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氣球 Red Balloon Solidarity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 Fri, 22 Mar 2019 22:00:04 +0000 zh-TW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5.0.4 107995131 閱讀岳昕:蘇哈托時期,無懼黑暗的印尼讀書會青年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16.html Fri, 22 Mar 2019 22:00:04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16 繼續閱讀 閱讀岳昕:蘇哈托時期,無懼黑暗的印尼讀書會青年 ]]>

編按:岳昕於去年8月被捕,今日已足七個月。至今岳昕未得自由,只見更多青年身陷囹圄。中國政府逼迫在校的左翼青年看她的「認罪短片」,展示他們的的「維穩成果」。然而真實的岳昕又是怎樣的呢?她於大學修印尼語,又曾到印尼實習,度過了極權時代的印尼,自然是她所關切的。習近平時期,無懼黑暗的中國讀書會青年,如何記述印尼的黑暗時代呢?以下是她以「木田無花」之名發表的文章,編者特此轉載,讓我們在這個周末閱讀真實的岳昕,遙寄我們對這群行動者的支持。(本文轉載自尋月站台

1989年,大雅加達,新學期第一天。新生琳達(Linda Christanty)好奇地四處張望著校園內「百團大戰」的招新海報。她剛剛被印尼大學國文系錄取,希望快快在這個新的校園裡找到組織,找到同路人。

然而,時間推移,琳達漸漸失望地發現,這遠比她想像中要艱難。她身邊的同學,按說也都是考上了世界一流大學的「精英」,可也只是每天上學放學,吃吃吃買買買;她關心的問題,同學們都無動於衷。

「上一次換總統,都是23年前的事了吧?」琳達暗暗想著。

1970年3月18日,琳達出生於印尼邦加勿里洞省(Bangka-Belitung),父母是當地制錫名企的中高層。儘管如此,由於從小住在多民族混居地區,又有位常常請窮苦人來家裡借宿的爺爺,她還是和很多工友農友都有密切接觸。她的鄰居、也是童年夥伴康豪(Kang Hauw),就是這樣一個賣魚丸的華人貧民孩子。康豪是一邊打漁、幫助家裡賣魚丸謀生,一邊繼續堅持學業的;上學都只能穿非常不整齊的衣服。琳達家里平時不讓孩子們吃外面賣的東西,但在她幾次央求下,她爺爺奶奶還是同意她去買康豪家的魚丸。

後來突然有一天,康豪沒有回來;琳達這才知道,他去外面打漁時遇難,再也回不來了。

在康豪的遺體告別式上,琳達看著他被魚咬掉一半的臉,聽著他媽媽悲痛的哭喪,此情此景難以忘卻……她總是想:為什麼我能衣食無憂,而康豪的生命與尊嚴就要被這樣慘烈地撕咬?

自此,對不幸者的愧怍,貫穿了琳達的整個少年時代。

成年後的琳達回到邦加島。圖/Mereka Bilang Aku China

事不關己,就很「正常」嗎?

從出生到大學,琳達都快20歲了;可她所經歷的總統只有一人:蘇哈托(Soeharto)。她出生前的1965年,印尼發生了「九·三零」事件,自此,印尼右翼軍方開始大肆屠殺共產黨人。 1966年,軍方背景的領導人蘇哈托上台,開始了漫長的獨裁統治時期,史稱「新秩序時期(Orde Baru)」。蘇哈託的上台,有著國內外的多方政治鬥爭因素;而如果從憲法學的角度來看,恰恰是此前的1945年憲法,既沒有規定總統任期(1945憲法規定「總統和副總統任期5年,之後可以再被選」,但沒有說最長任期不超過幾任),又沒有限制軍方乾政,才使得蘇哈托屢屢突破最後一道防線,一個皇位做到底。

在「新秩序」時期,印尼公民的言論、出版與結社自由都受到了極大限制;而對於琳達這樣的大學生而言,最直接波及他們的就是始於1978年的「校園生活正常化」 ( Normalisasi Kehidupan Kampus (NKK/BKK))政策。在這一政策下,校園裡所謂的「百團大戰」,其實只能是各個院系內部、局限於各自學科背景的團體;一切跨院系的社團組織都被取締了。

蘇哈託之所以要推行「校園生活正常化」,是因為他擔心大學生們再一次「不正常」地組織起來,反對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甚至反對其繼續連任印尼總統。 1974年1月15日,為反對蘇哈托會見田中角榮,引進外資,推進全球資本主義,雅加達大學生遊行示威(Malapetaka Limabelas Januari (Malari)),慘遭軍方鎮壓,數十名大學生遇難。

 1974年,Malari慘案。
圖/Sejarah Gerakan Kiri Indonesia untuk Pemula

然而,事不關己,就很「正常」嗎?

一年年過去,琳達一邊努力學習,一邊不放棄尋找同路人。終於,她發現了校園內的左翼讀書會「自由學習論壇(Forum Belajar Bebas (FBB))」,迫不及待地投入其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在蘇哈托時期,學習馬克思主義可以說是十分敏感,甚至是危險的。更何況,這時的琳達已快要讀大四了,馬上就要面臨人生選擇的關頭。

琳達是半路「空降」來讀書會的;「直到大四才開始做自己大一就該做的事」,可身邊這些這學期才剛剛認識的朋友們,卻早已如親如故。其中一位朋友,就是比琳達小兩歲的學妹,印尼大學法學院本科生迪塔(Dita Indah Sari)。迪塔來自棉蘭(Medan),同樣出身於衣食無憂的中產家庭,父親是親蘇哈托政權的專業集團黨(Golkar)黨員,母親在一家外資企業任職。迪塔喜歡彈琴唱歌,而且在讀書會討論中,總能非常熟練地引用列寧的著作;這給琳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0年代的印尼大學文學院學生。圖/fib.ui.ac.id

「自由學習論壇」讀書會上,琳達、迪塔和朋友們研讀各種經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康德、韋伯、阿爾多諾,還有史福仁(Arief Budiman,印尼華人社運人士,早期親右翼),確實挺雜的;」迪塔後來回憶道,「但當時因為我已開始動員工友,所以還是覺得,要解釋資本主義下勞資關係的話,馬克思的理論最有力量。」

他們也會把Pink Floyd的歌詞與《辛普森一家》的對白作為分析材料,靜靜聆聽《迷牆(The Wall)》中歌者面對母親時,刺痛人心的問答:「媽媽,我應該造那堵牆嗎?……媽媽要把她所有的恐懼放到你心裡,媽媽要把你攔在她羽翼下;媽媽要寶寶舒適又溫暖,哦寶寶哦寶寶哦寶寶,媽媽當然會幫著造那堵牆……」

他們會批判「新秩序」時期的官方意識形態:「只有經濟發展了,才會自然而然有民主,現在急不,先把蛋糕做大」;「隨著科技進步,基於工業革命時期(階級)意識形態的政治應被終結」;「在正在發展走向復興的社會中,群眾主動參與政治弊大於利,更重要的是維護社會秩序穩定」 ……甚至,「青年(pemuda)」都不叫「青年」了,只有「半大孩子(remaja, Anak Baru Gede (ABG))」;淡化「青年(pemuda)」一詞中的激進政治意涵,使青年群體幼稚化、去政治化,同樣是一種維穩手段,這樣被稱為「最高蘇大大(Bapak Tertinggi)」的蘇哈托就能長期執政了。

「新秩序」時期 印尼左翼青年讀書會發展史

他們還會講起「新秩序」時期以來,整個印尼左翼青年讀書會的發展史。

1970年代初,關心政治的印尼大學生們通過校內社團結識,在運動口號中提出保障工農權益的訴求。日本學者山下嗣太在其講座《被忽略的生活空間:印尼雅加達的超級城市開發和改造》中,提到了「新秩序」時期第一次反對政府的大型學生運動:反對印尼縮影公園(Taman Mini Indonesia Indah)開發。印尼縮影公園的原址,是雅加達南部的農地,遠離中心城區;蘇哈託為了推進其妻子項目的開發,用軍隊堵到原址,強迫原住民以極少的補償賣掉自己的土地。然而,參與運動的學生對印尼縮影公園開發的批判,主要集中於其預算過度與裙帶關係,不能實現蘇哈託的執政目標。在那個時代,大學生們還尚且幻想蘇哈托能帶來民主主義;這也是為什麼他們依然秉持精英「諫臣」態度,沒有與原住工農一同抗爭。

「校園生活正常化」政策實行以來,青年地上社團活動空間日益收緊。 1982-1983年,印尼爪哇島的大學生群體中出現了鬆散的小型讀書會組織,探討社會政治理論與在地社會問題。

