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氣球 Red Balloon Solidarity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 中國工人抗爭的第一手資訊 Thu, 14 Nov 2019 20:27:54 +0000 zh-TW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5.0.7 107995131 逆權運動下的香港工運人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873/ Thu, 14 Nov 2019 20:27:48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873

反送中運動持續至今,被捕人士已逾2,000人,當中不乏各行各業的工運人。作為勞工議題的關注者,他們看到這次運動進一步揭示社會制度被特權階級壟斷的情況,以及在政府、權貴打壓下,勞工階層所面對的不公。在這場運動,他們當中有專業社工、基職清潔工、工會幹事、音樂人……

陣地社工陳虹秀與許麗明

早在六月,社工的身影便現身於大大小小的抗爭場合中。他們置身在雨傘和盾牌之間,拿著揚聲器,一次又一次毫無懼色地喊道:「警察請保持冷靜!」然而,自警方的大規模濫捕開始,社工、記者專業身份已非免死金牌,陳虹秀亦於8月31日灣仔修頓遊樂場一帶被捕,並被控以暴動罪。在11月2日,陳虹秀在進行人道救援工作期間,再次在銅鑼灣希慎廣場一帶被捕,期間更懷疑遭受到警員的毆打。而許麗明亦在9月29日以襲警罪被捕。

驅使這兩位社工走到抗爭現場的,是監察現時過大的警權及保障被捕人權益。陣地社工由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一群社工成立,在抗爭初期經常走到前線。除了鏡頭所捕捉到,陣地社工嘗試在抗爭現場緩解警民對峙的緊張氣氛以外,他們即使是被捕期間,也盡力保障其他被捕人的權益,包括監察警員有無阻撓被捕人聯絡家人、律師,以及他們看醫生的權利等。

社總的黑色T Shirt背後,印有「We are social workers, Stand up for justice」一句,身在前線的陣地社工,未必能化解現場紛爭,但他們仍像其他前線醫護、記者一樣,將自己的專業知識貢獻於運動,為公義而戰。

清潔工何永隆

早前於8月5日欽洲街與長沙灣道交界被拘捕的何永隆,後來加入了清潔工工會。在案發當日,他僅身穿拖鞋,身上亦無頭盔、口罩和眼罩等示威裝備,卻因張開雙手攔截警方追捕示威者,並大喊「快啲走啦」,而被指控為阻差辦工。

何永隆的案件初次在8月7 日提堂,裁判官在當日批準其以現金1000元保釋,頒佈宵禁令。本身為夜更清潔工的他,因為被捕而失去工作,要轉為日更清潔工,生計大受影響,甚至無法繳交租金,需要靠家人和朋友的接濟。

音樂人工會理事叉雞飯

「有時在橋上看到手足設路障時,自己卻不能參與,難免會有些感觸和難受。」

音樂人工會理事「叉雞飯」對於自己被捕一事,最難過的並不是對個人生活及工作上的影響,而是控罪讓他無法再與「手足」並肩作戰。「叉雞飯」在9月尾被捕,被控以暴動罪。他形容自己為中前排的運動參與者,在金鐘一帶被捕,並被羈留近80小時。憶述被羈留的經歷,雖然沒有遭受警員施虐,但言語上的冷嘲熱諷,及對被捕人通知家人、律師請求的拖延情況,仍相當普遍。由於擔心保釋條件會被加重,叉雞飯說自己現時已不敢再參與任何街頭抗爭,包括有不反對通知書的示威活動。

對於運動的未來發展,叉雞飯坦言情況不甚樂觀,認為警方的濫捕情況亦只會更加嚴重。然而,他對比南韓等其他地方的長達數十年的民主化經驗,形容香港的運動僅是在起步階段,而國際戰線在日後必然是重中之重。雖然整體形勢並不樂觀,但他指自己被捕的事,反而刺激起身邊朋友抗爭下去的決心。他期望香港人可以更有韌性地抗爭下去,不要輕言放棄。

職工盟幹事Leo

在職工盟擔任研究工作的Leo,則在10月初的某次反修例遊行中被捕。他早在4、5月時,便以工會身份協辦和籌組有關逃犯條例的講座及團體討論。而自6月開始的多場反修例運動,他則較多以普通示威者的身份參與其中。

Leo談及他個人被羈留時的待遇,「沒有其他手足般惡劣」,但亦有遭受警方的言語和肢體上的羞辱,以及拘捕程序上的不公。如被押至旺角警署期間,他遭警員「夾道歡迎」與指罵,並被女警踢了一腳。另外,他與一眾被捕者亦被逼穿上被捕時的裝備拍照。

「這是全香港人的事,代價亦不應該集中在某個輩份或年輕人身上,我們要其同面對。」被問及被捕經歷對個人的影響,Leo說他早已有被捕和可能迎來牢獄之災的心理準備。他深信本次運動,已提升至整個香港人群體挑戰極權統治的層次,因此自己有義務,去共同承擔這場民主運動的代價。眼見現時的被捕抗爭者年齡愈來愈小,裝備質素下降,作為「香港人」這個共同體的一份子,Leo認為自己並不能置身事外。

面對警方濫權及政府的進一步打壓,Leo和很多被捕者一樣,對運動發展並不抱特別樂觀的態度,但他認為抗爭者在逆境中,反而衍生出一種「悲觀而積極的能量」,「惟是這樣,運動才可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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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記者黃雪琴被刑拘 多度揭發中國性侵狀況 曾參加反修例六月遊行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868/ Sun, 27 Oct 2019 19:39:28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868 廣州獨立記者、女權活動者黃雪琴於10月17日被廣州警方拘捕,據悉因「尋釁滋事罪」被拘,但到目前為止,仍然未知其「干犯何事」。

黃雪琴是知名的獨立記者,專注於中國女權狀況、性別平權、弱勢群體、官員貪污、企業污染等議題。去年三月,她在香港外國記者會發布《中國女記者職場性騷擾狀況調查》,揭發超過80%女性記者曾遭受不同程度的職場性騷擾。在此之前,她多度協助中國的性侵受害者揭發事端,為中國#METOO運動作了很大的貢獻。

據報道,黃雪琴曾參加香港六月九日的百萬人大遊行,並就此發表文章。她寫道:「再翻看一下微信、微博,香港昨日的抗爭,在中國大陸也被審查得清除的一干二淨。最新的消息是,《環球時報》社論把6.9遊行定性為反對派勾結西方勢力。我想再次發圖片和視頻,說明這是103萬市民自主參與,攻占立法會只是一群熱血青年,是警方暴力清場,發現微信、微博已經被禁言。

或許,在黨國強大的機器下,無知和恐懼是可以養成的,信息和新聞是可能屏蔽的,現實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親身經歷了,見證了,就不能假裝無知,不能放棄記錄,不能坐而待斃。黑暗無邊,僅剩的一絲真實和亮光,絕對不能拱手相讓。」

資料來源:南方傻瓜關注群Facebook

黃雪琴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之聲和騰訊新聞聯合出品的特別節目《聽我說》裡,講述了她對抗性騷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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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中國外賣車手工潮報告(2017-2018)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856/ Tue, 22 Oct 2019 15:20:49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856 繼續閱讀 【轉載】中國外賣車手工潮報告(2017-2018) ]]>

