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氣球 Red Balloon Solidarity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 中國工人抗爭的第一手資訊 Wed, 05 Jun 2019 11:31:22 +0000 zh-TW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5.0.4 107995131 清剿中港反抗力量,就《逃犯條例》訪問民間活躍份子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83/ Wed, 05 Jun 2019 10:46:1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83 繼續閱讀 清剿中港反抗力量,就《逃犯條例》訪問民間活躍份子 ]]> 政府在短時間內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有如山雨欲來,企圖藉香港和中國大陸建立單次移交疑犯協議,使港人因所謂控罪而被移交,隨時面對大陸缺乏透明度和公平審訊的威脅。

社會各界紛紛表示擔心因往來大陸工作和生活而被針對。除了商界、傳媒、專業人士的處境,民間團體的情況亦備受關注。一直以來,由於中國政府對民間運動的打壓,香港一直發揮了重要的支援作用,而《逃犯條例》出現正正打破邊界和不同司法轄區的保護,讓民間團體的工作人員受到很大威脅。日前,我們相約了一位支援內地公民社會的組織成員,講講《逃犯條例》一旦通過後對社會的影響,以及對中港兩地公民社會發展的憂慮。

『這條例通過的機會好大,』化名的阿A在一個中國倡議權益的民間組織工作了若干年,評估了條例通過的機會。『這幾年來,其實往來兩邊工作的過程,已經好感受到上面的控制越來越嚴緊。今次逃犯條例只是進一步將控制延伸到香港,從香港這個源頭開始斷絕對國內民間團體的支援。』阿A認為,或許坊間普遍聚焦大陸政府貪腐風氣嚴重,可能是利用此條例以要脅港商斂財,但同時有進一步控制的效果,藉此來加強政治的穩定性,因此政治上的影響不容忽視。而一旦『逃犯條例』成功針對民間團體,移交了第一宗個案,整個中港之間的民間支援工作便獨力難支。

即使短期內沒有『第一單』個案,阿A也表示影響可能已經出現。『畢竟我們負責好多訊息發佈,好多網絡支援的過程,當中都係由香港的民間團體負責處理。一旦香港的團體同事,有可能因為涉及不知甚麼罪名,隨時可能被囚禁,經已是一個威脅。』這把『無形的刀』掛在頭上,使得民間團體同事的人身安全不受保障。『以往有部份民間組織的同事,曾經被大陸的部門短暫關押,但往往一兩天後便會釋放,又或被直接遞解回港;但如今有機會面對長達以年計的囚禁,大陸政府會否藉威脅同工的人身安全,要求民間團體和盤托出所有資料,藉此清剿中國大陸的民間運動?』

同時,阿A也整合民間團體受影響的不同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現時進行中,針對大陸境內民間運動的打擊;然後盡可能地將身處中國的境外民間團體趕走;而『逃犯條例』則是進入第二階段,因為『逃犯條例』不設追溯期限,因此身處香港的民間團體將無法運作,以至過往的工作都會被翻舊帳』阿A認為,無論是間接威脅抑或直接移交,都使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民間連結成為他日『政治犯輸送帶』的證據。『最後的階段,是外國的公民社會因為香港的高風險環境,以及香港失去民間運動進行訊息發佈、資訊交流等角色,而無奈地撤出香港。』這將進一步封鎖外界對中國民間運動的支援。

阿A進一步表示,中國政府這次舉動,無非是鞏固統治,大陸民間團體所面對的處境將會更為嚴峻;而在人身安全、組織前路都受威脅的情況下,種種工作都將難以開展,香港作為民間運動推進點的角色,恐怕也無法維持,步入被「陰乾」的寒冬。然而,阿A亦覺得,不論在經濟抑或社會運作,香港的中轉和窗口作用仍然存在,如今中國政府想必是面對內部更大的壓力,逼使中國政府為防備丟失政權的風險,也情願放棄香港一直以來的長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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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團結學生,成八九民運後期的中堅力量——訪問首都工自聯法律顧問李進進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79/ Sun, 02 Jun 2019 15:00:38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79 繼續閱讀 工人團結學生,成八九民運後期的中堅力量——訪問首都工自聯法律顧問李進進 ]]> 轉載職工盟