1980年代後期,印尼讀書會青年在其學習材料中,體現了更多來自菲律賓與韓國左翼學生運動的影響,他們也在自己的出版物中,進行賦權工友的實踐。印尼大學藝術學院學生出版物《燈籠(Lentera)》中,就對菲律賓毛派學生組織「人民愛國青年(Kabataan Makabayan)」明確稱讚;曾協助籌辦「自由學習論壇」的左翼青年團體「同進會(Yayasan Maju Bersama)」在其定期出版物《我們的故事(Cerita Kami)》中,刊登工友們撰寫的文章,反映工友們的日常生活、工作狀況與權益抗爭。

與此同時,印尼讀書會青年也並沒有放棄團結校內其他同學,雅加達的國立大學(Universitas Nasional, Unas)、日惹的加查馬達大學(Universitas Gadjah Mada,UGM)、泗水的艾爾朗加大學(Universitas Airlangga)等高校,都在他們的影響下,變得更加政治化;不同高校、不同城市的讀書會之間也逐漸串聯起來。在西爪哇地區,除「自由學習論壇」外,有影響力的左翼青年讀書會還有「解放之車(Wahana Pembebasan)」和「德波學校(Depok School)」,它們與印尼大學社會政治學部(FISIP)校友創辦的貧民教育團體「黃鸝協會(Yayasan Kepodang)」一道,一邊讀書,一邊以行動服務工友農友。

這樣的實踐並非總是順利。一次,「黃鸝協會」的部分歷史系學生,在蘇加武眉(Sukabumi)的偏遠農村進行非正式教育小組社工實踐。然而,他們逐漸發現,很多當地年輕人受困於經濟壓力,不得不離開他們的教育小組,進城務工,以至於最後他們的社工實踐難以維持。

1988年末,印尼當地政府與大資本聯合起來,為了在西爪哇省建設Kedung Ombo大壩、Cimacan高爾夫球場、Jatiwangi空軍基地,大幅暴力驅趕原本住在這裡的「低端人口」,不合乎法律程序,沒有徵求原住民意見,也幾乎沒有任何補償。為了聲援原住「低端人口」,印尼讀書會青年學生與「低端人口」聯合起來抗爭;這也是他們與勞工階級的第一次大規模強力聯合抗爭。

這場抗爭後,很多印尼讀書會青年反思到,自己的介入有些過於高調,以至於遮蔽了原住社區自我賦權的能力。自此,他們在行動中更加放低自己的位置,更多注重培訓工農自己的組織者,協助構建行動網絡。

1990年代,印尼大學文學院學生上課情景。圖/fib.ui.ac.id

講到這裡,琳達和迪塔都陷入了沉思。彼時已是1992年,相當一部分讀書會成員即將面臨畢業;大家圍坐在一起,一邊回望歷史,尋找當下的位置,一邊探討人生道路。

「現在是咱們行動的時候了;」他們說。

琳達喜歡也擅長寫作,19歲時就憑作品《幹樹葉(Daun-daun Kering)》 ,成為了《羅盤報(Kompas)》短故事大賽最年輕的獲獎者;她一直想當一名記者或作家,也算沒有白費四年所學。迪塔會做什麼呢?她是學法律的,大概以後會當公益律師吧。

散會後,沉寂的依蘭湖(Danau Kenanga)畔。

「琳達姐,其實……我不打算念完書了。」

「無論怎麼說,我媽肯定都不會開心,所以我就直說了——『媽,我不想一直叫您供我唸書,我已決定,以後不再繼續念了。』我媽還是想讓我拿下學位,就說,『要想幫別人,先等你事業有成也來得及呀。』我說,『媽,可受苦的人等不及呀,現在就在受苦,等不到十年以後啊……』」

「那你以後要怎麼打算?」

「我嗎?我想進廠,做一名工人,和工友們並肩抗爭。」

琳達突然不知該說什麼好。作為學姐,要給學弟學妹們多多作表率,尤其在職業選擇方面;可現在,學弟學妹們為她做出的表率,甚至可能更多。如果不去融工,從沒進過廠,即使寫了再多的新聞和小說,又將呈現出怎樣的工友生活,為讀者傳達何種價值呢?

「我第一次跟工友一起住,就覺得他們真的是很敞開的人,要藉宿也一點都不困難,」迪塔繼續講道,「大概也因為他們真的一無所有;他們大概在想,出租屋裡只有一面鏡子,即使我真來偷東西,又能偷什麼呢?」

再後來,琳達認識了紡織工會領導人費扎(Faiza Mardzoeki)及其伴侶澳大利亞民主社會主義黨員萊恩(Max Lane ),並和他們成為了朋友。費扎鼓勵琳達,工友們需要理論基礎,如果她能融工抗爭,將會真正改善工友們的生活環境。

走出狹小的書房 融工抗爭之路

琳達最終決定,一起融入工業區。她寫道:

「去年十二月,暴雨傾瀉全身;夜愈發寒冷。我走進幽暗狹窄的巷道,這個工友聚居區迷宮般的入口。尿騷味摻雜著泥土味,從濕滑的足跡中,如打哈欠般緩緩升騰出來。人類排泄物的特殊氣味,同樣從開放式的茅房中升騰出來。在用便宜粗木製成、刷著白石灰的宿舍門前,一兩位工友站在那裡,嗤嗤地聊著什麼。熱鬧的印尼民間流行樂依稀可聞,歡樂的聲音是那麼微渺,甚至不足以消除在這一個世界裡的靜寂。在另一間宿舍裡,一位老奶奶正在哄睡搖籃裡的小孫子。當我用印尼語問她一個人的名字時,她只是微微一笑,用我聽不懂的爪哇語回答了些什麼。」

「沿著地圖的指向,我繼續行走著。這密密纏纏、枝節交錯、充滿霉味的巷道,令我腹水翻湧。陽光也無法自由地穿到巷道裡;屋內只有一枚5瓦的電燈泡,在下午五點才能打開,到早上八點,又要斷電了。巷道頂上蓋著竹編的織物,沒有通風口;這令此處從沒有真正的白天。一間僅有2×3平方米的小房間,要塞進三到四名服裝廠與紡織廠工友,月租金20000印尼盾。老闆要求工友們『三班倒』(第一班07:00-15:00,第二班15:00-23:00,第三班23 :00-07:00),還經常要他們『義務』加班。工友們的薪水相當之低,他們每天的預算只有700印尼盾——這只夠他們一日三餐勉強糊口。欠債從無止息;拆東牆補西牆,已經成為了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那些未曾住在工業區、與工友們共同生活的人,定會懷有這樣的刻板印象:他們一定面色陰鬱,行動遲滯,哀嘆貧窮。能留下這樣的刻板印象,也至少可以證明,平民中的工人階級,正在過著一種多麼受壓迫、多麼悲慘的生活。」

印尼雅加達貧民區 圖/http://kamaludinhayat.blogspot.com

1990年8月,萬隆工業大學(Institut Teknologi Bandung,ITB)的學生報紙《像頭神(Ganesha)》上有左翼青年發表文章《大學生的傾向:在平等大同理想主義與新秩序建設意識形態之間》(Orientasi Kemahasiswaan: Di antara Idealisme Egaliter dan Ideologi Pembangunan),指出學生們大多出身於上中產階層,沉迷消費,政治冷感,「對變化過敏排斥」。然而對於當時的多數同學來說,只要印尼經濟依然在面上繁榮穩定,他們就會繼續只顧自己的小日子,拿個高績點,找份輕鬆又多金的工作。

從這樣狹小的書房中走出來,與工友共同生活,需要青年們顯著的自我改造;畢竟,多數讀書會青年學生同樣來自城市中產家庭。一些出於好心的學生,因為難以適應工友們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常常無法與工農交流。對於另一部分學生來說,在貧苦的工友中工作,僅僅是一段暫時「體驗生活」的過程;一時新鮮過後,他們還要回到學校,繼續自己的中產「小確幸」生活。

然而,對於其中真正的左翼青年來說,他們傾注甚多、犧牲巨大,真正「殺掉」了出身階級在自己身上的烙印。他們穿工友們的衣服,說工友們的話,甚至像迪塔一樣中斷了大學學業;如此種種,都意味著放棄印尼新中產社會中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印尼夢」。不僅如此,他們的行動還冒著巨大風險,因為相比面對校園抗爭,「新秩序」時期的印尼警方在面對工友時,更可能使用不受限制的武力。

