人群眾,認識工運的重要意義。在認識上,我們應當將這場運動擴大為全民性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單單的學生運動。

在演講以後,我進入了廣場內北大廣播站帳蓬。當時有著名作家鄭義先生和幾個學生在那裡,我將我的想法講給在場的幾個學生聽,他們似乎不太認真聽我的說教,但我看到了鄭義的嚴峻的眼神,那眼神我至今還記得。是對我的演講認可和支持。

我是大約十八日午夜進入帳蓬的。約凌晨三時左右有兩個工人走進北大帳蓬。他們說,在人民大會堂東面已有幾百工人聚集起來要組工會。但群眾們希望得到學生的支持或者說某種認可。兩位代表希望學生組織派人去支持。其中一位還亮出一個工作證,是山西某企業的企管人員,他就是岳武。另外一位工人應當是北京的白東平。當時帳蓬的學生的反應不強烈。實際上,那個帳蓬裡沒有重要的學生領袖。如果這兩位代表找到學生絕食團或者高自聯,也許他們能得到學生組織的某種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告奮勇地站起來,對這兩位代表們說:我跟他們去。當時,我還帶著一頂遮陽帽,上面寫著「北大憲法博士研究生」。

我隨著這兩位代表到人民大會堂東面廣場。那裡聚集約有幾百人,我一去,就站在他們中間,發表了約十幾分鐘的演講,並聲稱,我代表學生全力支援工人們組織起來,演講後,一些工人們提出了一些關於罷工權的問題,這在當時是組織工運的一個大的法律新主題。 1982年之前的憲法,規定了工人的罷工權利、1982年憲法將這一罷工權利取消了。大多數工人們知道這一變化。他們問我,罷工是否合法,憲法取消了罷工權利是否意味著工人們不能罷工。我簡單地回答道,憲法沒有規定罷工權利,並不等於憲法禁止罷工。工人的罷工權利可以從憲法規定的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權利中引申出來,工人們受到極大鼓舞。

在我回答完問題之後,我就回到北大廣場廣播站,在那裡我起草了一個北京工自聯的第一個宣言:

我們認識到:四月以來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已經發展成為與我們工人階級利益休戚相關的全民性的愛國運動。

我們認識到:學生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已經竭盡全力,參加絕食學生正面臨著危險;

為了挽救數千學生的生命,為了我們工人階級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為此我們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廿四小時之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同學的兩點要求。否則,我們將從5月20日上午12時開始,全市工人總罷工24小時,並根據事態的發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同時,我們向全國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

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

這個宣言有三點重要意義:第一,它宣布學生運動已經發展成為全民性的民主運動,工人們應當出面並且來領導這場運動。第二,宣布罷工,但罷工是有條件的。這是因為我擔心工人的罷工一時還難以組織起來。第二,宣布北京成立了工人組織,並號召全國各地都組織工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當時我起草這個宣言時,我就知道,我們可能會被鎮壓下去,但我們在做一種舉旗播種的工作。

起草好這份宣言後,我又回到人民大會堂的廣場。我向群眾們宣讀了這份宣言,並獲得他們一致通過。在通過宣言之後,我建議工友們選舉一個工作班子,五、六個人就可以,暫時稱為籌委會。因為我們還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後來,工人們選出了五人籌委會。我記得有岳武、白東平、錢玉民、齊懷宇等。劉強當時也在場,他後來當過一段時間的總指揮。我因為是學生,就自願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一職。

工自聯成立後做了幾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件是在5月20日,共產黨宣告戒嚴後,我和韓東方還有郭海降一起宣讀了一個「北京工人學生聯合聲明」,另一件是頑鐵(周勇軍)在西觀禮台設立一個廣播站。第三件大事是北京工自聯在5月30日通過了自己的章程,準備全面性的開展組織工作。第四件大事是,白東平、錢玉民、沈銀議在5月30日代表大會結束就被逮捕。導致了我們在北京市公安局前的有影響的抗議活動。

為聲援學生而來的工人,慢慢發展出自己的主體。

關於工自聯廣播站,我們怎麽樣來評價它都不過份。它設立在西觀禮台,靠長安街。廣場學生們的廣播站其聲音達不到長安街過往的人們。可是來來往往於長安街上的行人,就在我們的大喇叭前面駐足十幾、二十分鐘,聽完了我們的廣播之後再走,接著,下面一撥人又來聽。這個工作應完全歸功於周勇軍為領導的工自聯宣傳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廣播站特約評論員「潘◆」,意義是「叛離」,真名是董懷民。他為「叛離」坐了四年牢。關於廣播站的工作,周勇軍比我更有發言權。