 

編按:近年,世界各地都興起了 #外賣車手 #零工經濟,手機一劃,就可以叫外賣,隨傳隨到。同時,世界各地都出現外賣車手的抗爭,最近在台灣也引起熱議,多宗外賣車手的工業意外,更令台灣勞動部宣布這些車手跟公司之間是僱傭關係。 職工盟(HKCTU) 最近發表報告,揭露 #中國外賣車手 也面對類似的問題,更發生了連串的抗爭事件,紅氣球獲准全文轉載。

目錄(報告全文PDF

  1. 研究緣起-前言 
  2. 研究方法與局限
  3. 產業背景
  4. 外賣車手的受僱模式
    1. 模糊的勞動關係
    2. 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
    3. 外賣車手的職業安全
  5. 工潮分析 --工潮的性質和趨勢
    1. 以站為單位的抗爭
    2. 延續性和跨地域的性質
    3. 車手組織的基礎
    4. 工潮背景:中國經濟轉型下的跨地域工潮
  6. 全國總工會的回應
  7. 結論:中國經濟轉型下,農民工面對更惡劣的零工經濟
    1. 進一步抗爭的可能:釐清勞動關係

外賣車手工潮報告(2017-2018)|香港職工會聯盟

一、研究緣起-前言

近年來,線上外賣業在中國各大城市興起,形成了數以百萬計的「外賣小哥」群體,穿插在都市人的生活。線上外賣業對城市人的生活以至傳統餐飲業造成鉅大轉變,居民一天三餐都用手機程式解決,餐廳的訂單不再限於店面的來客,生產鏈大大加長了。

較多的焦點落在各大外賣平台的市場爭奪,但撐起外賣業的車手抗爭,則較少人討論。一般的觀點認為,外賣車手屬於零工經濟個體戶,難以產生集體抗爭。然而數據卻指出,單是2017年8月-2018年7月之間,全國各地便發生47宗外賣車手發起的集體行動,在2018年5-7月之間,這種抗爭更是此起彼落,形成了一道「外賣小哥全國抗爭」的風景。本報告將簡述行業興起的背景、車手的勞動條件,並析述他們這一年來的抗爭。

二、研究方法與局限

  • 研究方法

本報告以桌面調查為主,個案的資料來源自〈中國勞工通訊〉所發表的《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本報告觀察了2017年8月-2018年7月的外賣車手抗爭,當中有47宗集體行動,地域遍布中國各大城市。

報告引用中國訊息公司、官方的統計數字、民間報告,以及香港、中國的傳媒報道,歸納在線外賣業車手的勞動處境,並作分析。

  • 研究局限

本報告的以第二手資料為主,缺乏第一手採訪得來的資料,是局限之一。基於訊息的不完整,未能記載47宗工潮的來龍去脈、過程和結果,僅能從事件的起因和訴求方面作分析。有待後來者補白。 

三、產業背景

近年,「互聯網+」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字,依附而來的「共享經濟」應運而生。以「共享經濟」之名發展的產業,滲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無論是共享單車、出行租車、網上購物送遞,以至一日三餐的外賣,都可以在彈指之間完成。

這日常生活上的改變正與中國近年的經濟轉型密不可分。中國經濟轉型於2015年初見成果,服務業佔國民生產總值 (GDP)超過50%。同年,互聯網普及率亦達致50.3%,全國使用網絡的用戶超過七億。與此同時,互聯網經濟的GDP佔比亦突破7%。在這些基礎之下,「互聯網+」的概念應運而生。於2015年,中國國務院報告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推動「移動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與現代製造業結合,促進電子商務、工業互聯網和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引導互聯網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大體而言,「互聯網+」的意思是以互聯網結合傳統產業,發揮新的優勢。

本報告集中關注互聯網經濟下的外賣車手待遇,在此簡述其產業背景。中國的在線餐飲外賣市場於2014年增長迅速,其規模由2011年的216億元,增加到2014年的860億,及至2017年,市場規模已增加至2052億元。使用在線外賣程式的用戶亦由2011年的6千萬人,增加到2017年的3億500萬人。

在線外賣業競爭激烈,主要有四大企業,亦是本報告主要觀察的對象。分別為餓了麼、美團外賣、百度外賣和滴滴外賣。美團是行業龍頭,於2013年11月啟業,其每日外賣單量於2016年達到600萬,及至2017年8月,達到1800萬,每日活躍車手人數達53.1萬,活躍用戶達2.89億。

餓了麼在2015年8月正式啟業,至今聯同其送餐代理鋒鳥號稱有300萬人的外賣車手團隊。其每日訂單量在2017年3月達到900萬份。百度外賣曾是第三大外賣平台,在2017年8月被餓了麼正式收購。

2018年4月,阿里巴巴全面收購了餓了麼,將在線外賣業納入其業務的一部分。於此,餓了麼和美團形成了「阿里巴巴-餓了麼」和「騰訊-美團」的兩大陣營。至於滴滴外賣,於2018年3月啟業,其公司的業務由「滴滴出行」延伸出來,迅速成為行業的挑戰者。 

美團和餓了麼都銳意發展「無人駕駛」送餐服務,將成為未來「外賣大戰」的新戰場,亦勢將影響現時數百萬外賣車手的勞動權利。而美團亦於2018年6月向香港交易所申請上市,並已於2018年9月正式上市。

在過去五年的發展下,中國網上外賣市場的交易額在2017年達到2096億人民幣。然而,產業的可持續性成疑。外賣平台支撐著龐大用戶數量的方式,是「燒錢」戰術。平台之間的價格競爭激烈,以補貼用戶的形式降低費用,單是2017年,美團的補貼花費便達42億元。而美團在2017年亦錄得29億虧蝕

不過,在線外賣業並非獨立營利項目,而是各大集團的互聯網項目中重要的角色。以美團為例,美團外賣的業務激活了同集團的美團程式、大眾點評、騰訊系社交程式(微信、QQ等),這些都成為了美團外賣的流量入口,即用戶在這些渠道進入外賣下單。外賣服務是兩大集團的各項業務的一部分,為集團提供了重要的消費數據。

「燒錢」戰術本來是平台搶佔市場份額和養成用戶習慣的手段,後者的目標可說已經達成,高額補貼的形式不可持續,但這種價格競爭恐怕仍會繼續,因為任何一個平台提升價格,「訂單」好快就會被搶走。在美團宣布申請香港上市後,餓了麼亦聲言在2018年度的補貼額達30億元。

外賣平台生意有的交易額節節上升,但大額補貼的經營模式,令平台的利潤其實不高。這自然導致外賣車手的薪資更加維持在低水平。在龐大的產業發展下,數以百萬計的城市工人當上了流竄街頭的外賣車手。後文將集中討論車手的勞動條件和抗爭事件。

四、外賣車手的受僱模式

  • 模糊的勞動關係

由傳統的「公司聘用員工」轉變為今日的「網上平台與個人合作」,「互聯網+」的發展也帶來模糊的勞動關係。儘管騎手穿著美團制服每天送餐12小時,他們和公司不一定有正式僱傭關係,在大陸稱為「網約工」。這種員工分為三種,分別是平台直接聘用的正式員工、受聘於外判公司的員工和稱為「眾包」的個體戶。