1995年7月18日,巨河紡織廠(PT Great River)在Cibinong的茂物大街展開萬人大罷工,這也是琳達參與的第一次罷工抗爭。 「Kurnia, Yanti, Wati, Indro, Yani, Tumiarsih, Rohana, Dwi, Erna, Indo……」時至今日,琳達依然能一一回憶起與她並肩作戰的工友們的名字。在爪哇島內外,印尼大學生民主共援會(Solidaritas Mahasiswa Indonesia untuk Demokrasi)的領導人佩特斯(Petrus Hariyanto)與奈扎爾(Nezar Patria),發動各地高校學生,以一系列行動來聲援這場罷工。當時,早早輟學投身工運的迪塔,已然參與了印尼民主人民黨(Partai Rakyat Demokratik)的籌建工作,並成為印尼工人抗爭中心(Pusat Perjuangan Buruh Indonesia)主席;23歲的她與Wilson、Lukman、 Budiman Sudjatmiko、Ignatius Pranowo、I Gusti Agung Anom Astika、Suroso與Garda Sembiring等同志一道,在工廠大門前發表演講。

1995年7月19日,工友聲援現場。圖/Instagram@pembebasannasional

是日,迪塔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煽動反對公職人員(menghasut, menggerakkan massa, serta melawan petugas)」為名被捕。第二天,即7月19日,琳達和同志們迅速發動8000名工友,遊行至印尼國會大樓示威,高舉拳頭,提出五點訴求:釋放迪塔;撤銷印尼共和國武裝部隊的雙重職能與五項政治法(指印尼1985年頒布、旨在限制公民政治權利的《選舉法》、《議會法》、《政黨與專業集團法》、《公投法》與《集會遊行示威法》);蘇哈托下台;上調工資;平抑物價。 7月20日至24日,巨河紡織廠的工友們回到廠區,繼續罷工。

在泗水抗爭中的迪塔(Dita Indah Sari)。圖/gewerkschafterinnen.amnesty.at/dita/dita.htm

1996年9月6日,迪塔遠在東爪哇的牢房裡。她因於1996年7月9日在東爪哇泗水Tandas區領導工人示威再次被捕入獄;後來又因印尼民主人民黨被指為「共產黨」「顛覆勢力」,她也由普通的刑事犯變成了「山巔罪」政治犯,刑期延長至八年。

一大早迪塔就起來,打掃小小的八人間牢房,然後洗澡更衣,梳了梳好久沒好好護理過的頭髮。這是迪塔期待已久的日子;這是她的母親來探監的日子。她計劃告訴母親自己一切都好,不致她太擔心。

律師來到等待室,她趕緊問律師,母親在哪裡。

律師的回答猶如晴天霹靂:「您的母親剛剛去世了;她突然中風,倒在前來探監的路上。」

反复遊說獄方後,迪塔僅僅得到了三十分鐘,與母親的遺體告別。

獄中的迪塔(Dita Indah Sari)。圖/gewerkschafterinnen.amnesty.at/dita/dita.htm

在鐵窗之外,琳達一邊以本名寫作,一邊以假名「米爾娜(Mirna)」抗爭。 1996年,她在阿迪達斯品牌鞋廠(PT Indoshoes)領導罷工抗爭,不僅在雅加達有3000名工友在國會大樓前示威,遠在泗水的絲麗集團紡織廠(PT Sritex)也有大批工友抗爭,以示聲援。自此以後,琳達面臨被追逃的危險,不得不過上顛沛流離的生活;在任何一個地方,她都無法連續幾日停留。更何況,琳達依然將主要精力投在工運當中,這更加限制了她寫作的精力。

儘管如此,在1990年代,琳達依然創作出了十分經典的短篇小說作品。 1991年起,她就開始在創作中涉及性/別少數群體;後來的小說《粉蝴蝶(Kupu-Kupu Merah Jambu)》中,她描繪了跨性別工人的生活狀況。 1993年的小說《野草(Rumput Liar)》中,她真切呈現了「新秩序」時期印尼家庭的關係與矛盾:小說中不同意孩子參與反蘇哈托政府運動的母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們在政治創傷中成長,又在無意識中,以去政治化的態度,再生產著整個獨裁體制。 1997年的小說《背叛(Pengkhianatan)》中,她寫了一對政治立場截然相反的兄弟姐妹,同樣成長於中產家庭,一個反對「新秩序」政權,另一個卻在國家情報局工作。 「《背叛》能在《印尼媒體報(Media Indonesia)》上發表,沒被和諧,估計因為小說是開放式結局吧;」琳達在接受采訪時坦言道。

「我寫故事,希望能像橋樑一樣,連接從前互不相識的公民們,讓所謂中產了解工友們的生活,了解工友們抗爭的意義,進而發現自己其實也是工友中的一員;」琳達說,「無論寫作者還是抗爭者,想像力使人得生活。情勢多變、艱險重重,但想像力讓行動中的我們更好地發展抗爭策略,永不失卻改變世界的鬥志與信心。」

琳達的短篇小說集《瑪利亞平託的飛馬》,其中收錄了《野草》。圖/Bukalapak

迪塔同樣一點點從悲痛中走出來,繼續在獄中抗爭,維護弱勢群體權益。她向獄友們宣傳他們應有的權利;這些權利常常被獄卒侵犯。迪塔提出了三點訴求:禁止獄卒私吞探監親屬送來的錢款;改善獄友基本飲食質量;禁止獄卒性騷擾前來探監的女性。迪塔將她和獄友們的訴求交給監獄長;兩週後,她所在的牢房裡就發生了放火騷亂事件。迪塔被栽贓為煽動放火燒牢房的人;她被強行移至瑪瑯(Malang)的監獄,很快又被移至雅加達西部衛星城唐格朗(Tangerang)的女子監獄。

迪塔的家人愈發擔心起這位被指為「印尼共產黨人」的青年。 「你是什麼目的呀?想把蘇哈托搞下台嗎?那可不是個正經職業!」迪塔的大家族成員,更是漸漸與她父親和兄姊拉開距離;所幸的是,迪塔的父親和兄姊未曾怪罪她;整個刑期,他們都一直前來探監照應。迪塔自己說:「工友們需要吃飯,需要民主;這是所有人都知道正確的訴求。儘管恐懼,依然前行。」

據全印尼勞工聯盟(Konfederasi Serikat Pekerja Indonesia (KSPI))統計,1970年代印尼的勞工抗爭運動僅有73次,參與抗爭的總人數僅約有12000餘人。但到1987-1989這短短三年間,勞工抗爭運動已超過百次,參與總人數則為1970年代的數倍;而到1990-1994年,勞工抗爭更是明顯激增達一千餘次,平均每年參與抗爭人數也又翻了好幾番;學生與勞工的合作抗爭模式被成功延續下來。 1997年,在金融風暴影響下,失業與物價齊飆升,學生和工友共戰鬥。 1998年一月至五月,有記載的抗爭運動已高達227次,平均每天都有1.5次大規模抗爭,其中九成都要求抑制物價攀升,推動政經改革。

要知道這兩首歌的意義 不僅是唱唱而已

1998年5月,印尼學生佔領國會大樓。圖/silverglasses.wordpress.com

1998年5月21日,獨裁統治了32年的蘇哈托終於倒台;此後,迪塔被時任印尼總統哈比比(Habibie)特赦,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 1999年,印尼人民協商大會(MPR)第一次修改憲法,總統與副總統由原本的間接選舉改為由人民直選;2000年第二次修憲,限制總統與副總統任期,一任五年,增加了「最多可連任一次」的限定。 2010年8月17日,時值印尼國慶節,執政的民主黨主席之一魯胡特(Luhut Sitompul)以時任總統蘇西洛(Susilo)「仍健壯,並受到人民的愛戴」為由,提出修憲使總統可連任三次的構想;這一荒謬言論頓時引來輿論暴擊,以至於蘇西洛本人都不得不出面澄清,保證自己一定按時下台。

1997年,迪塔被授予沃特海姆獎(Wertheim Award),2001年又被授予拉蒙·麥格塞塞獎(Ramon Magsaysay Award),以表彰她在勞工抗爭與印尼民主化進程中的卓著貢獻。 2002年,迪塔還獲得了銳步人權獎(Reebok Human Rights Award),但因銳步本身就是剝削勞工的企業,迪塔拒絕接受該獎項。這一時期,迪塔協助創建了研究機構「媒體與社會科學解放研究院(Lembaga Pembebasan Media dan Ilmu Sosial (LPMIS))」與女權NGO「卡蒂尼的武器(Senjata Kartini)」 ,並擔任印尼民主人民黨主席。琳達在發表一系列高質量作品的同時,繼續跟進當下的種種抗爭;她說,雖然蘇哈托獨裁被消滅了,但還有宗教保守主義限制著獨立思考,工友們的權益也依然有很大改善空間。

2018年3月1日,琳達公開聲援反海砂開採抗爭。圖/facebook.com/linda.christanty

以琳達、迪塔等青年精神譜寫成的《工農自由歌(Buruh Tani/Pembebasan)》與《抗爭之血(Darah Juang)》,在印尼大學、加查馬達大學等多所高校,都成為了新生必學必唱的歌曲。 《工農自由歌》明快昂揚,唱「學生工農城市貧民,並肩攜手爭民主」,「千百萬次上街抗爭,於我而言是堅定的一步」;《抗爭之血》低沉淒婉,嘆「工友的孩子上不了學,農村的青年糊不了口」,最後一句「母親,請放我們流盡抗爭之血」更是充滿悲劇力量。