「5.20」或「5.21」聲明(我已記不清確切的日期)是我和韓東方的第一次合作成果。工自聯成立後,總部設立在天安門西觀禮台。韓東方在5月20日或21日來到西觀禮台。我們見面後,即刻一拍即合,立刻倡議發表一個聯合聲明。它的作用在於,北京5月20日戒嚴後,呈現暫時的冷縮,許多人都想觀望一下。我和東方認為,我們必鬚髮表聯合聲明,鼓動士氣,並向全世界宣告工人組織的存在和力量。於是我就在廣場內的一輛公共汽車內(當時因下雨,廣場內停放了許多公共汽車為學生們避雨),花了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起草了聯合聲明,當時我的一個同學也在場(他現在在美國作律師)。我讀給他和韓東方聽,他們沒有異議以後,我叫來了郭海峰。郭同意以學生組織的名義發表。於是我們在廣場使用絕食團的廣播車的播音器,宣布了這個聯合聲明。這個聯合聲明後來成為我定罪的主要證據。

5月31日公安局前的抗議多有報導。那次是我和韓東方配合默契的一個活動。我和東方等幾十人來到廣場。在我提出幾點法律意見後,我知道,我們沒有必要和他們作法律上的文字遊戲,於是我主動退出,東方頂上。幾個回合後,東方也和不他們玩文字遊戲,於是在公安局門前開展了一場漂亮的和平抗議,我回到廣場帳蓬裡,通知了學生們,後來學生也聲援了過去。晚上我們又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在這種強大的抗議下,北京市公安局於6月1日釋放了被秘密逮捕的工自聯三位主要成員。

北京工自聯還有許多人和事值得一提。比如趙品潞先生,他在日常的組織工作中嬴得了大家信任,並在5月30日晚上的選舉中,成為主要的五常委之一。沈銀議,很早就活動於廣場,加入工自聯之後,積極組織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告海內外同胞書》。還有幾位工人領袖,如張晉利,他們都為工治聯的發展奉獻了不少,並付出了代價。

十年過去了,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第一個有組織和影響的工人自治組織也在那十年前的坦克和槍聲中被鎮壓了。但中國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今天工人們面對著更為嚴峻的情形。他們也走上了街頭。他們雖然表面上沒有提出政治上的訴求,但他們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權利而進行公開的鬥爭。我們非常欣慰地看到,中國工人自八九年以後沒有沉默下去。工人們己經覺醒,工運在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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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冠球會保頓財困被接管,球員欠薪罷踢引發球迷不滿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33/ Thu, 16 May 2019 08:44:0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33 繼續閱讀 英冠球會保頓財困被接管,球員欠薪罷踢引發球迷不滿 ]]> 下賽季將降班的英冠足球隊保頓 (英文:Bolton Wanderers Football Club) 近年面對財政危機,最終被政府接管尋找買家,更被英格蘭足球聯賽賽會處罰,來季將以-12分的成績於英甲開季。最近有傳中超球隊山東魯能的班主,將會收購保頓,不過消息目前仍未證實。事實上,近月保頓的球員和其他員工就經常面對遲發薪甚至是欠薪問題。早在四月初,保頓一隊球員就曾為了員工未收到三月薪金而罷訓。到四月底,球員再因為欠薪而行動。今次行動升級至抵制賽事,令到保頓主場對賓福特的一場聯賽要取消。相對香港,英國的工運似乎蓬勃得多,而當地的職業足球員也有為自身權益發動鬥爭的歷史。不過原來今次竟是英格蘭職業足球史上,第一次因為球員罷工而導致比賽取消。

理論上,職業足球員的技術極難被取代,他們對資方應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可是他們要發動工業行動的話,卻很可能面對其他打工仔女沒有的壓力:忠誠。職業足球員當然是僱員,但不少球迷都覺得職業球員要對自己效力的球隊「講心」。所以,如做出對效力球隊不利的行為,不但是對球隊不忠、也是對球迷不忠。四月初保頓球員罷訓時,球會東主Ken Anderson就曾質疑過罷訓球員對球隊的忠誠度。Ken Anderson更同時稱讚那些沒有罷工的職員對球會忠心耿耿。這種言論顯然是要令到球員感覺到自己的維權行動不會受到球迷和輿論支持。

山東魯能

儘管Ken Anderson這招數沒有阻止到球員的行動後來由罷訓升級至罷賽,但不代表「忠誠」這個詞不會影響到球員。保頓球員決定罷賽後,職業工會就發聲明。內容除了表態支持球員的行動外,更刻意說球員整個賽季都對球隊保持「忠誠」,行動是逼不得已。換言之,其實連球員工會都不否認,球員的工業行動是不忠的表現。難怪前英格蘭國腳Micky Gray直接批評罷賽球員,指球員理應為了球迷而在被拖欠薪金的情況下照常上陣。 對賓福特的賽事後一星期,保頓球員上陣作客諾定咸森林。這場賽事也是球季的最後一戰。

他們停止了罷賽並不代表薪金已存到他們的戶口。事實上,截至五月十五日,仍未有消息指保頓球員獲發三月和四月的薪金。行動暫緩有兩個原因。一是球員工會決定向球員提供貸款,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要飾演大眾所期望,對球隊、球迷保持忠誠的角色。據說是鬥爭領導者的球員Andy Taylor說:「 球員認知到球迷已經面對了足夠的不便,沒有人想再令他們受更多影響。」沒有球迷會不喜歡這種「為球迷」的措辭,但如此將職業足球員作為僱員的身分暫時抹去,對爭取正當權益的球員來說,絕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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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Jiahui, a woman who became a defiant activist for strikes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25/ Mon, 06 May 2019 06:37:35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25 繼續閱讀 Song Jiahui, a woman who became a defiant activist for strikes ]]> Ms Song Jiahui was arrested on January 20, 2019, the reason is yet unknown. Other labour rights activists including Wu Gui-jun, Zhang Zhi-ru, Jian Hui and He Yuan-cheng were also arrested on that day.