  1. 正式車手--平台聘用的正式員工,有清晰的勞動關係,平台須為他們繳納五險一金,但此類正式員工佔總車手人數比例極少。

  2. 外包車手--在站工作的車手尤同外判工,不過外判商不承認與車手的勞動關係,與車手的關係十分模糊,有些會簽訂所謂中介協議或者商務合作合同,只有極少部分會與車手簽訂勞動合同和繳納五險一金。

  3. 眾包車手--稱為「眾包」的車手,是「共享經濟」理論中,「社會資源自發整合」下,典型的個體戶,由個人向平台登記,成為車手。不過即使是「眾包」車手,總平台仍會將管理外判。例如餓了麼的眾包平台便外判給「點我達」

無論是外包車手還是眾包車手,其僱傭關係都十分模糊,外判商和平台都不會負起僱主的責任。當爭議出現時,車手要找出法例定義下的僱主,也有很大問題。

一名廣州美團車手於2017年10月工作時不幸遇上車禍,昏迷兩個多月。家人為他索賠時,不但美團不承認與他有勞動關係,連聘用他的外判商「上海易即達網絡有限公司」都不承認是他的僱主。易即達並無與該車手簽定合同,只有一份並不清晰的〈雇主責任保險單〉。

沒有清晰的勞動關係,導致車手的工作沒有保障,其收入只依賴每天的送單數量,以件計算工資,而單價是單由平台決定的,大約每單7元。外包和眾包車手沒有勞工法例保障,令外賣平台形形式式的超時、負評罰款制度盛行。

外賣平台與車手之間沒有正式的勞動關係,對勞工的管理卻是仔細入微。外賣平台為了確保平均送餐時間得以維持,對車手實施超時罰款的制度,一旦外賣不能在指示時間內送達,該筆單價便會被按遲到時間扣減,假如因為塞車等原因未能準時送達,那一張單甚至可能「白做」。此外,因各種原因而令遭到客人「負評」,也有機會被罰款,嚴重的更可能被罰掉一整天的工資。

「〈蜂鳥配送〉是餓了麼的外判公司,其員工總結公司的罰款政策:超時10分鐘罰款5元,20分鐘10元,依此類退;湯灑出來,罰款100;沒有戴頭盔,被公司監管人員拍到,罰款500;食物未送到,按「提前送達」,罰款1000;和客戶發生口角,罰款50。」|資料來源: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嚴苛的超時罰款政策令車手的工作更加危險。為了避免諸罰款和負評,車手在路上開車更快,逆線行車、闖紅燈的情況時有發生。

一位百度外賣車手指出,客人四個字「態度不好」便會被罰款2000元。

其實,有關車手與平台是「勞動關係」還是「勞務關係」,是爭議的焦點。中國官方亦認同問題的嚴重性。很明顯,假如車手和外賣平台存在確的勞動關係,上述嚴苛的「以罰代管」手法根本是違法的。

缺乏清晰的勞資關係,亦令外賣平台擁有對車手回報的絕對控制權。沒有勞動合約,平台可以隨意提降配送費,往往在聘得足夠人手之後,立即將單價壓下,令車手的工資極不穩定。這也時常成為車手工潮的導火線。而車手一旦「不聽話」,平台或外判商只須將車手的手機程式戶口關掉(在大陸稱為「(屏幕)拉黑」),車手與平台的關係即告終止。

2016年11月,在杭州濱江區,上百名餓了麼車手被「永久拉黑」,在賬戶中的資金都不能提取。平台方並沒有解釋原因,車手小張按政策申訴,也不得要領。據悉,他們每天工作達十二小時或以上,每周都「跑」上三百張單,算是產量高的眾包車手。

2018年8月,一名餓了麼車手被「封號200多年,至2286年才可以接單」,原因是他認為單價太低,罷送了兩天。

  • 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

美團、餓了麼和滴滴外賣是三大「互聯網+」下的外賣平台,公司之間的惡性競爭直接影響車手的勞動條件。公司之間的競爭不外乎幾大板斧,一是割價,甚至補貼用戶,作直接的價格競爭;二是向用戶承諾更短的配送時間;三是將車手的單價調低,以增加利潤。

2018年4月,滴滴外賣在江蘇無錫市開業,引發了三家外賣平台的格價戰,某程度上反映了三家平台的惡性競爭性質。

2018年4月,滴滴外賣、餓了麼、美團在無錫市「大戰」。三家平台紛紛推出用戶補貼和紅包,爭取市場佔有率。例如滴滴推出第一張單減20元優惠;下單後,還可以再獲得紅包5-8元。美團推出「零元送」推廣,還推出紅包一億元。餓了麼也有推出優惠。三家平台分別要求食肆只使用他們的服務,否則便將該食肆下架。一時之間,無錫的民眾享受到近乎免費的外賣,而食肆收到的訂單竟大增三倍。此事引發了官方的注意,認為是違反市場競爭之行為,無錫工商局在4月11日約談三大平台。最後三大平台停止了價格戰。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平台之間的競爭之激烈,甚至引致官方介入。這種惡性競爭亦會影響車手的工作條件。外賣平台給予車手的配送時限越來越短,以一位餓了麼車手的說法為例,配送時間由2016年時的60分鐘,降到後來45分鐘,到2017年時,只有30分鐘。 外賣平台之間「鬥快」,令顧客心目中預期的送達時間要求越來越高,付出代價的自然是車手。從後文可以見到,「生死時速」式的配送要求,是造成車手反抗的其中一個原因。

  • 外賣車手的職業安全

外賣平台不斷緊縮車手的送餐時間,加以罰款制度,令車手的職業安全以至道路安全都大受影響。車手為免被罰款,被迫加快進度,逆線行車、衝交通燈等事故,甚為普遍。在送餐壓力和長工時的情況下,實在難免發生意外。

數據顯示,涉及外賣車手的交通事故隨著產業興起而大大增加。單是2017年上半年,南京官方便紀錄了3,242宗涉及外賣車手,當中有3宗涉及死亡。有報道指20個車手中有3人曾遇上交通意外。

外賣平台甚至不一定會因應惡劣天氣而暫停,不少紀錄顯示,外賣車手在颱台來襲時仍須送餐。

2017年8月24日,颱風「天鴿」襲廣東,深圳市已宣布停工停市,一名車手被拍得仍在送餐

由此可見,外賣平台的勞動政策甚至影響了城市的道路安全。可惜,官方的回應卻是「頭痛醫頭」,不但沒有直接規管平台的政策,反而推出嚴苛的罰則。2018年3月,深圳市政府對外賣車手實施特定的懲罰制度。外賣車手如初犯交通規則,會被停工一周,重犯者被停工一個月,三次犯規,更會被辭掉工作;假如事故涉及傷亡,更會全體員工受罰停工。單單是3月,深圳便有1280位車手被罰停工一周。然而,以交通安全法這類公法介入車手的勞動關係,將道路安全和車手就業機會直接掛勾的手法,明顯不合於法理。