2017年,在印尼伊斯蘭大學(Universitas Islam Indonesia (UII))經濟學院迎新會上,負責人費里(Feri)認真地說:「要知道這兩首歌的意義,不僅是唱唱而已;這樣新生們以後才能真正理解,大學生在社會中應當是怎樣的角色。」

印尼讀書會青年是戰鬥的青年;他們要站在人民一邊。

印尼青年的讀書會,永遠未完待續。

《工農自由歌》

“Sebuah lagu tentang pembebasan”

學生工農城市貧民,並肩攜手爭民主

氣宇軒昂萬眾同心,神聖使命勠力行

美好未來屬於我們,平等公義得繁榮

印尼社會你我共建,蘇氏舊影徹清除

來吧,朋友,把消息傳開吧

在我們手裡,握著民族方向

來吧,朋友,讓我們一起唱

唱這一首自由解放之歌

在暴政之下,我追尋這條路

千百萬次上街抗爭

於我而言是堅定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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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維權打壓持續 關注塵肺工人維權媒體編輯被拘捕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31.html Thu, 21 Mar 2019 09:58:06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31 繼續閱讀 勞工維權打壓持續 關注塵肺工人維權媒體編輯被拘捕 ]]>

  自2018年7月佳士工潮開始,內地的勞工維權和工人運動就再一次步入寒冬,維權人士、工人領袖和工運支持者持續受到政府的打壓。2019年3月20日,內地關注工人權益的平台「新生代」的兩名編輯,分別被公安帶走和失聯,令中國政府針對勞工維權的打壓再添一宗。

        3月20日凌晨,「新生代」的編輯危志立(小危),在回廣州父母家的時候,被埋伏在路上的警察拘捕,又強行進入他和家人的住所搜查,給小危戴上手銬。小危的父親向在場搜查的警察要求出示證件,其中一名警察出示證件,表明他是來自深圳市龍華公安局的民警。

  在拘捕小危的過程中,警方多次恐嚇他的家人,指小危「反共產黨反革命」,要帶回去進行「洗腦教育」,又禁止小危父母為他準備衣物和不讓小危上廁所,又叫小危父母準備收刑事拘留通知書。在擾攘了約一個小時後,小危在凌晨2時被警察帶走。另外,「新生代」的另一名編輯柯成冰(老木),於2019年3月20日失聯,目前仍未知道其下落,估計已同樣被捕。

  小危和老木,與在1月被捕的「新生代」主編楊鄭君(包子),一直關注湖南塵肺工人的抗爭和其他農民工的權益,在過去多次的塵肺工人到深圳的抗爭行動中,他們都有將消息於平台上發放,表達對事件的關注。不過,對中國政府而言,對工人運動、弱勢社群的支持,就是「反黨、反革命」的行為。

除了上述事件外,至2018年7月起的一連串打壓,都令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阻礙,而這些被捕的勞權人士,在拘留期間的待遇也一直令人憂慮。如於2019年1月被捕的張治儒、吳貴軍等4人,就一直無法與家人聯絡和會見律師;2018年8月因在佳士工潮期間到場圍觀,和在網上分享相關消息被拘留的付常國,他的姐姐於3月14日曾到派出所查問付常國的情況時,對方卻說早於1月26日,付常國就已轉移至其他地方,而他的律師曾分別找過坪山區公安局和燕子嶺派出所,但都沒有回覆。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被捕的工運人士的情況實在令人擔憂。

鄭楚然(左)和危志立(右)

3月20日,小危的妻子鄭楚然(大兔),在Facebook上發文,表達對丈夫的愛和支持。她於文中說曾多次致電到不同的派出所查詢丈夫的情況,但收到的回覆卻是查無此人,小危家人的擔心可以預期。中國政府必須立即停止對工人運動的打壓,釋放所有被捕的勞權人士,尊重工人權益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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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1
吳貴軍妻子被公安帶走逾兩小時 盤問公開信內容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09.html Tue, 19 Mar 2019 11:18:05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09 繼續閱讀 吳貴軍妻子被公安帶走逾兩小時 盤問公開信內容 ]]>

  2019年3月15日,吳貴軍妻子周玉芝,在下班途中被公安帶走問話,事件經過了4天,周玉芝的行蹤終於有消息。

3月15日中午,周玉芝在下班後,看到了下班「打卡」的地方有一部私家車和一部警車,旁聽站著6到7個人。當時周玉芝心裡知道他們是在找她,於是直接上前查問,對方承認,於是她跟隨他們離開。

周玉芝被帶到派出所後,被問話了超過兩小時,在同日下午3點半左右才獲釋。警方主要問她,在3月13日於微信朋友圈發公開信的事情,問她內容是不是由律師幫忙撰寫,又查還問她的學歷背景,試圖查出信件是否他人代筆。可是,信件內容事實上是由周玉芝親筆撰寫,一字一句都是她的肺腑之言,因此她堅稱信件並非他人代筆。

警察又向周玉芝稱,吳貴軍的代表律師在過年後就沒有與吳貴軍會面,但周玉芝反指,過年前去律師前往會見吳貴軍被警方拒絕,又要她去解除律師委託,現在卻說甚麼律師沒有盡責前往會見,根本說不過去。

這次周玉芝在自己的朋友圈抒發個人感受,堅持要將吳大哥救出來,充滿堅持和愛的書信,卻成為被警方扣留問話的原因。吳貴軍至今已被關押兩個月,一直未能會見律師及家屬,對案情仍然一無所知,家人根本無法得知他在看守所裡面的情況,周玉芝尋找渠道抒發對吳貴軍的擔憂,是人之常情。當局以此為由對她肆意扣押,加上警方和國保多次在外面騷擾吳貴軍的家人,要求他們解除律師委任,和禁止他們與外界聯繫,是赤裸裸針對被捕人士和家屬的打壓。

古語有云「禍不及妻兒」,但中國政府針對勞工維權人士的打壓,卻一直騷擾在外為他們奔波的家人,以為這樣做就可以令他們卻步。可是周玉芝正好以行動告訴我們,他們的家人的支持和愛,並不會因打壓就有所減退,他們會堅持到底,直至公義得到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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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樂團也罷工! 樂團指揮RCcardo Muti :「音樂不是娛樂,而是犧牲。」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05.html Fri, 15 Mar 2019 17:44:58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05 繼續閱讀 一流樂團也罷工! 樂團指揮RCcardo Muti :「音樂不是娛樂,而是犧牲。」 ]]>

芝加哥交響樂團自周日起罷工,為了在新合約爭取更佳的退休金和工資而鬥爭。管方提出了修改樂手舊有的退休金模式,並以普遍為企業所接受的供款方案替代。管方指維持原有退休金制度正越加困難;樂手則指出,既有的制度正是令樂團維持世界一流水準的基礎。

樂團指揮Riccardo Muti亦參加到罷工行列,並發表演說。短短的演說,道出的是音樂人的尊嚴,和他們面向世界的責任--而這一切,都值得良好的待遇去維持。紅氣球特刊演說之中文譯本於下:

「我現在和我的樂手在站一起了。今天我們應該為下一個節目進行採排,但正如你所看到的一樣,樂手們正在努力改善他們的生活,退休金和工作。

「我想澄清一件事:有些人為我和樂手們一樣反對整個董事會。事實並非如此。我不反對董事會,也不反對受託人和樂團的捐助者。我只是希望他們能夠更理解並傾聽那些屬於世界上最偉大的管弦樂團之一的樂手需求。

「當我聽到有人說,『他們每天工作只有三至四個小時』,這是想法是非常愚蠢的。你在舞台上看到的表演,只是他們在家裡做所做的一小部份工作。要達到這個管弦樂隊的高水平,意味著樂手們需要在家裡做很多準備功夫。因此在第一次排練時,他們總是準備得非常好。這意味著他們在本身在家裡做了大量準備和練習的工作。

「此外,你不應該忘記作為世界級的管弦樂團,所有音樂家必須要對全世界負責。 “La qualità” 意大利語是解『質素』。整個音樂世界正在留意芝加哥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許對於其他管弦樂隊而言,他們可能甚少甚至對此事沒有興趣。但當芝加哥交響樂團環遊世界演出時,樂手們不僅會演奏,而且更擔當這個國家的文化使者。

「對於我們歐洲人和全世界的人來說,美國不僅僅是一個有力量,發達的國家,而且也是一個有著偉大文化的國家。在音樂界,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高水平文化,可以與維也納愛樂樂團或柏林愛樂樂團等其他交響樂團較量。 (我經常這樣比較,所以我知道我在說什麼。)因此,對於世界而言,芝加哥市肩負著保護此偉大寶藏的責任。