Song is a worker who used to work at Lide shoe factory in Panyu, Guangzhou. She took part in the strike from 2014 to 2015. During the strike, she became one of the nineteenth negotiators elected by the workers.

The Lide shoe factory workers’ strike is a milestone for the collective struggles of worker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is also a prominent example of lab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NGO) assisting workers to strike for rights-defending (weiquan) which succeeded. During the strike, the workers showed great proprieties, democratic temperament in the election of negotiators and patience while negotiating with the employers.

The workers of Lide learned from various sources that the management plotted to relocate the factory. When a plan with no relocation compensation was announced in December 2014, the workers launched a strike right away. After three rounds of negotiations, the company agreed to pay for overtime compensations, annual leave and high-temperature subsidies, etc. Also,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s agreed on organising the fourth round of collective negoti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the company procrastinated to start the fourth negotiation in the following six months, and meanwhile, they gradually moved the production equipment from the factory. In view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ompany, the workers re-elected nineteenth negotiators and occupied the factory, demanding the company to commence the negotiations immediately and to clear up arrears including 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before the relocation of the factory, and to compensate the dismissed employees. Song was elected to represent the workers.

Song, who worked in the factory for only two years,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kers. Originally she assumed the role would be some sort of a ‘loud hailer’, but during the struggle, she realis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kers, one should possess some qualities, such as ‘taking the workers’ stance, representing the workers; communicate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be renowned, convincing, determined and not backing off in face of suppression.’

The struggle in Lide shoe factory was never free from troubles, several members from the labour NGO were beaten. On the day that Song was elected, the police disrupted the meeting of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assaulted the workers and arrested members of labour NGO who were assisting the workers like Meng Hang. But the workers did not yield to the intimidation. They went to support the arrested comrade-in-arms and meanwhile continued striking.

The new representatives of workers started the second round of strike to bring the management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e employer and employees reached an agreement. In late April 2015, the employer promised to clear up arrears including 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and compensate the workers who were not relocating with the factory. The settlement amounted to twelve million yuan. As an elected representative, Song strive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workers and achieved victory at last.

However, the successful struggle was followed by ruthless suppressions. On December 3, 2015, the staff of Panyu Workers Service Center including Zeng Feiyang, Zhu Xiaomei and Tang Huanxing who had assisted the workers of Lide shoe factory were arrested for ‘assembling a crowd to disturb social order at public sphere’, and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in September 2016. In January 2019, Ms Song, the representative who led the workers’ strike, was also imprisoned.

Song worked for a time at Chun Feng Workers Service Center to continue her service to the other workers. Now she is detained, the reason for detention is still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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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大學學生:「岳昕很關心印尼的貧苦大眾和工運」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12/ Sat, 04 May 2019 18:14:44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12 繼續閱讀 印尼大學學生:「岳昕很關心印尼的貧苦大眾和工運」 ]]> 紅氣球特別報道|記者:秋色

「岳昕最近怎樣了?」Nathan 和Cahaya坐下來便問道。

他們兩個都是印尼大學學生團體SEMAR UI 的成員,岳昕在印尼當交換生時,曾經跟他們參加五一遊行。SEMAR UI 在2014年成立,是印尼大學的「另類學生政治團體」,不跟學校註冊,關心高等教育商品化和工人議題﹐每年五一,都會動員學生上街。

「兩年前吧,她訊息到團體的Line,問怎樣參加這邊的五一遊行,」Nathan回憶,「我們每年都會動員同學參加工會的五一遊行,哈哈,參加的人很少的,我們是校內的小團體。怎料有位交流生有興趣,Judy還用印尼話問我們哩。」大家都叫岳昕作Judy。

左一為Cahaya,與岳昕走在五一街頭。(Cahaya提供)

「Judy好想知道印尼勞工的狀況,我們只知道她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沒有講太多。她會問很多印尼工人、窮人的情況。」Nathan說,「她總說印尼的工會組織更有自由,不像中國。給我的感覺是,她在這裏找到一些她國家所缺乏的東西。」

岳昕也會跟SEMAR談中國的現況。「她跟我們分享中國大學的學生運動,她說在大學搞馬克思主義讀書會也會被人禁止。我聽罷覺得真諷刺啊,中國不是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嗎?」