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我們在民主運動中必須要體現中堅力量

《工人宣言》(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工人團結學生,成立首都工自聯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淩晨,中國的第一個自治工會宣佈在北京成立。李鵬等人同日深夜召開了北京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北京戒嚴。正當八九民主運動步入風雨飄搖之際,天安門廣場內終於豎立起一面屬於工人的旗幟—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標誌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正式肩負起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

在首都工自聯的核心成員中,除了工人代表之外,還有多名學生領袖,充分體現了「工學團結」的精神。時任首都工自聯法律顧問的李進進,八九年正是一名北大憲法博士研究生。當收到本刊的訪問邀請時,李進進爽快地摘下八字回覆︰「紀念六四,義不容辭」。當三十年的光景正不斷地磨滅著不少人對守護六四記憶的堅持時,這八字回覆,盡顯李進進對爭取民主的初心未泯。「在首都工自聯未正式成立之前,工人已積極地組織起來參與民運,並提出了許多有關勞工權益以及成立工人組織的訴求。可惜由於未取得學生的支持或某種的認可,工人組織遲遲未能建立起來」。但工人不但沒有因此而自我邊緣化,更主動地接觸學生擴大運動的團結面。「五月十九日凌晨,我在廣場內的北大帳蓬內與幾名朋友聊天。正當我與作家鄭義先生和幾位同學聊起邀請工人參與學運這課題時,湊巧有兩位工人代表走進來,說人民大會堂東面廣場有幾百名工人正在聚集,醞釀籌組工會,希望得到學生的支持。我自告奮勇地跟他們去了,並代表學生組織表達對工人們的支持。」

「我記得那兩位走進北大帳篷的工人代表是白東平和岳武。向工友發表完講話後,我隨即返回北大的帳篷起草了份《首都工人宣言》,並得到工人群眾的一致通過。通過《宣言》後,我建議成立一個籌委會。由於我是學生,就自願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一職。」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的凌晨三四時許,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自主工人組織—首都工自聯—就在工學團結的背景下成立。

我們向全國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

《首都工人宣言》(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

工人當家作主︰啟發全國工人組織起來

工人群眾參與八九民運,並非始於首都工自聯的成立。早於四月二十七日的高校生大遊行,已有大批北京市民和工人群眾上街表達對學生的支持。而五月十七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更有不少工作單位組織了工人加入遊行行列,「工人來了」、「工人愛學生」、「XX廠工人聲援學生」的橫幅在整個北京街上飄揚,工人旗幟鮮明地投入運動。同時,不少工人和北京市民亦自發組織糾察隊,在天安門廣場一帶守護絕食學生。李進進強調:「首都工自聯的成立,標誌著學生運動已發展成為全民運動,而工人亦應當領導這場運動。同時首都工自聯亦帶起了牽頭的作用,號召全國工人組織起來。」的而且確,自首都工自聯成立後,在上海、廣州、杭州、濟南、長沙、南京、西安、蘇州、福州、呼和浩特等市也相繼成立自主工人組織。

工人參與民運︰由客體變主體

在民運的最後兩個星期,首都工自聯在戒嚴、軍管等動盪不安的背景下迅速有序地組織起來。工人有計劃地展開了廣播、發佈傳單、與學生聯絡和堵截軍人等工作。李進進亦多番強調首都工自聯的動員能力,對運動的文宣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工自聯成立後在天安門西觀禮台設立了廣播站,設備由周勇軍購買和組裝,成為廣場內最響亮的音響。由於靠近長安街,工自聯的廣播站可以向長安街上的途人進行廣播。一批又一批的北京市民,就在長安街駐足收聽我們的宣傳。同時,工自聯亦肩負起印刷傳單的責任,在運動後期負責廣場內文宣的印刷和分發。」

在首都工自聯的核心人物中,除了工人出身的白東平、趙品潞、韓東方等人之外,也有李進進和周勇軍這樣的學生代表,發揮了先進工人和學生團結的強大力量。即使在最嚴峻的環境中,首都工自聯仍能在短短的數日間制定了籌建綱領和臨時章程,無論在文宣或後勤支援中,均有條不紊地組織動員工人群眾參與。五月三十日,三名工人代表被公安拘捕,首都工自聯隨即動員數百名群眾到公安局前抗議,行動更獲得大批學生到場「聲援」。談到對這次工學團結的「小勝利」,李進進依然表現得非常雀躍︰︰「這次行動非常成功,當局在第二天隨即釋放三位工人。」事件證明工人已由運動初期聲援學生的客體,逐步地發展成為共同領導運動的主體。