深圳政府措施主要針對車手,卻沒有用合乎比例的方法規管外賣平台。眾所周知,外賣車手不惜違反交通規例、逆線行車來送餐,是因為外賣平台給予的送餐時間太短,而送餐「不準時」的罰款太高。外賣趕不及送達本身已有罰款,隨此而來的顧客「負評」又會導致罰款,甚至令一天的單量「白做」。現在還加上政府的新規例,外賣車手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

另一方面,由於送餐的高峰時間正值午、晚餐時間,車手的飲食變得不定時,自然會影響他們的長期健康。

五、工潮分析:工潮的性質和趨勢

本報告集中分析2017年8月-2018年7月發生的外賣平台送餐車手的工潮,在這期間,報告依據中國勞工通訊的〈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的資料,錄得共47宗發生在中國各地的工潮。

47宗工潮的成因主要有:

  1. 單價太低,共28宗,工人主要爭取加薪、高溫津貼,或者阻止平台降價。

  2. 欠薪引起的集體行動佔14宗,這些行動的成功率都比較高。

  3. 其餘的抗爭有關送餐時間太短、工傷保險、罰款制度過於嚴苛等。這一年的可說是外賣車手集體行動的黃金時期,一反人們對服務業零散工難以團結起來的刻板印象。以下對這個抗爭潮略作分析。

這些工潮當中,多數是要求加薪,但也有不少觸及制度的。然而,由於權力關係極度不對等,有很多集體抗爭都未必爭取到成果,平台只需要將工人帳號「拉黑」便不了了之。

2018年5月16日,重慶過百美團車手罷工,反對美團將「自行接單」改為「強制派單制」,即平台會無視車手的意願,強行向他們派單,令他們連僅有的「零工自主權」也失去。在新制下,假如車手連續三次拒絕派下的單,會被禁止接單一天。罷工的工人諸到封禁。

  • 以站為單位的抗爭

有4宗工潮是特別「以站為單位」的,這值得加以留意。正如前述,外包車手是外賣平台主要的勞動力來源,這些車手是集中在「站」工作的。外賣平台在每城市設若干站點,站點設站長,每站聘用數十人,由第三方配送公司承包管理。每個站點負責若干公里的配送,形成外賣平台最小的「陣地」。外包公司亦負責員工的管理、發薪、與該區商戶的合作事宜等等。以美團為例,多數站點的車手為80人上下,少者約三四十人人,超過100人屬於大站。外包車手的制度其實與一般外判工人相似,反而與一般理解下的「互聯網+」下的工人不相似,這也解釋了為何多數工潮的人數都在100人以下。亦因此,外賣車手工潮之中,產生出一種「以站為單位」的模式,當中有不少是「關站」工潮。

百度外賣於2017年8月24日被餓了麼收購之後,其代理商易飛迅公司屢次「關站」,欠下車手工資逃去,引發工人集體抗議。2017年9月20日,該公司於上海代理的一個站點「關站」,欠下工人7-8月的工資,引起數十工人抗議。

同年10月27日,北京海淀區望京一個由易飛迅代理的百度外賣站點「關站」,代理商逃走,欠下工資超過30萬元。20餘位車手到百度外賣總部抗議。

2018年5月21-22日,吉林長春一個美團站點共30名車手集體抗議,向失蹤的站長討薪。30人當中,有八成人被欠薪一個月,少數人被欠薪兩至三個月。據工人的理解,站長無故消失,引起「關站捲款」的疑慮。5月22日,美團公司介入,眾車手獲發回工資。

在多宗抗議單價太低的集體行動後,工人終於在2018年6月發展出跨集團的罷工。

2018年6月5日,安徽合肥市的餓了麼和美團車手集體罷工,抗議單價下降、網約工安全問題和福利被削減。單價由每5公里12元,下降至7元。兩集團又使用強制派單制。數百車手罷工三天,最後警察介入。

延續性和跨地域的性質

發生「外賣三國大戰」的無錫,滴滴外賣的車手接連罷工,顯示了抗爭的延續性。

無錫滴滴外賣的車手分於在2018年4月26日和5月9日兩度罷工,抗議平台一再降低單價,補貼暴跌30%。在5月的罷工,更集合了數個站點的工人。

同樣在2018年4月-5月,江蘇一共有六宗類似的工潮,分別在無鍚、溧陽、徐州、蘇州、太倉等市發生。在本報告中的47宗工潮之中,發生在江蘇省的一共有11宗。從中,工人或累積了更多的抗爭經驗。

在5-7月的抗爭浪潮中,可以見到外賣車手抗爭是跨越地域的,並沒有集中在某些省份,反而是遍及廣東、廣西、湖南、重慶、江蘇、雲南、北京等地,顯示同類的僱用模式會引起相近的怒火。

工人提出的訴求或有側重點,但憤怒的來源是整體的。勞動關係模糊,三大平台對車手的待遇朝令夕改,以惡性的競爭手法「逐底競爭」,結果令外賣車手的工作越發危險、壓力爆錶,而又得不到應有回報,自然引發大量集體事件。雖然集體行動的結果並不盡如人意,但是車手的抗爭仍然不絕,顯示他們雖然自知沒有「勞動關係」,仍然覺知到必須以集體行動來爭取自己應得的一份。

  • 車手組織的基礎

外賣車手並沒有如一般看法所預期,成為沒法組織集體行動的工人,反而,在本報告調查的期間,顯示其團結的可能。當中,雖然尚未有參加過工潮的工人現身說法,但我們可以看到幾個讓車手聚合團結的基礎,即:車手傾向聚集在接單機會較高的地區、工人運用網絡、外賣車手的站點。

首先,基於外賣平台的性質,車手為了提高接單機會,會傾向在交通較佳的地方流連,因此,他們也會有自然的聚集點。而用手機接單的車手,自然已慣用QQ、微訊群組與人溝通,與所有集體事件一樣,手機是他們互通消息的工具。尤其是當平台指令下達,車手同時接到手機「通知」,更加聚合起他們的憤怒。

如前所述,外賣車手流竄於城市,不少仍歸於「站點」。外包車手於「站點」上班,他們受同一個加盟商「站長」管理,因此當「站長」捲款而逃,便會觸發「以站為單位」的抗爭。

另一方面,這些工潮的性質多為車手自發,而缺乏勞工團體的介入。一方面,由於2015年12月中國官方大肆搜捕中國勞工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在政治高壓之下,勞工團體/成員轉趨低調,影響了勞工團體介入工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工潮在全國各地滋長,亦勞工團體難以介入。在缺乏進一步串連的基礎的情形下,外賣車手的訴求維持在回應式的水平。

  • 工潮背景:中國經濟轉型下的跨地域工潮

如前所述,外賣車手的抗爭有著跨省爆發的特質,這正與這一整年來中國工人抗爭的形態相符。跟外賣車手一樣,近年服務業中的其他工人抗爭也顯現跨地域爆發的特性。2016年5月的沃爾瑪超市工人罷工便是一個先聲。他們因為超市推行「綜合工時制度」(即彈性上班制度)而爆發罷工,使用手機通訊自發組織,成功組織到全國四家沃爾碼超市的工人罷工。