岳昕在印尼的義教工作

「Judy最關心工人和貧窮的孩子。」Cahaya想起,岳昕每星期都會到茂物當志工,在一個叫 #Terminalhujan 的機構工作,為街童上課。「她會教些英文、常識,都是用印尼話教的。」無論到雲南,還是到印尼,她都繼續她的「支教」工作。

Cahaya在路透社的報道上得知岳昕被捕,那時很驚訝:「我以為她回國就畢業、工作啊,不知道她這麼勇敢。她後來也有跟我聯絡,說她在幫助工人,還叫我拍下聲援工人的照片發給她。」他和岳昕最後一次討論,是去年四月了。岳昕的遭遇,好像印尼二十年前,蘇哈托治下的運動分子。那時的大學,不可以公開討論共產主義,也不可以結社。同樣地,政府只容許一個官方工會存在。

岳昕在印尼留下的足跡,兩位印大學生歷歷在目。假如一切可以延續,這便是一道國際團結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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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過南韓黑暗時代的戀人同志-金槿泰和印在謹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520/ Sat, 04 May 2019 02:00:44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520 編譯|王雅芳

南韓黑暗時代 不甘為奴的學生

1967年 ,南韓獨裁軍人總統朴正熙為了繼續坐穩大位,操縱總統大選、恣行舞弊,南韓大學生以及高中生紛紛於全國展開示威抗議行動。 當年20歲,來自京畿道富川市,就讀首爾大學經濟系三年級的金槿泰,僅因參加在校內舉行的示威,就被開除學籍、遭軍隊帶走。三年後,金槿泰再度因為參加反威權學運被警方通緝,自此展開長達9年的逃亡生活,一直到79年10月26號,朴正熙遭暗殺後,才重獲自由身。

金槿泰正在是逃亡生活中,遇到他一生的伴侶,印在謹。

印在謹比金槿泰小六歲,來自仁川江華郡。1973年,她赴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攻讀社會科學。生性活潑、熱心助人的印在謹,寒暑假會到農村幫作農活,或者在夜間學校、教工人讀書。  

77年畢業後,她到了京畿道富川市一家紡織工廠,一邊工作、一邊組織工人(韓文所說的위장취업)。

因逃亡而相遇:妳的笑容吹走時代的鬱悶

也就是在那年年底,兩人相遇了。那天,印在謹到學姊家拜訪,金槿泰恰巧也在現場。不過,印在謹回想對謹泰的第一印象: 「可能因為在逃亡,所以看起來一臉疲倦。」對比之下,金槿泰對在謹的印象極佳:「她開朗的性格、燦爛的笑容,彷彿把時代的鬱悶都吹走了。」

情投意合的兩人在於隔年就決定成婚。當時因迫於金槿泰的敏感身分,兩人在富川市一家雪濃湯小餐館裡,在女方家人的見證下,大夥一起吃頓飯、也就算一場婚禮了。直到1980年,金槿泰脫離「通緝犯」身分,兩人才正式於首爾大學路上的民族運動聖地-興士團館內舉行正式婚禮。

(兩人交換婚約時的紀念照, 圖片來源:京鄉新聞)

極權者的眼中釘

1979年12月12號,陸軍少將全斗煥趁著同年10月,朴正熙被暗殺後形成的政治混亂期,發動政變。他為了打壓鞏固政權,於隔年5月17號實施全國戒嚴,隔天隨即引發光州民主化運動。全斗煥靠著美國的背後支持,派出軍隊、從陸空兩路血腥鎮壓了光州民眾對民主的渴望,南韓再度陷入黑暗。

民眾對自由的嚮往,決不會因為壓迫而永遠噤聲。83年 9月30號,金槿泰集結青年民主化運動的力量,組成民主化運動青年聯合(民青聯),並被推選為首任議長。民青聯成為當時結合學生運動力量,推動民主化最具代表性的團體。

兩年後,全斗煥為了替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鋪路,開始積極「清除」會影響自己長期執政的民主化運動勢力。全斗煥再度搬出《國家保安法》,把民主化運動抹紅為內通北韓的「容共」勢力,大肆逮捕民主人士。民青聯議長金槿泰,成為他們的頭號目標。

1985年 8月 24號,當局以金槿泰是民青聯以及首爾大學民主化促進委員會成立的背後操縱勢力,閃電將之逮捕。9月4號,金槿泰被治安本部當局秘密帶往惡名昭彰的南營洞審問室,在那裏,金槿泰被殘酷地刑訊逼供(下又稱「刑求」)了近整個月。

與其跪著苟活、寧可站著尊嚴死去 

1985年12月19號上午10點,首爾地方法院118號法庭,南韓刑事審判史上首次實施開審陳述制度,以下為金槿泰陳述遭逼供的部分節錄:

本人於整個9月,從9月4號到9月20號,(每天)遭到各約5個小時的電擊和水刑。主要是電擊,水刑則是為了緩解電擊逼供造成的休克。他們把收音機開得很大聲,以免外面聽到我被逼供的慘叫聲。如果我的喉嚨因為慘叫而腫脹無法出聲,他們會立刻灌藥,疏通喉嚨。


「我在9月4號,分別遭到每次維持5個小時、一共兩次的水刑。

「9月5號和6號,我分別遭到每次各維持5個小時的電擊和水刑。

「8號,我分別遭到各一次的電擊和水刑。

「10號,一次,13號…那天是13號星期五。

 「9月13號,施刑者向本人說:「這是你最後的晚餐。」 「就像耶穌死前的最後的晚餐一樣。」

「『今天是你的忌日。』 他們一邊說這些威脅的話,一邊對我施行2次的電擊逼供。

…….(中略)……..