但隨著中共武力鎮壓,這短暫的自由也成為絕響。六四屠城後,工人受到極嚴厲的鎮壓。包括韓東方、劉煥文、劉強、周勇軍等工自聯核心成員紛紛在全國各地落網;多名工人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李進進則於六月十日在武漢家中被捕,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九三年獲釋後移居美國,現為紐約執業律師。

儘管她在中國近代史中最嚴峻的關頭誕生,但首都工自聯卻在短短的兩星期間,展現出高度的組織紀律和機動性,成為中國工人「當家作主」的其中一個典範。然而,諸如改善工資、杜絕貪官污吏、成立自主工會等三十年前工人提出的訴求,至今仍未得到落實;各地工自聯的骨幹成員︰李旺陽、劉少明、白東平、周勇軍等在大陸仍持續受到當局的迫害。但我們不會忘記,工人為八九民主運動所作出的貢獻。我們也寄望,「工學團結」的力量,終有一天成為香港和中國社會變革的中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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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土播種—三個80後文史通識教師的記憶之戰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75/ Sat, 01 Jun 2019 16:00:25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75 繼續閱讀 在荒土播種—三個80後文史通識教師的記憶之戰 ]]> 「人與極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持守六四記憶,是香港人與中共最龐大而持久的戰爭。這場戰爭包含了好多場戰役,以啟民智的教育工作,正是中共念茲在茲的戰場。兩個張Sir,一個田生,這三個八十後教師,被教協「折服」,加入了教協的理事會內閣,他們如何談六四和教育?

知道記者想談六四,田方澤隨手便拿出今期《教協報》,〈六四專題〉佔六大版,時隔三十年,是仍然堅持的份量。教協多年以來,一直是「六四記憶之戰」的中堅。多年來,教協出版多種「八九民運教材」,讓教師們可以「憑良心,教六四」。還會進行「六四舞台」演出贊助計劃,以藝術教育為手法,每年都有數十間中學參加,令六四記憶得以傳承。

1989那年,教協是少數獨立工會的大戶,已成立十六年。當時教協的會所才剛搬到旺角好望角大廈不久,偌大的會所成為了聲援民運者的聚腳點。時任教協會長司徒華後來更成為了領導支聯會的主力。潘天賜告訴筆者:「民運已不止是教協之事,在那時的社會氣氛,會員和民眾自發來到會所做義工,將訊息散發。」學校仍然運作,「可是教師們都無法只按課程教書,那一個半月,教師跟學生討論得最多的,一定是北京的民運。」

1989時任教協理事潘天賜

據說自此之後,「八九一代」的老師,不多不少,都會在課堂上辟出篇幅跟學生們談六四,儘管這宗官方避談的血案,既不會成為考試題目,也不是課程重點。而不少學校更會在五、六月的周會上介紹六四。教六四的責任,如今已來到「沒有親身經歷」的一輩;而在校的學生,更加連主權移交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薪火,如何相傳?

「其實我們不會特意在課上談六四,」通識老師田方澤如是說:「硬銷反倒沒用呢!尤其是我這些已『被定型』的通識老師。」通識科著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談到改革開放、身份認同時,便會自然『順道』教六四」不過,對於田老師而言,「不經意談到六四」的機會還多著。「有時早會又會談,通識的課外活動,會帶學生去六四紀念館--這不也是一種國情學習嗎?」

比起「傳承記憶」,歷史老師張往更著重的,是如何勾起學生對八九民運的好奇心。「在平時的課堂上,滲入價值觀,每年到五、六月,學生知道六四,自然會問的。他們一問,便把握機會講解。」張往也形容自己「不刻意」。

這一代的老師,六四發生時還不夠十歲,他們已不能再說「想當年我參加百萬人大遊行……」,他們更需要令學生找到事件與今日的關係。教中文科的珉聰,形容自己在梁振英當特首之後,才在課堂上多談六四和社會時事。「我的方法是跟學生做『舉例論證』啊,我們不是學什麼「仁政王道』嗎?現在的中港政府,是很好的反面教材。」珉聰更著重讓學生了解到六四與當今中國、香港的關係。「當下的政治環境、六四和香港,三者其實互相扣連,構成了一個鐵三角。我常與學生說,要了解為什麼今天香港面對這樣的問題,一定要了解六四是什麼一回事。」田方澤也強調,如果孤立地教六四,對於好多學生而言,與其他歷史事件沒有好大分別,「像跟他們談南京大屠殺一樣,疏離。」