對於工人而言,2018年的4-5月,並不止是「外賣小哥」在抗爭。同屬「互聯網+經濟」的代表、全國各地的「貨拉拉」工人亦相繼發起罷工。五一前夕,中國27個城市的塔吊司機(即「天秤手」)亦相繼上街爭取更佳待遇,得到廣泛的工人響應。由上述的例子以至外賣車手這年來47宗工潮來看,跨地域工潮已成為近年中國工人抗爭的新趨勢。

六、全國總工會的回應

全國總工會是中共治下唯一的合法官方工會,依據中國《工會法》,工人如要成立工會,必須依附全總轄下,否則屬非法組織。面對「互聯網+」下的「新勞動關係」,外賣車手的抗爭此起彼落,全總在這方面的工作未能對症下藥,捉錯用神。

全總《改革試點方案的總結報告》中有不少以「互聯網+」為名的工作,簡言之,即是建立網上平台招收會員,提高工會網絡組織的能力、建立微信公眾號、微博等平台以服務職工、用網絡工具聯繁工人等等。實際上,這些都是將宣傳網上的手段,在互聯網時代,這些「方向」適用於所有宣傳,問題是宣傳什麼。以成都市總工會微訊的公眾號「成都職工」中,大多數內容是關於福利和流行資訊。

僅有一篇關於維權補貼的文章,陳述職工維權可以得到的補貼和保障。然而只有成都市工會會員和成都市登記注冊的用人單位職工才可以申請。對於勞動關係模糊的「互聯網+」職工而言,口惠而實不至。此帖文的文末更警告如果工人「採用哭、鬧、堵門等過激行為去維權,製造了不和諧因素,還可能因為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由維權者變成了違法人」,充分發揮全總的維穩角色。可見以「互聯網+」為名的工作其實只是一般的網絡工作,各級工會只是拿上級指示中的關鍵字做文章。

而且,這些工具性的發展並未觸及外賣車手真正面對的問題。正如前述,外賣車手抗爭的數字大大增加,然而,到目前為此,未有全總或其轄下的工會介入工潮的紀錄。大多數工潮的描述都是車手自發的。深圳政府不合理地介入車手的勞動關係(見前文職業安全及健康部分),全總亦沒有任何評論。

上海普陀區網約送餐行業工會聯合會於2018年1月成立,成立時有400餘名車手加入。這工會是中國唯一的外賣車手的工會,其工作當然有待觀察。然而觀其報道,主要的工作仍然在福利層面,例如「高溫慰問、1元搶購西瓜騎手專享福利活動、線上直播交通文明專題講座、開設戶外職工驛站等一系列福利」等等。而向車手送上的倡議書,以《交通安全我遵守.食品安全我監督》為題,與中國官方的宣傳口徑一致。

其實,車手與平台的勞動關係是最基本和核心的課題。然而,全總並未就這個關鍵問題發表意見。工人在罷工時沒有找工會介入,也就不難理解。其實,「工會無用」早就是工潮工人之間的共識,近年大大小小的工潮,得到勝利的,都不是因為全總,全總能入介的,往往「和諧」告終。正如一些評論指出的,全總各級工會不以工人代表自居,在工潮發生時,往往毫無角色,最多只是充當勞資雙方的「中間人」,連協調工作也做不好

結論:中國經濟轉型下,農民工面對更惡劣的零工經濟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服務業早於2013年已成為中國經濟的第一大產業。截至止2016年,服務業佔全國生產總值達51.6%,比製造業高出11.8%。在這個背景下,工人的怒火也從廠房的鬥爭轉移到新興的「互聯網+」服務業模式上去。在這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農民工面對的是就業更零散化、更不穩定,形成了龐大的「不穩定無產者(Precariat)」。

根據〈美團點評〉發表的《2018年外賣騎手群體研究報告》,75%的美團車手來自農村、68%車手離開家鄉去打工。31%的美團車手來自「去產能產業工人」,即自製造業轉行。數據又顯示,42%車手是同鄉互相介紹而來,以「老鄉帶老鄉」的方式運作。這正顯示農民工的大潮由入廠工作,轉向這新興服務業,而傳統農民工之間的鄉里連帶,在新型的零散服務業仍然發生作用。

以往,進城打工的農民工首先面對的是戶籍制度造成的不均,然後是僱主欠供五險一金的問題,及至製造業式微下的關廠潮。今日,他們面對的情景更為嚴峻--僱主甚至連遣散、為社會保險供款的法定責任也沒有。而外賣車手的工作卻是在馬路上爭分奪秒的高危工作。

以「共享經濟」為名的「互聯網+」外賣業發展,完全違背了「共享經濟」的原意,只是製造了一群「不穩定無產者」。三大平台使用的外包制度,其實與傳統外判機制無異,連生產工具如電單車都是由代理商提供,只是用了新經濟模式的用詞來迴避應有的勞動關係。即使眾包車手的機制,看起來是車手「自主」與平台的合作,實際上,平台的規矩極多,連派單也是強制派發,「共享經濟」理念中的「分散決定」的元素也沒有,仍然顯得兩者是實質的勞動關係。由此可見,所謂「新勞動關係」其實一點不新,只是僱主逃避法律下勞動關係而已。

三大外賣平台都曾表示未來將研發「無人駕駛」的技術發展,美團便公布他們正探索機器人補充送餐技術,更在無人車、無人機等範疇申請超過60項技術專利。工人在經歷了工業廠房的「機器換人」之後,可能很快便要經歷新一輪的「機器換人」了。

本報告歸納了一年內47宗外賣車手的集體行動,勾勒出當中的特性和趨勢。可以想見,在「互聯網+」經濟的發展下,勞動關係越趨模糊,勞資矛盾只會有增無減。而正正是這種「新勞動關係」令外賣車手的保障全無,將外賣平台的用工成本大大降低,才令線上外賣業的出現驚人的高速發展。在平台與車手勞動關係不清,而仍在延續實際上無以為繼的高額補貼營運模式,現時超過2000億的「外賣生意額」只是一個虛數。

「外賣小哥」的情況在民眾間得到的同情不少,相比工廠工人,他們與大眾的關係更緊密,民眾在日常生活也會遇上他們,每次點餐時都要下評分。在網絡上,關於「外賣小哥」的勞動情形之討論所在多有,甚至主流傳媒也爭相報道,這是車手抗爭的社會基礎之一。

  • 進一步抗爭的可能:釐清勞動關係

外賣車手的抗爭顯示零工經濟下的工人仍有團結的可能,但在權力關係懸殊、缺乏清晰勞動關係之下,工人的抗爭沒有勞動法規作依據,令抗爭很快陷入樽頸。對此,中國官方仍是嘆慢板。對於「互聯網經濟」,有來自國務院的指示;對於外賣業發展,官方曾發表《外賣配送服務規範》,下達了關於外賣服務人員的要求;甚至對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也有所介入。深圳市政府更推出規訓外賣車手的政策,明令車手三次犯交通規例便要辭掉。可惜,官方仍未就車手與平台之間的勞動關係作明確的表態,工人朝不保夕,唯有訴諸集體行動。

對外賣車手的勞動剝削,有很大程度上是來自平台與車手之間缺乏明確的勞動關係。然而,本報告所紀錄的工潮顯示,雖然車手對平台制度充滿怒火,但主要訴求仍然在提升單價分成、合理配送時間等,並未觸及車手與平台的勞動關係。2017年6月,一名閃送平台「北京同城必應科技有限公司」的李姓車手入稟海淀法院,向法院申請確認其與平台的勞動關係,法官最後裁定車手得直,開啟了外賣車手抗爭的另一個可能性。