「他們在施刑時,會先把我的衣服脫光,並遮住我的眼睛。隨後,他們會命令我躺在刑求檯上,把我身體的五個部位綁起來。他們將我的腳踝、膝蓋、大腿、腹部和胸部緊緊地綁住,並在下面鋪上毛巾。他們在我的頭、胸部和兩股灑水,以增進感電效果,他們在我的腳部接上電源。 

「一開始,他們把電流開的小、時間也短,漸漸地逐漸加強、加長,他們交替調整電流的 強弱。在刑求過程中,我感覺到死亡的影子矗立在我面前(此時旁聽席開始傳出哭聲,金槿泰本人也忍不住哽咽)。我在內心裡暗自重複歌唱著:『與其跪著苟活、寧可站著尊嚴死去』(旁聽席哭成一片,警備人員也靜默不語)。 我深切地感受到,一個人要撐住這個過程,極其困難,沒有超人的決心絕對辦不到。

…….(中略)……..

「結果,到了 9月 20號,我滿身瘡痍、覺得已到極限。終於,9月25號,我向他們投降了。雖然我知道,『只要再撐一天,我就能出去,今天就是最後一天了。』但我終究熬不過去。

「投降的那天,他們先集體毆打我,再命令我全身脫光,跪爬在地上跟他們求饒。我只能按照他們的要求做。他們拿了調查內容叫我簽,我也只能簽。 」

印在謹為夫奔走 將非法刑求公諸於世

金槿泰此番公開陳述自己遭受到的非人道刑求,給了當時韓國社會一記當頭棒喝。然而,早在兩個月前,金槿泰的遭遇就已流傳外部。協助他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妻子。

前面提到,金槿泰9月4號被秘密帶到南營洞的審問室,這個消息除了當局,外界一概不知,包括印在謹。她四出打聽丈夫的下落,卻一無所獲。她直覺地認為,丈夫應該遇上了非常嚴重的事。當時南韓法律規定,搜查機關的拘留時間不得超過3個星期,她盤算丈夫最晚也應在9月26號被移送檢察單位,她動身前往檢察廳。到了檢察廳大樓後,印在謹選擇了駐守在通往公安檢察官室的電梯前面,因為這裡是嫌犯被移送檢察官的必經之地。

9月26號,一如印在謹所料,電梯門開啟後,她終於看到了丈夫,只不過在他周圍的,是森嚴的警力。

就在那時,金槿泰偷偷地向妻子說:「印在謹,我被刑求了。我被刑求的好慘。」 從電梯走到檢察官室,短短幾分鐘的路程上,金槿泰一股腦地向妻子說出刑求的過程,並將證據--一團後腳跟的血痂-交給妻子。

印在謹立刻將丈夫的遭遇告訴民青聯的其他成員,隔天,民青聯立刻發表聲明:《譴責治安本部致人於死地的刑求逼供》,並連同組織被逮捕者的家人和會員共30多名,展開露宿抗議。

當時其他許多進步組織也深受金槿泰刑求事件的衝擊,民青聯於是聯合各路團體,組成「阻止刑求及捏造容共對策委員會(刑求共對委)」。

除了國內,印在謹也把丈夫的事件偷偷錄在歌手李美子的專輯錄音帶裡,寄給美國的媒體。透過紐約時報等媒體的報導,全斗煥獨裁政權的殘暴引發了全球廣泛的關注。1987年,兩人獲頒甘迺迪人權獎,  德國漢堡的自由財團也盛讚金槿泰是「全球的良心犯」。金槿泰抑鬱的說話方式、顫抖的手、頸部無法自由轉動等刑求在他身體上造成的後遺症,被人們視為民主化運動的「勳章」。

二人|圖片來源: pressian

刑求共對委成1987民運先聲

印在謹敏捷地將事實公諸於世,以及民青聯迅速地行動,替暗不見天日的極權時代,注入了一道曙光,金槿泰得以在法庭上公開陳述被刑求的過程,也是因為國內外的輿論造成全斗煥政權的壓力。