百萬人遊行照

「所以,比起談六四,其實我更喜歡跟學生談當下的中國,」田方澤說:「談起中國的『人臉識別』技術,學生們可興奮哩。然後,我們便可以跟他們談近年的維權運動、告訴他們:『六四其實仍是現在進行式』。」

「其實即使是成年人也會漠然,更何況學生呢?」張往說,自己還算讀過歷史,聽過當年親身上街的人的自述,才有更深感受,對於現在的學生,實在不能苛求他們看過一兩段短片便如感同身受。不過,六四的教育於他仍然有莫大意義:「我自己很佩服當年港人的堅持,我自己讀歷史的,也不希望香港本來擁有的東西逐漸失去。」

張往特別提到稍早時,史家余英時提出的省思,他指香港人「平反六四」的口號是走錯方向。「『平反六四』的口號假設認同了現政權終有一天會『痛改前非』,這種傳統的觀念也許正是令中國政治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

的確,在49年之後,中共史上的政治運動,往往將一批人扣上「帽子」,因應時勢,或稱為「反革命」,或稱為「黑五類」。「平反」的意思,很多時是「摘帽」,一朝天子一朝臣,在新的政治需要下,舊皇帝的政敵得以「摘帽」,卻不代表國家邁向開明進步。

珉聰對此只感認同:「有些支聯會的口號,撫心自問,我也不願喊出來」有些說話,不料由「教協理事」講出來。「其實這些綱領,大家心知沒有市場,因為暴政種下的仇恨已然太深了。」珉聰如此分析:「但口號歸口號,支聯會和相關的平台,是不可或缺的。有本土派提出用不同方式,各自悼念,我非常尊重;但有些人將六四說成只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人無關,這就大大不可了。」

「愛國民主運動」中的「愛國」,在過去幾年常被批評為「強化中國人身份」。「無可否認的是,政府正強推一種官方的『愛國』,而支聯會提出的『愛國』,是與之相抗衡的。」張往回應:「有一種『愛國』,與自由價值的精神並不相違背。」田方澤更是簡單:「參加晚會的人更關心的是承傳記憶,倒不見得是為了身份認同。」

那麼,今時今日在校園談六四,有壓力嗎?珉聰只笑說:「紅線還未劃到這兒,能談便談吧,還不用怕。」這種態度,也是一種身教吧。比起個人觀點,三位老師現在更看重自己能做些什麼。看起來「願者上釣」的張往,今年會有個新嘗試,「這年試著約有興趣的畢業生參加晚會吧。」

左起,田方澤、張往、張珉聰
田方澤,1988年生圖左一教協副會長中學通識教師中大社會學系本科,副修歷史
張珉聰,1985年生圖左三教協理事中學中文教師中大中文系本科,副修政政
張往,1989年生圖左二教協理事、教育及研究部副主任中學歷史、通識教師浸大歷史系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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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守護記憶 — 由八九到現在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71/ Fri, 31 May 2019 09:03:3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71 繼續閱讀 工人守護記憶 — 由八九到現在 ]]> 轉載自職工盟

30年前,北京發生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當時不論是中國人、香港人或是海外華人,都持續關注運動的發展,期待這場運動會為中國極權、腐敗的政局帶來改變。不過六四的一聲槍響,令期望落空。廣場上的血淚,深深烙印在港人腦海中。時至今日,六四對香港而言意義何在呢?我們訪問了當年曾參與香港聲援行動的自主工運人士,了解他們聲援八九民運的原因,怎樣守護六四記憶,與及六四對現今香港的意義。

郵政工會— 以不同形式延續參與

郵政工會作為政府僱員的工會,許多人預計在政治上的取態會較保守,傾向不會發聲。可是,當時工會一直都有關注八九民運。我們訪問了當時的工會副組織主任—翁誠光(光哥),了解當年郵政工會在六四事件後的行動和態度。

八九民運期間,郵政工會的意識一直較為進步,這亦與時任工會主席蕭賢英高調參與民運有關。同時,正值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5年,香港人關心回歸後的生活和內地的政治環境,郵政工會都受這浪潮影響,關注八九民運的發展,當年的工會副福利主任,更曾走上北京與學生、工人接觸支持民運。