「如果芝加哥交響樂團的質量崩潰,將不僅對音樂人來說是一件悲劇,而且會影響幾代人。缺乏價值的情況不僅在美國,歐洲,意大利和世界上正在影響新一代:而文化的下降,也促使犯罪和暴力一直增加,

「芝加哥交響樂團代表著這個國家和音樂世界。今天的世界非常已經非常細小。我們要為這件事負上責任。從音樂界來說,把芝加哥交響樂團置於危險之中,將對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所以我再次強調,我不是攻擊董事會;因為那對我而言是十分愚蠢的。但我為我的樂手們感到驕傲。在此之後,為了大眾利益,我會盡力協調樂手們和董事局之間的矛盾。

「有時伴侶與父親和兒子發生爭執,是一個危機的時刻。但我相信,憑藉智慧和善意,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樂團董事會將準備將音樂帶給更大的一群人。因為芝加哥仍有許多人沒有享受過芝加哥交響樂團所帶來的樂趣。

「最後一件事:在這棟個建築內,我們不是招待別人。我們不是藝人。音樂不是娛樂,而是犧牲。這是思想和心靈的演變。而這也是使樂團成為無價之寶的原因。」

RCcardo Muti 在CSO 的糾察線前
譯者: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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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貴軍妻子的親筆信  控訴中國「依法治國」的虛偽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396.html Thu, 14 Mar 2019 10:26:2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396 繼續閱讀 吳貴軍妻子的親筆信  控訴中國「依法治國」的虛偽 ]]>

  2019年3月13日,吳貴軍的妻子周玉芝,於微信朋友圈發照片,內容是針對中國政府在拘捕了吳貴軍後,種種侵犯基本權益的行為。

  根據信中內容,自吳貴軍於2019年2月26日被正式批捕以來,律師前往會見吳貴軍,但都被拒絕。3月12日,律師前往派出所會見吳貴軍,但再一次被國保人員拒絕,令她對深圳的法治非常失望。她又質疑深圳政府令吳貴軍無法與律師會見,又未能委託律師辯護的做法,與習近平政權近年一直強調「依法治國」的方針背道而馳。

  信中後段周玉芝又表達對吳貴軍的支持,表示自己深愛著吳貴軍,深信他並沒有犯罪,認為他是個正直的人,希望他能早日回家。周玉芝又希望深圳政府可以尊重法律,按照法律保障吳貴軍的人權對待他,讓他可以自由聘請律師。她表示如果深圳警方不尊重吳貴軍依法享有的權利,她會考慮到廣州提告。

  吳貴軍無法會見律師,與家人聯絡的事件,並不只是個別例子,在2019年1月被捕的其餘4人中,除了何遠程曾會見律師外,其他人至今仍未能與律師會見。另外,自去年8月下旬起持續被拘捕的佳士工潮支持者,他們的行蹤至今仍未有消息,也未能與律師會見。

中國政府「依法治國」的謊言,在這些例子下原形畢露。中國政府對人權、勞工權利的尊重,更是空口說白話。打壓的本身,正是中國政府害怕民間集體抗爭的鐵證。只有團結一致,工人和人民的未來才有出路。

信件原文:

2019年3月12日,今日收到律師的消息,深圳國保還是不讓律師會見吳貴軍,吳貴軍自2019年2月26日被逮捕以來再次拒絕律師會見。本人對深圳的法治深感失望,姑且不論吳是否構成犯罪,但是抓了一個人,按照依法治國的精神是不是要讓這個人依法獲得正常的辯護,依法可以自由的聘請律師啊?如果這些都沒有,那這個哪門子的依法治國?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怎麼能如此無視國家的法律?作為吳貴軍的妻子,我深深的堅信吳貴軍是無罪的,我愛我的丈夫,他是一個正直的人,我希望他早日回家,我更希望深圳警方尊重法律,按照法律保障吳貴軍的人權,保護他有自由聘請律師的權力。如果深圳警方不依法保障吳的權利,我將考慮去廣州控告他們。

周玉芝
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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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勞工運動打壓不絕,盤點中國近年勞工維權打壓事件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392.html Wed, 13 Mar 2019 00:00:36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392 繼續閱讀 〔轉載〕勞工運動打壓不絕,盤點中國近年勞工維權打壓事件 ]]> 轉載自職工盟

  自2015年以來,國內的勞工運動就步入寒冬。經過一連串的打壓事件,可以反映中國政府對勞工運動的打壓非常強硬,而且毫不留情。這篇文章會簡單總結由2015年12月至今的部份針對勞工維權的打壓事件,讓大家對近年中國工運的形勢有更全面的了解。

左至右:何曉波、鄧小明、朱小梅、曾飛洋、彭家勇、孟晗

  2015年12月3日,廣東省政府大規模搜捕省內的勞工維權人士,最高峰時共帶走或拘留超過25人,多家NGO工作人員收到牽連。事件中,孟晗、朱小梅、湯歡興、曾飛洋,因於2014年協助及組織翠亨製包廠和利得鞋廠的工潮,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而何曉波則被控「職務侵佔罪」。另外有2人,鄧小明和彭家勇,都曾經被當局拘留,但在之後獲釋,被安排返回老家,受到國安人員的監控。何曉波於2016年4月7日獲安排取保候審,但同樣受到國安人員的監控。朱小梅、湯歡興、曾飛洋於2016年9月26日被判「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成。朱小梅、湯歡興被判處1年6個月有期徒刑,緩刑2年;曾飛洋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孟晗則於2016年11月3日被判處21個月有期徒刑。事件令他們無法再從事勞工維權工作,亦令透過介入工潮建立工人權益意識的工作陷入停頓。

李婷玉(左)及盧昱宇(右)

  2016年6月,以「非新聞」作網名,統計和發布在中國發生的,主要以勞工個案為主的集體維權事件的盧昱宇和李婷玉,被雲南大理當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為由拘捕。2017年4月,李婷玉在秘密審訊中獲判緩刑,但具體刑期不詳。盧昱宇於2017年8月3日於雲南大理市法院一審判有期徒刑4年,盧不服上訴,9月25日二審維持原判。律師指「非新聞」主要轉載的集體維權消息主要來自官方新聞,不可能構成尋釁滋事罪。

李招
華海峰

  2017年5月30日,內地三名勞權人士華海峰、李招及蘇恆以入廠打工的名義,在江西一家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女兒的品牌企業(伊凡卡)生產皮鞋的工廠  華堅集團調查其勞動用工狀況時,被江西公安拘捕。消息指當時3人已查到多項華堅違反勞工權益及勞動法的證據,三人被囚近一個月後,於6月28日獲釋,但不准對外公開華堅工廠的內部情況,令華堅工廠違反《勞動法》的事件不了了之。

佳士工潮

  2018年5月,深圳佳士工廠工人因不滿企業的待遇和剝削,打算向工會尋求協助,獲坪山區總工會建議組建企業工會。工人代表米久平、劉鵬華依法向街道總工會申請組建工會,在街道總工會指示下發展會員基礎,成功組織一批工人同意加入工會。不過,在2018年7月12日,坪山總工會副主席黃建勛等4名工會幹部,聯同佳士副總經理夏如意及人力行政總監李宏頗,約見工人代表米久平,直指他們組建工會的行為違法。7月18日,米久平拒絕撰寫組會與區總工會無關的聲明,被廠方安排調職,但同樣拒絕,廠方同日將米久平和另一名工人宋姚解僱。7月20日,米、宋、劉等6名工人代表如常上班,被保安粗暴趕走,隨即遭到警方毆打和扣押,揭開了抗爭的序幕。事件中警方多次拘捕聲援工人,和由各大學校馬克思學會學生為主組成的「佳士聲援團」成員。聲援團成員沈夢雨於8月11日晚被不明人士帶走,8月24日晚聲援團住處被公安清場,岳昕、顧佳悅等人被警方拘捕失聯。工潮雖然結束,但針對聲援團和其他聲援人士的打壓仍然持續。截至2019年3月5日,超過50名的學生、左翼青年、民間團體工作人員和基層工會工作人員被公安拘留,部份在校的馬克思主義學會學生,至今仍然持續受到公安和校方的騷擾。

何遠程
張治儒
吳貴軍

  2019年1月20日,張治儒、簡輝、宋佳慧、吳貴軍及何遠程5人,分別在深圳、廣州、長沙被深圳市公安局拘捕。目前除了何遠程曾經會見律師外,其他人都未能會見律師,他們的家屬也持續受到當局的騷擾。截至2019年3月5日,5人都已確認被深圳市檢查院正式批捕,罪名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雖然具體因為何事而被拘留目前仍未有確實的消息,但可以預期他們5人將會面臨為時不短的拘禁。