雖然如此, 獨裁者仍緊咬著權力、繼續迫害民主運動人士。金槿泰最後仍被判刑入獄,當局也持續追捕民青聯的重要幹部。直到87年1月,首爾大學學生朴鐘哲被刑求致死,大學生抗爭運動再度高漲。6月10號,全斗煥在蠶室體育館召開執政黨大會,欽點盧泰愚為下任總統,民怨昇到最高潮。上百萬名南韓民眾上街示威,他們高喊「撤回欽點、打倒獨裁」 (史稱6月抗爭)。當時匯集各界能量,推翻全斗煥政權的「國民運動本部」之雛形,正是「刑求共對委」。印在謹在運動本部擔任常任執行委員,全力投入民主化運動。有一次印在謹參加集會,偶然聽到有人稱她是「金槿泰的內人」。印在謹語氣輕鬆,但卻認真地向對方抗議:「我丈夫現在在監獄裡,我在外頭全力參與運動,怎麼能說我是內人呢?我是『在外的人』才對呀!」於是,印在謹有了「在外的人」的綽號。

大規模的民眾運動,終於迫使全斗煥政權屈服,發表《6·29宣言》,宣布釋放政治犯。1987年12月16號,南韓史上第一次、在沒有大規模舞弊情況下,舉行總統直接選舉。 

圖片來源:民主化運動紀念事業會網站

與最真摰的同志繼續奮鬥

1988年6月30號,金槿泰刑期期滿出獄。刑求、服刑無法澆熄他追求民主的意志,出獄後,他仍繼續為民主努力。他於1989年參與創立全國民族民主運動聯合,並擔任政策室長。1996年以民主黨(爾後改名為共同民主黨,即現在南韓的執政黨)黨員的身分參選並當選國會議員,此後並連任三屆議員。

2011年12月30號,金槿泰不敵刑求帶來的後遺症- 帕金森症引發的相關疾病,病逝於首爾大學醫院,享年64歲。印在謹於隔年4月當選第19屆的國會議員,延續丈夫未完的遺志。

金槿泰曾在寫給妻子的信中,感性告白:「要不是你,我怎能走到今天?當我累了、站不起來,你總一副開朗,抓我的手,把我拉起來。你是最棒的太太,最有情的朋友、最真摯的同志。」

印在謹則在2012年接受媒體訪問,回想起丈夫,滿臉笑容地說:「我們是夫婦、是同志,但我覺得,我們更是最佳拍檔。」

本文參考資料:

  1. https://www.kdemo.or.kr/blog/people/post/595?fbclid=IwAR06juF8Qa7BqXRySuUq4R1zwulLbyYYpcQYBYck5tSYJlz56YYuhkd8gEs
  2. https://www.sisain.co.kr/?mod=news&act=articleView&idxno=12040&fbclid=IwAR1RJfcPdrz79-PAQweWte1rCSMMgNSyeGtu14S3y0eE1a-lmxpWOKhai6I
  3. http://www.pressian.com/news/article?no=110060
  4. https://newstapa.org/77
  5. https://ijk.or.kr/wp/%EC%9D%B8%EC%9E%AC%EA%B7%BC-%EC%9E%85%EB%8B%88%EB%8B%A4-2/%EA%B1%B8%EC%96%B4%EC%98%A8%EA%B8%B8/
  6. http://m.biz.khan.co.kr/view.html?artid=201712172131015&code=960205&med_id=k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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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遠程--與工人同行的集體談判導師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04/ Thu, 02 May 2019 22:00:5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04 繼續閱讀 何遠程--與工人同行的集體談判導師 ]]> 何遠程自2010年加入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負責為工人、勞工機構進行集體談判培訓、應工人邀請介入勞資集體談判案件。

推動集體談判是勞維律師事務所的主要工作。在2011年比亞迪罷工風波和西鐵城代工廠罷工中,勞維所協助工人與資方進行談判,取得成功。累積了多年的集體談判經驗,勞工圈亦開始加強以集體談判為策略的工作,此中,勞維所功不可沒。

而在2015年中共大力打壓勞工團體之前,工人的集體行動的確有令企業和政府調整方針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官方有需要適應工人提出的集體談判訴求。廣東省在2010本田罷工之後,曾一度推出《企業民主管理條例》要求工人應透過官方工會發起集體談判,而且規定企業在什麼條件下須與工會談判,似乎有了一絲改革的意圖。當然,在今時今日,這些官方的「改革」,都已成泡影。無論過去主張何種形式的工人抗爭,主張者現在都陷在獄中。

何遠程也是集體談判論壇網站的總編輯。 2016年他離開勞維律師事務所。 2019年1月20日,何遠程在深圳被捕,根據律師會見得知,是因為他參與2015年慶盛服飾廠的工人集體行動,他在慶盛工人集體行動案件中為工人舉辦培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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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bour Three – investigate the reality of working people in China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592/ Thu, 02 May 2019 04:54:11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592 繼續閱讀 iLabour Three – investigate the reality of working people in China ]]> “iLabour” is an independent online media created in 2013. Its core values include “promoting economic democracy, safeguarding labor value, and building a just society”. It targets the working class people in China, covers worker-related stories and shares workers’ rights defense experiences. “iLabour” also provides workers with a platform for labour rights consultation; silicosis workers’ struggle is one of the cases they have reported on, helped out since 2018, and also led to the arrest of the three editors. 