六四事件發生後,郵政工會響應當年支聯會的號召,組織會員發動罷工。雖然後來支聯會領袖臨時取消了行動,但工會早已召集好同事行動,於是自發組織了工人罷工半日,去悼念六四當時的死難者,又到新華社獻花致意。為表對事件的支持,郵政工會加入成為支聯會團體成員。

可是,隨著回歸的日子臨近,有會員擔心支聯會團體成員的身份,會為工會帶來負面影響。事實上當年香港社會,對回歸後的政治環境,和「秋後算帳」感到恐懼。即使理事一直嘗試釋除會員疑慮,最終仍於96年決定退出支聯會。光哥在憶述當時的情況時,語氣中都透露出婉惜。不過,有不少工會理事,包括光哥自己,繼續參與支聯會的工作,如協助擔任悼念晚會糾察等。

工聯會的不堪—由反對屠城變相信政府

現時為社區及院舍照顧總工會秘書的鄭清發(發哥),當時是工聯會的會員,甚至有參與一些會務工作,算是比較積極。在八九民運發生的時期,他與其他會員也有關注事件發展。

「自學生於胡耀邦出殯請願時,我們已經開始關注和討論事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後,為社會帶來不少問題」發哥說。「六四事件發生時,我們的反應也與當時的工聯會一樣,覺得憤怒和不解,認為政府應有更好的方式處理事件。」他很記得,1989年6月6日,工聯會曾於報章上發聲明,譴責中國政府針對民運人士的武力鎮壓。

「可是到89年的8、9月時,一切都不一樣了。工會的上層人士指事件與香港人的認知有分別,當時我和其他會員都感到錯愕。去到9月,譚耀宗於上京開會回港後,在工人俱樂部開大會,指公眾對事件有錯誤理解,事件涉及國家命脈,令人懷疑工聯會再次走上民族主義的回頭路。」

對此不滿的發哥,在其他工運人士協助下,發表聲明對工聯會予以譴責,最後更辦理手續退出工聯會。原先帶著期望走入工聯會的發哥,最終對民族主義先於一切的立場感到失望而退出。其後,發哥參與了自主工會運動,多年後更先後擔任職工盟的主席及會長。

除了工會工作外,發哥也有參與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工作。他坦言,平反六四,他這一輩的人都很可能不會看見,不過他認為香港人既然有空間,理應為六四,為國內不同的人權問題發聲。

由空姐到主席—走過北京的吳敏兒

現任職工盟主席吳敏兒(Carol),八九年於國泰從事機場地勤工作,參與了當時的「黑紗纏臂」悼念行動。

「當時我才剛進國泰工作不久,不過同事早於5月份已關注民運。當時我們於富豪酒店有一個有電視的休息室,我們會於休息時間在裡面看新聞。宣佈戒嚴時,我們彷彿也感受到北京的緊張氣氛。解放軍入城、開槍當晚,我們在休息室觀看新聞直播片段時,有些同事表現十分激動」Carol說。

「第二天,有一兩個對時事較關心的主管,於休息室放了一個裝滿扣針、黑布的膠袋,呼籲同事將黑布纏在手臂上,悼念事件中的死難者。當時行動持續了一段時間,兩個星期後我仍見到有同事的手臂上纏著黑布。」

問及當時對事件的感受,她表示對政府的做法不能接受,應有其他方法去處理事件。不過,她坦言當時自己對中國的民情並不了解,六四事件令她希望增加認識。後來她轉職到英國航空,到北京工作時,她便有更多機會接觸內地的民眾。當她走過當年六四事件發生的地方「瞻仰」,便會不期然想像當時的氣氛。「有一次我與一個較為相熟的商店職員閒聊,問他是否有談過六四或其他政府問題時,他緊張地叫我不要再說,令我感受到他們的壓抑。」

由英航工會到職工盟主席,現在的她看待六四這段歷史,有另一個層次的想法:「內地的自主工運人士,在中共治下面對種種打壓,香港政府作為中共的爪牙,自然會緊隨腳步打壓香港的勞工權益,令我們的工作更加困難。」

守護記憶,將八九民運精神延續下去

香港的運動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走入低潮,要捱過這段時間,Carol認為八九民運的精神可以帶來改變:「六四發生自今三十年,政權仍然逃避責任,反映的是中共懼怕他們的所作所為,會逼使社會要求改變。八九民運後,內地的民主運動至今仍未走出低谷,但內地、香港仍然有一群人在堅持。雨傘後才不過4、5年的光景,未來有很長的路要走,只有堅持下去,不忘初心,好像這一群為六四死難者追求公義,延續八九精神的抗爭者一樣,終有一天可帶來制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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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國製造」走向東南亞 — 印尼手機業工人的剝削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63/ Mon, 27 May 2019 09:59:31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63 繼續閱讀 當「中國製造」走向東南亞 — 印尼手機業工人的剝削 ]]> 轉載自:職工盟