李姓車手是為北京同城工作的快遞員,送件時遇上交通意外,公司聲稱平台與車手的關係屬「合作關係」,平台只是提供信息,而車手是自主工作,故此否認雙方有勞動關係。不過,海淀法院認為,眾包車手須倚賴公司提供的資訊接單,工作時須佩戴「北京同城」的牌子,並依照公司訂定的規距工作,並非「自主」,反而與僱員無異,應享有工傷保險。這裁決是中國首次處理平台與眾包員工的勞動關係,確認了「互聯網+」下的工人權利,值得外賣車手借鏡。

本報告的參考資料請見於:報告全文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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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勞團:印尼民主正處於危機之中!民眾運動要團結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851/ Sat, 19 Oct 2019 17:39:4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851 繼續閱讀 印尼勞團:印尼民主正處於危機之中!民眾運動要團結 ]]> (本文發表於2019年9月26日,是印尼勞工團體、政黨就著9月底起發生的學生示威浪潮而寫的,紅氣球簡譯此文,讓讀者一窺其分析。本網接下來會就此事作跟進報道或譯報。原文連結

近日,青年、學生和工人大眾在印尼多個地區發起了多次行動。他們帶出了多項訴求,當中包括多個方面,例如刑事條例、採礦業的問題、土地、勞工問題等。

民眾也爭取政府取消新近通過的印尼防貪腐委員會(KPK)條例,以及有關水資源的條例。另一方面,民眾要求國會通過防止性暴力法案(PKS)和家務工保障政策。同時,要求取消國會選出的防貪腐委員會新主席、禁止軍方和警察成為文官、停止對巴布亞及其他地區的軍事行動、立即釋放巴布亞政治犯、停止檢控示威者。

運動訴求也包括停止企業在加里曼丹和蘇門塔臘焚燒樹林,並要度政府檢控違規企業、廢其牌照。民眾訴求亦關注人權受侵的情況,要求檢控居高位的人權侵犯者,以及讓受害人恢復權利。

印尼政府對於民眾訴求的回應,是極少的讓步和暴力鎮壓。政府暫緩了五條爭議法案,即是刑事條例草案、土地草案、監獄草案、礦業草案和勞基法草案,作為有限的讓步。政府表示這五條草案將不會在2014-2019年度的國會任期中通過。

草案暫緩可以理解為運動中青年和工人行動的「小勝」。然而,這有限的讓步絕不能令我們滿足。政府之所以回應部分訴求,是基於他們希望降低青年和工人行動的激進程度,以免運動進一步擴大,而不是政府真正回應民主和社會公義。

我們清楚知道,政府回應的僅只是青年和工人運動訴求當中的小部分,多數的訴求並未實現。政府堅持不會廢除國會剛剛通過的防貪腐條例委員會(KPK)條例的修訂。更不用說政府未曾回應其他訴求。

反之,我們見證了國家以暴對回應青年和工人的行動,在多個省份都有傷者。Faisal Amir,一位AI Azhar大學學生於9月24日參加了雅加達的行動,被發現因顱骨骨折,腦出血和肩部骨折而癱瘓。

直至這篇聲明發表之前,Faisal仍在兩次手術之後休養中。在肯達里(Kendari),Randi,一名Halo Oleo 大學學生,在東南蘇拉威西省議會大樓外示威行動中身亡。據悉,他是被射殺的。

眾所周知,我國政府貪腐不堪,對人民死活毫不關顧。這是因為我國,特別是國會,遭到寡頭政治精英控制。所謂寡頭政治精英,就是官商勾結。寡頭政治精英令我國成為一個為商人服務的貪腐委員會。

要令我國由貪腐中解放出來,為人民福祉而服務,首要之事便是取代權貴統治。這自是不易,因為國家亦早已布下障礙,防止工人民眾由權貴手上重奪民主。

其中一個障礙自是受人忽視、不民主的選舉制度。選舉規例令新政黨無可能參加選舉,而保障了現有政治精英才可以「入閘」參興。民眾政黨難以組成正是因為受到選舉條例牽制,最終令國會由貪腐之人壟斷。

我們的立場:

  1. 支持崛起中的青年、工人運動。繼續反抗多條壓制公民權利和民眾社會文化經濟權利的草案;廢除防貪腐委員會條例的傷訂;以及通過反性暴力法案和家務工保障法案。
  2. 譴責保安當局暴力鎮壓和平示威的青年和工人,包括在Wamena、巴布亞發生、引致大量傷亡的鎮壓。
  3. 要求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成立獨立調查隊,調查所有潛在的人權侵犯事件,向政府及警方問責。
  4. 釋放所有被捕示威者。釋放Surya Ginting和巴布亞被捕的示威者。停止檢控所有行動者,包括Veronica Koeman。
  5. 呼籲所有青年人和工人爭取政制改革,只有改變不民主的選舉制度,我們才能將民眾的訴求帶到國家層面和趕走既有的寡頭政治精英。
  6. 呼籲所有青年人和工人、期望改變的人民團結,爭取一個更民主和平等的印尼。
  7. 呼籲大眾支持青年人和工人的行動,只有全民參與才能解決現在印尼面對的問題。大眾可以廣發聲明、提供物流支援、邀請家人、同事、鄰居參與青年和工人發起的行動。每一個小行動都充滿意義,令印尼走向民主和平等。
  8. 深切慰問示威者、受傷者,和在國家暴力鎖壓中死去的人們。

雅加達,2019年9月26日|原文連結

發起團體:

KPR (the Unity of People’s Struggle)|PRP (Working People’s Party)|KPO-PRP (Political Congress of Workers’ Organizations)

參考資料

  1. “Second student dies after Indonesian protesters clash with police,” 27 September 2019,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second-student-dies-after-indonesian-protesters-clash-with-police
  2. Associated Press, “Indonesian students clash with police in protests over new law,” The Guardian 30 September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sep/30/indonesian-students-resume-anti-corruption-protests
  3. Editorial, “Police’s reputation at risk,” The Jakarta Post, 3 October 2019,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academia/2019/10/03/polices-reputation-at-risk.html
  4. FebrianaFirdaus, “What’s driving the latest protests in Indonesia?”  Al-Jazeera 1 October 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9/09/driving-latest-protests-indonesia-190926090413270.html
  5. GhinaGhaliya and Gisela Swaragita, “’We refuse to return to New Order’: Students protest against controversial bills”, The Jakarta Post 23 September 2019,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19/09/23/we-refuse-to-return-to-new-order-students-protest-against-controversial-bills.html?
  6. Kate Lamb, “Thousands protest against new criminal code in Indonesia”, The Guardian 24 September 2019,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sep/24/thousands-protest-against-new-criminal-code-across-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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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運動:全球反「赤納粹」(Chinazi)運動是對疆藏議題的消費嗎?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836/ Wed, 16 Oct 2019 08:45:06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836 繼續閱讀 反送中運動:全球反「赤納粹」(Chinazi)運動是對疆藏議題的消費嗎? ]]> 反送中送運至今已持續四個月,訴求從一開始的撤回條例修訂,發展到要求全面性制度改革的「五大訴求」。運動的文宣方向,亦從本地開拓到國際。在「國際戰線」當中,「赤納粹」(Chinazi)受到外媒廣泛報導。到底「赤納粹」如何在短短數月間成為運動最重要的象徵之一?香港示威者又如何透過「赤納粹」,與西藏、新疆建立聯繫,喚起國際關注?