‘Baozi’ who devoted ten untiring years to investigate the reality inside factories

Mr Yang Zhengjun, ‘Baozi’

Mr Yang Zhengjun, nickname ‘Baozi’ on the internet, was born in 1986 in Chongqing, China. He is a senior defender of the labour rights in China, and one of the three editors of Xinshengdai (ILabour.net, a blog, or ‘self-media’ dedicated to labour rights) who were arrested in early 2019.

Mr Yang has long been concerned about Silicosis Workers from Hunan Province. He has been continuously posting news on the Internet about the rights-defending (weiquan) movements of the workers. Yang also offers consulting services including labour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etitioning (shangfang) for the workers. On January 8, 2019, Yang Zhengjun was arrested by Pingshan police of Shenzhen in Guangzhou. Yang’s family received a notice of criminal detention on January 10 and learned Yang was accused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and was detained at Shenzhen Second Detention Centre. On February 6, Yang was transferred to a place for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n unknown location in Dapeng area, Shenzhen. After that, he was sent back to Shenzhen Second Detention Centre, and later placed under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gain. During the period, Yang was denied the right to legal counsel. Yang has been detained for more than three months, but his family and attorney have not seen him since then. They have no idea Yang’s whereabouts, if he has been tortured and if is he safe or not. The situation is worrying.

Mr Yang holds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School of Biological Science and Medical Engineering of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and a master’s degree of political economy from Th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During his college years, he joined a nationwide activity in which college students went to the countryside to support farmers and conduct research. This experience affected his quest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workers and farmers and making changes upon facing social injustice.

Yang initiated his very first action for workers rights in 2008.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graduate studies, he established and organised ‘Coke Concerned Student Group’, with which he investigated the labour situations of the bottling factories and suppliers in China und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Coca-cola and published a repor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The report revealed how Coca-cola’s exploitative use of the contract workers, and requested the company to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abour Contract Law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of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contract workers.  Coca-cola responded to the report and the All-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also expressed grave concern.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Yang and ‘Coke Concerned Student Group’ was the first action in China which focused on the contract workers and reques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bour Contract Law.

After two years, in 2010, a total of thirteen workers committed suicides at Foxconn Shenzhen, the biggest supplier of Apple, shocked the world. Yang was furious about the incidents and convened a group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cared about labour rights. They went to Shenzhen to investigate the working situations of the workers in Foxconn. He also called for people who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incident and the situation to ‘take a stroll’ at Zhongguancun as a way of mourning.

After Yang graduated from his master’s programme, he has started to take part in the operation of a labour rights ‘self-media’ named ‘Xinshengdai’. He continually followed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rights of workers and spoke out for the workers in different sectors. Eventually, in January 2019, Yang was arrested for the Labour Law and ‘Petitioning  (shangfang) Regulation’ assistance he provided to the workers and help posting the news about Silicosis workers from Hunan Province. Yang who was arrested in Guangzhou by Pingshan police of Shenzhen who crossed the city’s border for the arrest. He was detained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and has not been released to date.

Ke Chengbing, the man who quietly supports the workers

Mr Ke Chengbing, ‘Laomu’

‘Let us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in the dark’, his girlfriend Ma Lan wrote.

Mr Ke Chengbing, or nickname ‘Laomu’ on the internet, born in Hubei in 1989, is a senior Chinese labour rights defender. He was also one of the three editors of Xinshengdai (ILabour.net) who were arrested in early 2019. He was arrested on March 20, 2019, for helping Silicosis Workers from Hunan Province to seek compensation. On that date he was taken away by Pingshan police of Shenzhen from a rented house in Guangzhou, and has been detained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at the Shenzhen Second Detention Center.

On April 20, Ke Chengbing’s family received a notice and learned that Ke, like the other two Xinshengdai editors, was placed under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s a highly controversial form of imprisonment implemented in China since 2013. During the imprisonment, the government can conceal the whereabouts of the detainee, deny his right to legal counsel and to meet with his family members. As there is no camera and supervision, the police possess the supreme power and torture and forced confession occurred frequently. According to a number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who were placed under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in the past, they have been forcibly deprived of sleep for several days and suffered extrem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orture. The situation of the recently detained three editors of Xinshengdai is also very worrying.

Ke Chengbing graduated from Jinan University in 2012. During his college years, he joined students groups which focused on the ‘Three Rural Issues (Sannong)’ and took part in various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in the countryside and conducting social researches. Those activities not only enriched his knowledge in the Sannong sector but also enhanced his sensitivity to social issues. Owing to this, Ke was very much loved and trusted by his schoolmates.  