近年,中國的智能手機產業大舉進佔世界市場。在過去短短數年間,中國大陸四大手機牌子:華為、VIVO、OPPO、小米已在手機業市場取得重大份額。單是於2018年第四季,已合共在全球手機市場中佔有百分之三十七的銷售量。當中,印度、印尼等人口眾多,而智能手機市場尚未飽和的國家,則成為了這些手機公司重點的市場開拓對象。

與另一個生產大國 – 印度狀況類似,印度近年來,多次向進口的智能手機提高進口稅的政策,成功迫使各大手機公司在印度當地開設廠房;印尼政府同樣類似政策,吸引手機公司在本國設廠。印尼政府2017年1月實施規定,智慧型手機及4G平板電腦的四成零組件,必須於印尼當地製造才能販售,不配合此規定之進口手機將因此失去印尼市場。印尼政府希望藉此將印尼變成智能手機生產的重要基地。

為競逐印尼的手機市場,目前四大中國大陸手機公司都有在印尼開設廠房,或有代工廠房替其生產手機,包括有小米在廖內群島巴淡島中設有代工廠房,該廠與總部同樣設置於巴淡島的Sat Nusapersada合作,該廠僱用了1000名工人;OPPO在2014年時,於印尼鄰近雅加達的唐格朗設立佔地3萬平方米的工廠,並於2015年第一季開始生產;華為目前在印尼泗水附近的Sidoarjo亦有工廠;VIVO在於2016年年底,在印尼的萬丹省Cipuka市設立第一所工廠,並於2017年年末擴張興建第二所工廠。

隨着投資和生產規模擴張,在當地也招請大批本地人口就業,單以VIVO為例,在2017年第四季,已有接近14,000名工人在旗下工廠工作,當中多數是本地人口。與此同時,產業急速擴大,也導致勞資衝突發生。儘管印尼在民主化後,在勞工法規上大幅度修改,以保障工人權益。當中包括《工會法》確立保障獨立自由的工會組織存在及進行集體協商的權利,以及廣泛地對工時、最低工資、童工及女工、裁員解僱保障加以規範的《勞動法》,並設立勞工法院處理勞資間的產業爭議。但在法規執行上,卻往往為人垢病,在數十萬工人聚集的工業區內,往往只有數十個負責檢查法規的政府官員。工人往往面對低薪、缺乏健康保障、以及不良的工作環境,沒有解僱補償,更遑論醫療保健、薪酬調整等保障。

身處於不合法僱傭關係下的「法外工人」,往往最受缺乏法律保障的危害,成為資方推卸保障員工責任的犧牲品,既令工人無從獲得保障,也使得工人整體蒙受不公平和分化的對待。早在2013年,華為在印尼的投資便已引發當地工人在雅加達的示威。示威工人不滿華為資方在沒有適當的許可下僱用非法的外來華工,違犯當地的勞動法規,並且解僱了對此抗議的工人。在印尼,外籍工人需要取得工作證明,並且須為有一定期限和性質規範的定期契約員工;而出現不符合法律許可的外籍員工,既使外籍工人須為定期契約員工的期限規範形同虛設;而本地工人也被放置於不公平的對待。雖然事後有五名來自中國的工人和一名來自埃及的工人,被工廠所位於的泗水移民辦公室扣留問詢,華為和示威工人各執一詞,華為指事件為誤會,示威者則指稱這僅僅是冰山一角,僅有小部份工廠是完全合乎政府的勞工法例規定。[1]

中國對印尼的資金和人口流動,已經在印尼社會引起極大的關注。社交媒體分享工人在蘇拉威西島上抗議的片段,該片段指稱有關工人是在抗議非法中國工人前來印尼搶奪本地工人的工作職位,以致政府官員需要僻謠澄清,有關示威議題是有關工資而非中國工人。而人們擔心在各機場不斷湧現的免簽證中國遊客,往往是非法工作的人口[2]。儘管政府表示歡迎法律許可下的外籍工人前來印尼工作,並相信他們能夠提高本國工人的工作技術,並強調他們會隨着契約完結而返回來源國,但由於前述印尼的社會背景,勞工法規未能貫徹實行,有關的官方說法相信備受挑戰,而實際在印尼工作的中國工人相信亦遠超官方的統計數字,即使已在2018年的統計數字,在印尼的中國外來工人數目已佔據第一名,其增長幅度遠超其後日本、新加坡、印度的外來工人。