香港與疆藏處境相似 同面對極權壓逼

(圖片: HKFP)

在七月一日的立法會事件中,有示威者於立法會大樓的牆身上,留下了「China will pay for its crimes against Uighur Muslims」的塗鴉,這是頭一次疆藏族群的身影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出現。示威者並非僅是表達對疆藏族群的同情,而是明確地控訴中國政府,告訴國際社會:香港正面臨如疆藏般相同的處境,受全面打壓。這也揭示了反送中運動已從一場本地的修例風波,上升為香港抗爭者向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控訴。

疆藏議題的引申 「赤納粹」與反送中運動

「赤納粹」一詞隨之被廣泛引用。該詞源自流亡作家余杰的著作《流亡中國》。隨著修例風波愈演愈烈,香港人逐漸發現香港正面臨如同疆藏般的全面打壓,如政府擬引用信用評級系統、透過智能燈柱監控人民、警方濫捕異見人士及濫用私刑等。同時,香港抗爭者亦明白到單憑本地力量,難而撼動龐大的國家機器,而特區政府事實上也是全面聽命於中央政府,因此抗爭者轉而將矛頭直指權力核心,運用國際力量制裁獨裁的中國政府。

(圖片: facebook @Tenzing Jigme)

「929全港反極權大遊行」於該形勢下衍生,除香港外,全球各地有24國的65城市響應行動。遊行以「對準政權 抗共求存」為題。遊行當日,市民手執將中國國旗上的星排列成納粹標誌的「赤納粹旗」,而有團體持西藏的雪山獅子旗遊行。

透過揭露疆藏的慘況,香港抗爭者明確地告訴國際社會,如果反送中運動失敗,香港將淪為「新疆2.0」。民間記者會的發言人以「昨日新疆西藏,今日香港台灣,明日自由世界」來描述香港的境況,指出香港為自由世界的「橋頭堡」,正在自由世界的前沿對抗極權。如果香港失守,其他自由世界的國家將同樣會同樣同到威脅,從而呼籲其他國家與香港站在同一陣線,強化反送中運動的「國際戰線」。

「赤納粹」是一種對疆藏議題的消費嗎?

雖然以「赤納粹」形容中共政權對族群壓逼的暴行讓舉世矚目,但香港示威者將反送中運動與「赤納粹」扣連的做法,亦非毫無爭議。疆藏受壓的問題持續已久,卻在反送中運動前從未在香港出現大規模的聲援運動。香港示威者在反送中運動中提及「新疆集中營」,未必全然是出自對疆藏族群的關心,有可能是希望在國際社會引起更大的迴響。而亦有人指「赤納粹」一字有可能會觸及到西方國家,尤其是德國的歷史傷痕,惹起外媒反感,帶來反效果。但毋庸置疑,香港人的聲援行動,的確為疆藏議題帶來了新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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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晗涉嫌尋釁滋事罪起訴不成立 被拘留38天後獲釋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818/ Tue, 08 Oct 2019 21:30:0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818 繼續閱讀 孟晗涉嫌尋釁滋事罪起訴不成立 被拘留38天後獲釋 ]]> 廣東勞權人士孟晗在8月30日下午被南沙檢察院的相關人士帶走,並遭刑事拘留38天後,在10月7日獲釋。

在他無理被捕後,住所的水電供應被切斷,家人因而遭逼遷。孟晗獲釋是因為他涉嫌尋釁滋事罪的起訴不成立,他被拘留期間正值中國大陸70周年國慶,當局對孟的拘留似乎是擔心他在國慶當日會有所行動。

曾兩度入獄 自保安維權行動起走上維權路

在本次被捕前,孟晗曾兩度入獄。孟晗本來是廣州中醫藥大學的保安員。在2013年,他參與了保安員的維權行動,並成為首席談判員,代表其他保安員向院方爭取福利,最後遭到解僱和9個月的判刑。

9個月的牢獄之災,並沒有打垮孟晗為工人爭取應有權利的決心。孟晗在其後加入了勞工NGO,成為全職的維權人士,自此走上了維權路。在2015的番禺利得鞋廠工潮中,孟晗成功為工人爭取社保、住房公積金欠款和遷廠賠償,卻換來21個月的判刑。他本人亦自此被政府視為眼中釘,受持續打壓。他在出獄後發表《獄中札記》,講述自身的維權經歷及心路歷程。

佳士工運後加強打壓力道度 多名勞權人士相繼被捕

危志立(左)和柯成兵(右)

就像其他維權人士一樣,孟晗獲釋後仍受到警方的緊密監控。除孟晗外,本年也有不少其他維權人士相繼被捕,包括長沙富能的三名工作人員程淵、劉大志和吳葛健已被長沙市國家安全局關押近兩個月。他們在7月22日被拘留,並在8月26日被起訴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

而因協助塵肺病工人而被捕的危志立、其同事柯成兵和楊鄭君,也在今年的1月和2月被捕,在8月5日被控以尋釁滋事罪。自去年佳士工運後,國內政府機關對勞權人士的打壓力度明顯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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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社工」國慶日停運 中國NGO生存空間進一步收窄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802/ Fri, 04 Oct 2019 04:00:5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802 繼續閱讀 「木棉社工」國慶日停運 中國NGO生存空間進一步收窄 ]]>

廣東勞權組織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創辦人童菲菲,於5月中時被無理拘捕,引起中港兩地社福界人士的高度關注。而在本周二(10月1日),「木棉社工」更對外宣佈停止運作。事件揭示了現時中國內地民間組織生存空間的進一步收窄。


(圖片: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官方微博)

「木棉社工」創辦人童菲菲無理被捕

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工作成立於2013年4月,是一間省級社會工作機構,在中國各地都有開展社會發展工作,主要服務議題為外來工和性別平權。在外來工方面,機構曾開辦「外來工睦鄰社區建設項目」,透過一系列的社區活動,協助外來工和其子女融入社區,建立互助網絡。而機構亦透過工作坊、互助小組的渠道,向大眾宣揚平權意識,營造有利婦女發展的良好環境。機構的創辦人童菲菲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生,主力從事農民工維權和性別議題工作,她在5月22日晚上7時失蹤,與親友失去聯繫。


(圖片:广东木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公眾微信號)

機構國慶日宣布停運 抗議政府持續打壓民間組織

事隔4個月,「木棉社工」昨日突然於微信公眾號發布機構已「啟動注銷流程」及將停止更消息,並附上告別信,寫道:「我們選安靜的離開,所有的情緒,都將化作養分滲進土裡」,並寄語「那些熱烈的花朵,會再次明亮城市的天空。」雖然信中並無直接信中並無提及機構停運的原因,但字裏行間的傷感,透露出負責人對國內民間組織持續被打壓的無奈。「木棉社工」的停運,相信是國內外來工及婦女運動的一大損失。有勞權人士則將組織選擇於國慶日公布消息的做法,解讀成一種抗議。