After graduation, Ke committed himself to serve the workers from a younger gener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e participated in the investigations of the working conditions in Foxconn. In 2013, he became a news editor of a ‘self-media’ outlet Xinshengdai, intended to dedicate himself to speaking out for workers. Xinshengdai was forced to close in 2016 due to its coverage of the miners’ labour movement in Shuangyashan, Heilongjiang Province. Ke then set up a new ‘self-media’ named ‘Weigonghui’ in the same year and continued his work to care for the Chinese labour situation.  Weigonghui was forced to close twice. Ke and other editors thus re-used the initial name Xinshengdai when they re-launched the webpage in December 2018. Under such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Ke did not give up and has insisted on speaking out for workers.

On March 20, 2019, Ke was taken away by Pingshan police of Shenzhen in a rented house in Guangzhou for helping several Silicosis Workers from Hunan Province to seek compensation. He was detained at the Shenzhen Second Detention Center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later transferred to a place for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nd has not been released to date. In a letter from Ke’s girlfriend Ma Lan to Ke, she wrote, ‘Let us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in the dark. Walking along, we will see the dawn gradually comes.’

An uncompromising boy Xiao Wei ‘I could not turn a blind eye to workers seeking help’

Mr Wei Zhili

Mr Wei Zhili, born in 1988, from Guangzhou, is a senior Chinese labour rights defender and the husband of Zheng Churan (also known as ‘Da Tu’), a famous feminist activist in China. Mr Wei was also one of the three editors of Xinshengdai (ILabour.net) who were arrested in early 2019.  He was arrested on March 20, 2019 for helping Silicosis Workers from Hunan Province to seek compensation. He was taken away by Pingshan police of Shenzhen in a rented house in Guangzhou, and detained at the Shenzhen Second Detention Center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On April 20, Wei Zhili’s family received a notice and learned that Ke, like the other two Xinshengdai editors, was placed under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Wei was denied the right to legal counsel and to meet with his family.

Mr Wei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Guangzhou University in 2011. He started to follow the workers who struggle for survival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in China since he was in high school. One time when he went for a blood donation during his college years, he read a booklet on the deplorable conditions of Silicosis Workers, and he learned that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workers suffering from pneumoconiosis. Those workers contracted the occupational disease due to advers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have long been hard pressed by poverty or illness. Filled with indignant for the grass-roots workers, Wei was aspired to devote himself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workers in China. He conducted researches on the labour situation and gradually familiarised himself with the situation the local workers faced, which strengthened his determination to serve the labourers.

After graduation, Wei worked at ‘Hand in Hand Workers Center’ (Shou qian shou gong you huo dong shi) in Shenzhen, to serve the workers and community. His sincerity and willingness to take action won the hearts and trust of workers. Wei has solved plenty of problems for the workers. After the Center was forced to gradually close down by the government, Wei became an editor of the ‘self-media’ named ‘Xinshengdai’, in which he discussed and published information on labour rights. After Xinshengdai was shut down in 2016 due to its coverage of the miners’ labour movement in Shuangyasha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i continued his editor career in another ‘self-media’ named ‘Weigonghui’. Weigonghui was forced to close twice. Ke and other editors thus re-used the initial name Xinshengdai when they re-launched the webpage in December 2018.

On March 20, 2019, Wei was taken away by Pingshan Police of Shenzhen from a rented house in Guangzhou for helping several Silicosis workers from Hunan Province to seek compensation, and has been detained for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at the Shenzhen Second Detention Centre. Now he is placed under ‘designated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nd has not been released to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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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春風--被緊盯的工人服務部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588/ Thu, 02 May 2019 03:38:4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588 繼續閱讀 深圳春風--被緊盯的工人服務部 ]]> 創辦人張治儒和前員工簡輝,正在獄中。

張治儒於2005年成立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為工人提供法制宣傳、法律援助和職業安全培訓服務,至今已逾十年。此前,他也是默默在深圳電子廠打工的工人。曾是產業工人,張治儒想要改變工人處境的理想早就種下。在電子廠打工期間,他一度意圖組織工人成立工會,惜因企業打壓,而未能成事。

春風曾於2006年兩度發起簽名運動,爭取取消勞動爭議仲裁費,降低勞動者維權成本。在各方努力之下,人大常委在2007年通過提案,將勞動爭議仲裁費取消,工人申請勞動仲裁的門檻大大降低。那是一個民意偶有勝利的年代。

不過,好日子並不長。2012年,像很多勞工團體一樣,春風一再遭到逼遷,每租一處,房東就受壓,要他們離開。在那一年,搬遷幾近成了機構的常務工作,連同張的一家,也飽受逼遷之苦,甚至影響到兒子的就學。

春風主要為工人提供法律支援,在2014年的裕元罷工之中,也有他們的影子。張治儒就曾因與工人代表開會,在該年四月「被旅遊」,也就是被公安強制送到增城監視。時為春風員工的簡輝,也被警告不得介入該案。

在2015年的「1203」事件之後,深圳的勞工團體大多轉趨低調,春風也不例外。然而中共仍然沒有放過他們,在2019年1月20日,警察將春風兩名前職員簡輝、宋佳慧和創辦人張治儒拘捕。至今,其被捕原因和罪名,仍然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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