隨着勞工意識覺醒,勞工抗爭頻繁,勞工政策在國家政治內也有着重要位置。在2012年和13年的大罷工,有數以百萬計的勞工參與其中,遍及全國各個工業區,其抗爭議題同樣遍及薪資、待遇等各個範疇。而到了今年大選,外來工人的議題亦捲入其中,反對黨的總統候選人普拉博和亦批評應以本國工人為先,”we are not anti-foreigner but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our own people, if we open our door to foreign workers, then what is left for us?”,隨着中國的海外投資規模會越來越大,相信亦會在印尼惹起更大爭議。


[1] https://www.ft.com/content/dbe9306d-1c71-3090-a2ea-bfbabf806d33

[2]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4788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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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社工童菲菲突然失蹤!港府重講大灣區社工資歷互聯互通?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58/ Sat, 25 May 2019 18:39:1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58 繼續閱讀 廣東社工童菲菲突然失蹤!港府重講大灣區社工資歷互聯互通? ]]> 香港政府一直推銷「大灣區」,在「互聯互通」之中,更將社會工作列入其中一個範疇。可是港府沒有告訴你的是,在中國做社工,隨時可能被失蹤。

5月22日,廣東木棉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社工童菲菲突然失蹤,當晚7點之後,她的親友都未能聯絡到她。

童菲菲畢業自北京大學,曾於工業區開展女工小組。成為廣東木棉的總幹事之後,開展培訓社工的工作。她又在廣州南沙設立社區學堂,服務農民工社區。對於童菲菲來說,農民工社群和性別教育,是她在前線工作念茲在茲之事。

廣東木棉於2013年成立,是一個社區服務機構。根據其網站,其主要項目有青少年發展工作、婦女健康與安全及社區發展。在廣東省推動性別意識教育,特別針對流動家庭和兒童群體(如移工家庭)。其培訓活動中,亦有香港社會服務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土家故事館等。

廣東木棉的工作一直依法進行,與廣州市青少年基金會、深圳市婦女兒童發展基金會等有合作關係。中國政府的「紅線」究竟在哪裏,已經無人知道。

微博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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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美團剝削持續,「美團小哥」抗爭未有停止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53/ Fri, 17 May 2019 03:50:2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53 繼續閱讀 [轉載]美團剝削持續,「美團小哥」抗爭未有停止 ]]> 轉載自職工盟

  自近年中國內地的網購送餐業務興起,愈來愈多的工人進入到送餐這個行業工作。這些送餐工人為了那微薄的運費,每日上演著「公路驚魂」,於車來車往的道路上穿梭,務求以最快的速度將食物送到用戶手中,避免因差評而被扣工錢。不過,自去年各大外賣公司開始下調車手每單抽成,維持競爭力開始,車手的抗爭就變得愈來愈頻繁,其中尤以美團這個行業龍頭的抗爭最為令人關注。

  自2018年4月25日,本網報導臨沂市的美團車手因被扣減送餐費用,發起罷工以來,美團仍然持續下調車手的運費,加上各項與美團相關的勞工保障和企業政策問題,因此在過去一年來,美團車手的罷工仍然在不同地方持續發生。根據「中國勞工通訊」製作的「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由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全國共發生了47宗與美團有關的外賣車手工潮,數百名的車手先後於中國不同城市發動抗爭,抗議美團對他們的各種剝削。

  在2018年5月16、17日,重慶有過百名美團車手,因美團大幅降低車手運費,決定發起罷工。事件中,車手就提到,他們每張單的運費已經由以往的6至7元人民幣,大幅下調至3.5元,足足下降了接近一半,因此這班車手才逼不得已發起罷工。更甚的是,不單只是美團方面扣減車手的運費,而一些承包美團運送的代理也會用不同的理由扣減車手運費,令本來就已經備受剝削的車手的情況雪上加霜。直至4月24日及25日,深圳、杭州、鹽城3地的美團車手,仍然因美團降低車手運費的事發動罷工。