  以上5宗事件,是自2015年12月以來較為受到媒體關注,中國政府針對勞工維權和工人運動的打壓。以上事件可以反映出,中國政府的高壓統治並未有一絲停歇。中國經濟騰飛的背後,是依靠官商勾結,剝削中國的基層工人而得來。當經濟增長減慢,工人的工資追不上物價的上升,僱主在經營困難的情況又率先向工人開刀,拖欠工人辛苦所得的工資,工人的抗爭是必然會發生的。不過,以社會主義思想建國的中國共產黨,對工人的訴求卻不以為然,反而聯同企業一同打壓工人運動,打壓協助工人維權的維權人士,甚至連聲援、支持工人抗爭的學生、公眾,都被政府騷擾甚至拘押。

  這種種的事實都反映出,工人權益根本得不到政府重視,政府只是要確保工人甘於被剝削,繼續為了偉大的「中國夢」貢獻自己的血汗,換取一小撮人的富貴。中國政府拒絕正視工人的困苦和訴求,對工人的基本結社自由、組織權和罷工權缺乏尊重,最終只會引來惡果。工人的抗爭,不會因政府的打壓而停止,只會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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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認罪視頻再曝光 以意識形態鬥爭掩蓋階級矛盾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374.html Mon, 11 Mar 2019 04:55:41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374 繼續閱讀 佳士認罪視頻再曝光 以意識形態鬥爭掩蓋階級矛盾 ]]>

  2019年3月2日,新一輪的佳士認罪視頻的內容於網上曝光,不過內容與過去注重「境外」別有用心勢力煽動的說法,有明顯的差異。

  3月2日,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發表文章,指日前多名來自不同院校的學生,被北京市公安局約見,觀看另一段與佳士事件有關的認罪視頻,並以文字方式披露視頻內容。片段的主角不再是沈夢雨、岳昕等佳士聲援團成員,而是深圳市一家社工機構  青鷹夢工場的創辦人賀鵬超、王相宜,工作人員侯長珊,工人支持者鄭時友,和北京大學畢業生宗揚及北京語言大學畢業生鄭依然。

  片段首先是賀鵬超對自己經歷的自述。片段中他指自己在2007年參與內地毛派網站  「烏有之鄉」的講座,接觸到文化大革命的「事實」,到2011年加入北大馬克思主義學會,開始認為暴力革命是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唯一途徑。他後來加入「革命者組織」風華公司,成為職業革命者,被組織以「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口號道德綁架,忽視了黨和國家的努力做出危害工人和國家利益的行為。他又指2018年被捕的馬克思讀書會成員,實際上是在密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另一方面鄭時友承認自己加入了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宗揚表示在加入馬會後,認為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恢復國家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賀鵬超

  片段的第二部份,主要是鄭時友、賀鵬超和王相宜3人,於片中承認策畫工人以佳士工廠為目的進行滲透。片段指2016年他們安排包括米久平和劉鵬華在內的人員,進入佳士工廠發展工人,以建立工會為目的開展工作,青鷹則是在計畫中的後援角色。他們又安排了鄒麗萍進入地方工會工作,在時機成熟時協助他們發動建會鬥爭。他們在佳士抗爭的過程中「誣蔑」公安對他們作出暴力行為,以開展廠內組織工作和製造輿論壓力,令公眾同情他們的遭遇。宗揚在片段中自白,於2018年暑假帶學生到南方打工,他又參與了在網上為佳士事件「漂白」的宣傳工作。在8月24日清場後,面對校方的休學要求,岳昕和顧佳悅的拘禁,和針對他們左翼社團網絡的整改,他們組織在校生發動了多次抗爭。

王相宜

  片段的第三部份和第四部份,分別是賀鵬超、侯長珊、宗揚、鄭依然四人,自白如何欺騙大學新生認同他們的理念,與及賀鵬超、王相宜、宗揚、鄭依然四人對自己行為的反省。賀鵬超於自白中指他們組織會安排學生進入他們認為的「黑廠」中工作,以製造學生對中國社會現狀的「假象」,促使他們認同復行毛澤東主義的重要性,又在這些新生間灌輸「學習是注重私利」的情況,要求他們放棄學習,對他們進行「思想教育」,甚至令他們與家人、伴侶關係出現裂痕。片段最後,賀鵬超、王相宜、宗揚、鄭依然都對自己的行為,損害到工人、國家、學生的利益表示後悔。

宗揚

中國政府在佳士工潮期間,就透過新華社於網站發文,直指佳士工潮是受境外團體策劃及煽動,並因此拘捕了當時曾在現場圍觀,和於網上發文轉載有關佳士工潮消息的付常國。可是,在聲援團成員對外發表的認罪視頻內容中,中國政府對事件的說法有明顯的改變,由關注境外團體在事件中的角色,轉換成針對內地毛澤東主義復興的意識形態之爭。片段中一再強調他們要發起推翻現行政權的「武裝革命」,正是要將他們標籤成危險的群體,將一班積極關注工人權益的青年活躍份子和團體,變成一群暴民。

  可是,這一切都只是為了將現時內地的工人所面對的困境,掩蓋在意識形態的分歧之中。隨著近年中國經濟轉型和增長速度減慢,內地工人的生活變得艱苦,加上全總應對工人訴求的不作為,令工人決定以行動維護自身權益,引發出多宗工人集體抗爭的事件。另外,在外國,派員入廠打工發展工人基礎,以組織工會為目的開展工作,是平常不過的事情,亦是工人享有組織權和結社自由的體現。事實上即使米久平、劉鵬華真的是帶有目的地到佳士工廠工作,他們組建工會的過程亦都已經遵守內地的《工會法》,先向上級工會請示後,得到批准下才開展,只是因坪山區總工會反口覆舌,才引發事件。

  中國政府嘗試混淆視聽的技倆,只是再一次重申自己在維護工人權益的工作上存在嚴重問題,確立中國缺乏結社自由的事實。當局須立即停止針對佳士工人,和在事件中積極聲援的學生的打壓,釋放所有被捕人士,改善《工會法》,還工人真正的組織權和自由結社權。

視頻文字紀錄:佳士工人聲援團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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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報告:京津冀外賣及快遞員調查報告|獨立調查人陳武城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364.html Fri, 08 Mar 2019 08:41:27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364

《維權網》刊載了陳武城所寫的《京津冀外賣及快遞員調查報告》,訪談了五十名快遞及外賣車手,對車手的勞動待遇所載甚詳。紅氣球特此轉載。(來源:維權網

簡介

近年來,中國網路購物及外賣行業發展迅速,網路購物和餐飲外賣的送達速度甚至超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多數購物網站標榜自身能做到「上午下單,下午收貨」,大部分的外賣訂單從下單到送達不超過60分鐘。這成為令不少中國網民感到自豪的中國速度。

對於支撐該行業發展的上千萬快遞員和外賣員,他們的工作待遇如何他們的工作時長以及他們的自身權益是否得到保障?該行業相關企業及政府部門可以為他們做些什麼?本報告試圖回應這些問題。

2018年3月至9月,本報告執筆者在北京天津石家莊三地訪談了50餘位外賣員及快遞員。所涉及到的相關企業包括:美團、餓了麼、閃送、點我達、德邦快遞、圓通快遞、中通快遞,基本囊括了外賣及快遞行業的大部分主流公司。

調查發現:

北京天津石家莊三地大多數外賣員快遞員沒有勞動合同。當與用人單位發生經濟糾紛或者交通事故時,他們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

絕大多數配送員及快遞員進行著超長時間的勞動。他們每天平均工作超過12個小時,沒有法定節假日,每個月的平均休息時間為3天。

在筆者所訪問的50余位配送員中,他們的月收入多介於4000元至5000元之間。外賣和快遞行業都是食宿自理,這部分開支每個月在2000元左右,他們每個月的積蓄很很少。

本次訪談中所涉及公司他部沒有為配送員和快遞員支付社保金。作為替代方案,公司會要求配送員購買商業保險,商業保險由員工個人支付。

所有訪談過的配送員中,90%以上是農村戶籍。他們的收入無法負擔子女在城市中的生活開支,而且現行的教育制度下,他們的子女也無法在所工作城市的公交學校就學,所以他們的子女絕大多數是留守兒童。