拘多名勞權分子 進一步加強打壓力度

事實上,童菲菲已非首名「被失蹤」的勞權人士。自去年的深圳佳士工運起,多名民間勞工維權組織的相關人士,包括研究勞工問題的社會學博士梁自存、北京希望社區創辦人李大君及清湖社區學堂創始人李長江等,亦相繼被捕。「木棉社工」已算是國內較溫和的勞權組織,不但和不少官方社福機構,如廣州市青少年基金會、深圳市婦女兒童發展基金會等有合作,亦在2015年政府對民間組織的大規模掃蕩中「存活」下來。本次事件無疑反映了政府更進一步扼殺民間組織的生存空間,再加上2017年實行的「境外NGO法」,中國國內的公民社會,似乎正逐步被全面蠶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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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一人被捕 被禁見律師 全家被逼遷 孟父:還有4年租約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780/ Fri, 20 Sep 2019 09:01:4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780 廣東勞權人士孟晗於8月30日再度被警方拘捕,隨即,他的家人也遭到騷擾。據悉,十名「工作人員」於9月10日前往孟晗住所,要求其父母三日之內搬走。孟的家人不從,指租約還有四年多才完,要求他們搬走於法無據。雖然「工作人員」要求他們「三日之內」搬走,但該單位在當天己被截水停電。

孟晗被關押至今,已經第22日。據悉,孟晗至今仍未被批准會見律師。

延申閱讀:孟晗的獄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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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晗再被關押 七警上門拘捕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770/ Sat, 31 Aug 2019 08:57:07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770 繼續閱讀 孟晗再被關押 七警上門拘捕 ]]> 8月30日,廣東勞權人士孟晗再度被警方拘捕。消息指,他被數名便服及軍裝人員押回家中,「抄家」逾一小時,再被帶返派出所。暫時未知被捕的罪名和原因。

孟曾因協助集體工人維權,被控「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而獲刑21個月。2017年9月,他出獄後又因為出被獄中扎記而被一度拘押。

孟晗原本是工人出身,早年於宜昌長江航務管理局工作。下崗後於2010年進入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擔任當保安員。2013年,孟晗曾參與廣中醫醫院保安員的維權行動,並當選為首席談判代表向院方爭取福利。及後卻因此而被解僱和判刑9個月。在當年的自辯書中,孟晗堅稱︰「我有幸被選為工人代表和首席工人談判代表。從那時起,我知道我身上的責任,我只能緊緊地和工人們團結一起,共同去面對困難。」

從自身的經歷中,孟晗意識到國內工人被剝削侵權時,往往求助無門,需自發組織抗爭。因此獲釋後,孟晗繼續走在工人維權的最前線,並加入「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協助其他工人爭取勞工權益。在2014年至2015年期間的番禺利得鞋廠工潮中,孟晗曾組織工人選舉工人代表、提供工會教育和籌募罷工基金,藉以提昇工人的議價能力。並成功協助工人爭取高溫津貼,社保、住房公積金欠款以及遷廠賠償等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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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製造不再吃香 三星生產重心逐步移向東南亞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762/ Thu, 22 Aug 2019 08:36:01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762 繼續閱讀 當中國製造不再吃香 三星生產重心逐步移向東南亞 ]]> 近年來,三星手機在中國所佔據的市場份額一直萎縮,由數年前佔有達百分之二十,大幅下降至2018年第四季不到一個百分點。而中國大陸的手機市場,全面由國內的四大牌子:華為、OPPO、VIVO、小米佔有壟斷性的比例。除了銷售份額下跌之外,印度等新興手機市場則以硬性條件,規定外資手機在其國內設廠,方可免徵高額關稅,成為另一項因素,促使三星將其廠房遷往成本更低的印度等地。

在2013年,三星在中國的員工數目超過三萬五千名,但在2019年,在最後的惠州廠房,三星的員工數目僅餘5000人。相比之下,三星公司將手機生產投資集中在印度和越南之中,員工規模達數以十萬計之譜。在年前,三星在印度諾伊達興建了全球最大的行動裝置廠房,在今年5月份,三星宣佈會在印度再行投資3.6億美元,以興建多兩個廠房,不單為三星本身,還為其他廠商提供零件;而三星目前在越南各地共設8個廠房。三星在兩國廠房的手機出貨量可達到上億部的規模。

反觀三星在中國的業務,在2018年4月,三星先是關閉旗下三星深圳電子通信公司,為數320名員工被遣散;然後短短半年,在2018年年底,三星再將其位處於天津的廠房關閉,天津廠房每年生產達到3600萬部。而到了今年,三星停止了在其最後的惠州廠房的招聘工作,並在六月初進行非自願裁員;在七月則張貼了其他企業的招聘宣傳告示,此舉與前述三星天津工廠宣布停產的做法相似,被視為該惠州工廠宣布停產的先兆。

外資撤離中國,工廠停產,引起勞權行動的可能性亦隨之而增加,工人面對失業和轉職的不確定性,成為撤離中國趨勢中最受直接衝擊的一群。和三星撤出中國的例子相類似,SONY在2016年11宣布出售位於廣州市的工廠予另一家中資企業,不再經營相關業務,引起廣州廠房四千名職工抗議。雖然SONY和接手企業簽訂協議接收該批員工,單從表面看來,只是投資方轉變『換老闆』,但實際上企業併購重組後,僱傭合約上工齡的年期按原有日期抑或重組後計算,關乎員工相關的賠償標準。同時,出於人工成本、便於控制等因素,年資較長的舊員工面對在易手後被率先裁員的風險相對較高。

與此同時,縱然人們往往因為中國經濟數字上的表現,以及中國企業在市場上日益增加的份額而轉移視線。可是這種樂觀想法,忽略了外資撤出中國不單是個別企業的選擇,而是會涉及周邊產業的需求亦隨之而減少,受影響的可能是整個產業鏈。放觀近月中國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都處於低於50的萎縮區域,隨着更多工人面臨失業或轉職的衝擊,類似前述爭取權益的爭議恐怕將會日漸嚴重。

即使中國企業在市場份額日益增加,以及中國企業獨有配合國家需要的習性,中國本國企業的擴張也未必合乎人們所預期,填補到外資撤出所造成的空間。中國企業同樣需要考慮外資所考慮的因素,包括中國製造業成本較東南亞或南亞國家為高,不單關乎人工成本,也包括能源成本、稅務成本、生產率等因素;以及本身希望開拓東南亞和印度的手機市場,因此接受當地政府就進入其市場所設下的條件。

三星曾經作為大舉投資中國的一間標誌性企業,其撤離中國,改往東南亞和印度投資的舉動,故之然為輿論所注視。而工人作為直接受衝擊的一群,無論是飯碗不保、抑或是原有勞工權益被更改,在逆來順受以外的選擇,必定是為自己權益據理力爭。然而,在整體經濟面臨下行的風險下,在中國數以億計的勞動人口面前的危機,可能遠比想像中嚴峻。整個世代以來,中國勞工密集式的製造業發展路向步入停滯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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