各配送平台沒有對配送員進行有關交通安全的培訓,加之平台規定的送達時間緊張,配送員常有逆行和闖紅燈等違反交通規則之行為,致該行業交通事故頻發。

以上種種,根源在於政府和企業方面無視工人人權,沒有履行相應的責任。本報告結尾處同時也對政府和企業提出了若干條建議。

(一 ) 相關企業信息

美團旗下外賣員達270萬之多,其中專職外賣員約為180萬。其官網介紹:2018年9月20日,美團點評(股票代碼:3690.HK)正式在港交所掛牌上市。作為中國領先的生活服務電子商務平台,公司擁有美團、大眾點評、美團外賣、美團打車、摩拜單車等消費者熟知的App,服務涵蓋餐飲、外賣、打車、共享單車、酒店旅遊、電影、休閑娛樂等200多個品類,業務覆蓋全國2800個縣區市。2018年Q3,美團的總交易金額達145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40%。截至2018年9月30日止過去十二個月,美團年度交易用戶總數達3.8億,平台活躍商家總數達550萬。https://about.meituan.com/about.html

餓了麼隸屬於美國上市公司阿里巴巴,旗下註冊外賣員超過300萬。其官網介紹:2017年6月,餓了麼在線外賣平台覆蓋全國2000個城市,加盟餐廳130萬家,用戶量達2.6億。業績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公司員工也超過15000人。目前,餓了麼已獲融資總額達23.4億美元,投資方包括阿里巴巴、螞蟻金服、中信產業基金、華人文化產業基金和紅杉資本等世界頂級企業和投資機構,是全球矚目的獨角獸和外賣行業領軍公司。2018年4月,阿里巴巴聯合螞蟻金服對餓了麼完成全資收購,餓了麼全面匯入阿里巴巴推進的新零售戰略,為阿里生態拓展全新的本地生活服務領域。https://jobs.ele.me/#/about

閃送,其官網介紹:隸屬於北京同城必應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聚焦共享經濟,以互聯網+、大數據為依托,專註于即時專人直送,為用戶提供7×24小時,平均1分鐘響應、10分鐘上門、同城1小時速遞服務。目前,閃送已開通222個城市,彙集56.09萬閃送員,累計1.36億忠實用戶。高效、快捷、貼心的服務,為眾多用戶的生活帶去更多美好體驗。http://ishansong.com/recruit/

點我達,其官網介紹:點我達是一家「眾包模式的即時物流平台」,致力於末端即時物流服務,以眾包共享模式,為用戶提供直接從門到門的快速、準時、可信賴的物品送達服務。滿足各類型用戶在移動互聯網和本地生活消費升級趨勢下,對物流配送「快速、準時」送達的訴求。將一鍵呼叫運力服務變為現實。點我達已在即時物流行業排名前列。截止目前,點我達的業務範圍已經覆蓋全國350多個城市,平台註冊騎手超過300萬,為150多萬商家和1億多消費者提供即時配送服務。https://www.dianwoda.com/about.html#slide2

德邦快遞,其官網介紹:成立於1996年,致力成為以客戶為中心,覆蓋快遞、快運、整車、倉儲與供應鏈、跨境等多元業務的綜合性物流供應商。我們憑借堅實的網路基礎、強大的人才儲備、深刻的市場洞悉,為跨行業的客戶創造多元、靈活、高效的物流選擇,讓物流賦予企業更大的商業價值,賦予消費者更卓越的體驗。德邦快遞始終緊隨客戶需求而持續創新,堅持自營門店與事業合夥人相結合的網路拓展模式,搭建優選線路,優化運力成本,為客戶提供快速高效、便捷及時、安全可靠的服務。截至2018年12月,全國轉運中心總面積168萬餘平方米,網點10000余家,覆蓋全國96%的區縣、94%的鄉鎮,網路覆蓋率行業領先,為客戶提供標準定價、一單到底的快遞服務。目前,德邦正從國際快遞、跨境電商、國際貨代三大方向切入港澳台及國際市場,已開通港澳台地區以及美國、歐洲、日韓、東南亞、非洲等國家線路,全球員工人數超過14萬名。

2018年1月16日,德邦快遞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正式登陸A股資本市場,簡稱「德邦股份」,股票代碼603056。同年7月2日,公司品牌名稱正式由「德邦物流」更名為「德邦快遞」。

圓通,其官網介紹:圓通速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圓通速遞)創立於2000年5月,現已成為一家集新快遞物流、新科技、新零售等業務板塊以及航空貨運、國內國際協同發展的大型企業集團。2016年10月20日,圓通速遞率先在行業上市成功(600233.SH)。圓通速遞位列「中國民營企業500強」、「中國民營企業服務業100強」,先後被評為國家5A級物流企業等,獲得中國物流社會責任貢獻獎等榮譽。http://www.yto.net.cn/about/intro/enterpriseoverview.html/

中通,其官網介紹:中通快遞創建於2002年5月8日,是一家集快遞、快運、跨境、商業、雲倉、金融等業務于一體的綜合物流服務商。https://www.zto.com/companyIntroduce/companyProfile.html

(二)男女比例 

超過90%的配送員為男性,只有極少數女性。最大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這是個勞動強度很高的行業。二,這個行業的薪酬缺乏吸引力。

(三)勞動合同 

該行業大多數工人沒有勞動合同。當與用人單位發生經濟糾紛或者交通事故時,他們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十六條明文規定:勞動合同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確立勞動關係、明確雙方權利和義務的協議。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

根據與閃送平台外賣員的訪談,他們沒有勞動合同,僅有一份名為「閃送合作協議」的電子文檔,該電子檔需要每一位閃送配送員在註冊閃送前簽署。該協議規定了平台與工人只是「商業合作關係」而非雇傭關係。

該協議之附則規定:1. 甲乙雙方確認,甲方及甲方的關聯公司與乙方之間建立的是商業合作關係,雙方之間不存在用人單位與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係,不受勞動法律法規調整。雙方確認,由於不存在勞動關係,甲乙之間不存在繳納相關社會保險的義務,乙方在同甲方合作的過程中,由於患病或者工作期間負傷,乙方應自行承擔相關責任,與甲方無涉。

(四)工作時間

絕大多數配送員及快遞員進行著超長時間的勞動。他們每天平均工作超過12個小時,沒有法定節假日,每個月的平均休息時間為3天。

點我達的一位員工接受訪談稱,他一天工作13個小時。

餓了麼配送員的工作時間是9:30——22:30,一天長達13個小時。餓了麼規定,下午有2個小時的時間配送員可以選擇接單系統休息也可以繼續接單。如果被安排到值班,要到晚上24:00下班,長達14個半小時。一個月休息4天。

閃送配送員每天的工作時間由自己安排,不過配送員為了多增加收入,不少人都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多的14個小時,一個月只休息2天或3天。

美團一位配送員說到,一個月需完成28天的出勤天數。工作時間是9:00——21:00,晚上九點之後配送員可以選擇繼續接單。少數工作時間超長的配送員每晚工作到晚間12點,工作時長達15個小時。

石家莊美團眾包配送員談到,他的工作時間方面自己決定,一天上班6小時或8小時都可以,但為了多掙錢他一般是從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12點,一天的工作時間為15個小時。他一個月僅休息一天。即使是這樣超長時間的工作,他每月的收入大約只有4000元。

石家莊德邦快遞員介紹,德邦快遞員一天工作時長為12個小時,每月休息6天。

石家莊圓通快遞員介紹,圓通快遞員一天工作時長為12個小時,每月休息4天。

外賣與快遞行業公司指令工人超長工作嚴重違反了中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一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三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三十六小時。

此外,《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四條規定,人人有享有休息和閑暇的權利,包括工作時間有合理限制和定期給薪休假的權利。

(五)收入與福利

閃送: 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外賣,同時也兼有同城快遞服務,配送員即配送餐食也配送文件之類的小型貨物。每單3公里以內16元,之後每超出5公里加10元。因兼有一對一的同城快遞服務,閃送員工的配送里程相對美團等外賣公司更遠,配送員的交通工具多為燃油摩托車,燃油費由配送員自己負責。根據訪談記錄,閃送配送員月收入平均為5000元。

美團:底薪為3150元,拿底薪的前提是一個月完成28天的出勤天數,每天早上9點集合開會,晚上9點下班,且保證配送單量不少於450個,如少於此數量,則按每單7元計算,意味配送員如每月完不成450單,其收入會少於3150元。平均來說,美團配送員一單綜合下來收入為8-9元。月收入大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間,少數工作時間超長的配送員,每晚工作到晚間12點每天時長15個小時,且工齡長熟悉路線的話,有可能一個月能拿到超過10000元。淡季收入一個月4000左右。

餓了麼:一單為8.5元左右,一天13個小時,一個月休息4天,月收入5000左右。

中通快遞:一天工作13個小時,一個月休息2天,月收入4000元左右。

德邦快遞:計薪方式是底薪1350加每單提成7%,月收入5000元左右。每月休息6天,每天工作12小時。每個月另有300元就餐補助。

圓通快遞:一個月休息4天,一天12個小時,月收入4500左右。

在筆者所訪問的50余位配送員中,他們的月收入多介於4000元至5000元之間。

個人工作支出方面,需要自己購買摩托車及辦理牌照駕照,燃油摩托的燃油費均需自付。入門級摩托車價格多在3000元至5000元之間,考取駕照1800元,車牌1000元。根據訪談過的配送員統計,摩托車燃油費每月在500元左右。入職時自己去辦一個健康證,需100元。

生活支出方面,每月的最低生活支出在2000元左右,以目前行業平均4000—5000的收入水準,工人每月能存下的錢實在是很少。

《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本人和家屬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 包括食物、衣著、住房、醫療和必要的社會服務; 在遭到失業、疾病、殘廢、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喪失謀生能力時,
有權享受保障。

(六)社會保障

本次訪談中所涉及公司他部沒有為配送員和快遞員支付社保金,作為替代方案,公司會要求配送員購買商業保險,商業保險由員工個人支付。

此種行為嚴重違反了中國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七十三條規定:勞動者享受的社會保險金必須按時足額支付。

閃送:每單扣除0.3元保險費以支付員工遭遇交通事故的賠付。但是這種每單0.3元的保險費只保障訂單開始至訂單結束,訂單之間的等候時間則沒有保障。

美團:需由配送員自己買商業保險,一年扣300-400元的保險費,做滿一個月後公司返還已扣除的保費。

有無社保公積金不清楚。

餓了麼:平台系統每天開工扣2元作為保險費,如果按照餓了麼要求的每個月上滿28天,一個月保險扣費56元。

(七)留守兒童

所有訪談過的配送員中,90%以上是農村戶籍。幾乎沒有擁有城市戶籍的人士從事這一職業,這也反映了該職業不被社會大眾認可。他們中間有了孩子的,孩子大多在農村老家,多由長輩在老家照看,孩子多是留守兒童。造成此種惡果的兩大原因是:1,農村孩子無法入讀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學費高昂負擔不起。2,配送員薪水低,普遍在4000—5000元之間,無法負擔小孩及看護人在城市裡的生活所需。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第十條規定: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

中國有數千萬留守兒童,政府層面應負起最大責任解決數千萬兒童無法與父母團聚的問題。

(八)罰款 

閃送:配送延時罰5元,拒絕接單罰10元,損壞貨物按照貨物價值罰款。

中通快遞:丟件和延誤有數百元的大額罰款。

點我達配送員:配送時間從原來的1個小時縮短到半個小時,如果取餐以致或送達客戶手中超時都要罰款,超時一分鐘扣2元,對此配送員怨言很大。為了不致遲到或超時,他有時會選擇闖紅燈。

他抱怨道「我以前在建築工地上幹過,感覺在工地上都沒這麼累,在這裡要爭分奪秒,不然會被扣錢。被投訴也會罰錢,有次客戶投訴我送的湯撒了,罰了40塊」。

圓通快遞員:最多的一次罰了500元。

用人單位罰款無法可依。用人單位罰款的依據1982年4月10日公布的《企業職工獎懲條例》,已於2008年1月15日被宣布廢止。《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中並未規定、授權用人單位可以對勞動者罰款。

(九)交通事故

各配送平台沒有對配送員進行有關交通安全的培訓,加之平台規定的送達時間緊張,配送員常有逆行和闖紅燈等違反交通規則之行為,致該行業交通事故頻發。

閃送一位配送員稱,他于2017年8月間在工作期間騎摩托車摔倒,右腿觸碰摩托車排氣管至嚴重燙傷,住院8天,因沒有與閃送簽訂勞動合同,期間沒有得到工傷保障,治療期間他花費了3000多元。

因沒有勞動合同,公司推脫與配送員只是商業合作關係而非勞動關係,在配送員發生交通事故受傷或者撞傷他人時,責任全由配送員個人承擔。

(十)工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八十八條規定:各級工會依法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用人單位遵守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進行監督。

訪談中接觸的配送員和快遞員都稱不知道公司有工會。他們有的認為只有公司里白領才有工會,有的表示涉及到自身權益受損的情況他們沒想過找工會,要麼就忍氣吞聲要麼就辭職走人,請律師的話他們付不起律師費。  

(十一)對企業層面的建議

1,公司確認與配送員和快遞員的勞動關係,全員直接簽定正式勞動合同。

2,縮短工時,限定配送員及快遞員每日最多不工作時間不超過10個小時。每月最少保證有6天的休息。

3,改革計薪制,避免現階段的累進位討薪,改用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作為知名公司甚至是上市公司,制定的底薪應高於當地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

4,提供如下福利:極端氣溫補貼,餐飲補貼(貨幣補貼或實物),報銷燃油費。

5,全員繳納足額社保公積金。

6,對新進入公司的配送員和快遞員進行不少於3天的交通安全培訓。免費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如反光馬甲,頭盔護具。

7,取消罰款。

(十二)對政府層面的建議

1,制定行業法規,強制所有相關全職工人簽定勞動合同,以使工人在維護自身權益時有法可依。

2,定期督查快遞和外賣企業用工狀況,對企業違法勞動法的行為進行懲處。

3,給予在京工作一定年限的配送員及快遞員市民待遇,如廉租房政策,子女就學,醫療保障,低保等等,結束工人長期與家人分離的現狀。

4,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北京為例,2018年底的最低工資標準為2120元,而同期北京市社會平均工資為8467元。按照國際通行的最低工資應達到社會平均工資的60%,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應提升至5000元左右。

5,強制要求公司在招募後對配送員及快遞員進行交通安全培訓,以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保障配送員以及其他行人的生命安全。

2019年2月28日|獨立調查人陳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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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權打壓勞工運動 三名勞權人士被正式批捕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350.html Thu, 28 Feb 2019 03:24:47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350

  2019年1月20日,5名勞權人士:張治儒、何遠程、吳貴軍、宋佳慧和簡輝,分別被公安於深圳、廣州、長沙拘捕,但家屬和他們的律師一直未能得知被捕原因,而當中除了何遠程外,其他人都無法會見律師,家屬更一直受壓,被警告不能委託律師。直至2月26日和27 日,家屬終於收到了消息,但收到的卻是當局的正式批捕通知。

何遠程

  張治儒和何遠程,於2月26日確定因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而被檢察院正式批捕。另外,2019年2月27日,吳貴軍妻子也收到來自深圳市公安局寶安分局的通知書,指深圳市寶安區人民檢察院已批准分局以涉嫌干犯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正式逮捕吳貴軍。另外兩人,即宋佳慧和簡輝兩人,至今仍未有消息。

張治儒

  事件發生至此,明顯反映廣東省政府再一次針對勞工維權分子進行全面的打壓,以「解決提出問題的人」的方式處理工人抗爭,也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技倆。可是,即使解決了這些勞工維權人士,將他們一併關進牢獄,工人的抗爭也不會停止。事實上,自2015年針對廣東省勞權人士的打壓以來,中國的工人抗爭一直沒有停止,也有透過網絡及社交媒體,工人自行組織發起跨地抗爭的例子,如2018年的塔吊工人抗爭和貨拉拉司機抗爭等。這些例子都說明,即使勞工維權人士被打壓,有組織的工人抗爭仍會持續。

吳貴軍

  中國政府的行為,是赤裸裸對工人罷工權和組織權的打壓,也是對公民社會的踐踏。當局必須立即釋放所有在囚的勞權人士和聲援工人抗爭的人士,尊重工人權益,檢控違反勞動法的企業,以行動來保護工人不受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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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渡港逃犯去中國?勞權人士無得見律師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344.html Sun, 17 Feb 2019 05:41:54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344 繼續閱讀 引渡港逃犯去中國?勞權人士無得見律師 ]]>

付常國或被失蹤!近日,付常國的姊姊繼續往看守所匯款給他,卻被看守所退回款項,理由是監所「查無此人」。

付常國被囚之後,家屬一直不獲准看望,而委託律師亦只於去年9月見過他一面。付姊分別在2月1日、6日和15日嘗試存錢入他的囚中戶口,均被覆「查無此人」。然而,付姊卻沒有官方任何解釋。

付常國因佳士案自2018年7月被囚至今,一直拘禁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根據《新華社》就佳士事件的定性報道,指他聲援佳士工人,又勾連境外勢力,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將他刑事拘留。期間,付姊曾向看守所為他申請保釋,均不得要領,付母在他羈留期間,於1月10日與世長辭。

勞權人士無得見律師

此外,於1月21日被捕的五名勞權人士,亦被剝奪會見律師的權利。據了解,除何遠程曾面見律師一次之外,張治儒、宋佳慧、簡輝、吳貴軍等人,皆未能會見律師。

香港政府正建議修例,容許將在港「逃犯」引渡赴中國大陸地區。單計佳士事件以來,被中國政府拘禁的勞權人士,已經顯示,在沒有法治的中國,引渡「逃犯」只會成為中國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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