  另一方面,除了運費外,他們行動的訴求也圍繞著不同的主題,如抗議美團苛刻的扣薪制度,持續縮短派送時間,欠缺勞工保險,高溫工作津貼等。事實上,隨著愈來愈多的送餐平台在內地推出,美團面對的競爭愈來愈大。根據美團點評於2019年3月發佈的業績顯示,美團在經營上錄得逾110億人民幣的虧損。雖然有分析指美團在外賣餐飲業務的營利有增長,而且虧損主要是由於業務擴張而引致。可是,隨著百度、餓了麼等競爭者,吸引顧客的手段愈來愈多,客源越來越廣闊,可以預期未來美團的經營將會面臨更大的衝擊,屆時受苦的恐怕也會是這班在前線工作的車手。

  作為新興行業的龍頭,美團對待罷工工人的手段卻跟一些傳統企業一樣毫不留情。在2018年5月16日的重慶美團罷工中,就有罷工的車手向媒體表示,他的美團工作帳號,因為參與罷工而遭到永久封鎖,更有消息指有分區經理安排不明人士毆打罷工車手,以此脅迫他們復工。部份站長更會以一些短期措施,如短暫提高不同運送補貼,以此吸引罷工車手復工。不過這些補貼都會在車手復工的短時間內馬上調低回原本的水平。這種種做法都反映出美團毫不重視勞工權益,肆意剝削前線車手的惡劣本質。

  面對著內地平台經濟的興起,不少的工人都打算進入這個需求愈來愈大的行業,希望能夠靠這份工作養妻活兒。可是在這些新興企業風光的背後,依靠的仍然是對工人權益的剝削,以此從工人身上榨取最大的利潤。美團依靠壓低車手運費,維持顧客使用率的做法,最終只會引發更多的工人罷工,令顧客轉至其他服務平台。中國美團平台經濟送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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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進:記第一個工人自治組織——北京工自聯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43/ Fri, 17 May 2019 02:55:3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43 繼續閱讀 李進進:記第一個工人自治組織——北京工自聯 ]]> 轉載文章【獨立中文筆會網】|原刊《新聞自由導報》總第289期,1999年6月18日

編按:李進進是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當年協助工人在廣場上成立北京工自聯,並擔任法律顧問。八九年的廣場上,工人由聲援學生,慢慢產生出政治化組織的主體,成立了1949年以來,首個獨立自治工會。在戒嚴令下建成的工自聯,只出現了兩星期,卻代表了中國工運上的一面不屈的旗幟。

嚴格地說,「北京工自聯」一詞是共產黨在八九年“六四”鎮壓以後通緝我們而用的。它第一次出現在1989年6月8日晚間的中央人民電視台播送的通告上。通告說「北京工自聯的頭頭們」應當到當地公安機關去自首。北京最早成立的工人自治組織稱為「北京工人自治會」。在1989年5月初的代表大會上,北京工人們的代表通過了新的章程和名稱,「北京工人自治會」改為「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首工聯」。這個名稱在我們內部沒有叫出來之前,就被共產黨的「北京工自聯」一詞取代了。可是大家也就習慣地稱北京工人自治組織為「北京工自聯」。我也被冠為「北京工自聯」壞頭頭。

北京工人自治會成立於趙紫陽去廣場講話的那個清晨。時間是1989年5月19日凌晨4時左右。 5月19日當晚,李鵬等人又召開了北京政軍幹部大會,宣布北京戒嚴。這兩件大事件使得北京工人自治會成立的聲音變得很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北京工自聯是在「八九」民運處於最嚴峻的轉折關頭誕生的。她一誕生就面對著軍事戒嚴,面對著殺頭、坐牢。從成立到被鎮壓,她只存在了兩個星期。然而,在這嚴峻的兩個星期中,她從到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廣場中眾多的群眾組織中脫穎而出,成為僅次於當時「北京高自聯」的組織。

我捲入到北京工自聯的組織活動也是一個偶然經過。 1989年4月18日的靜坐以後,我以為學生們應當回到校園進行校園民主。當時有一個體育報的記者訪問過我。我跟他談過,中國的事情太複雜,中共還是很強大,我們現在還只能一步步地走。在民主和自由的訴求上,我們不能要求走得過快。比如,在我們於4月18日靜坐提出「七條」以後,我們不必馬上要求中央立刻給予回答。我們可以要求人大代表或常委們討論我們的「七條」。我們自己首先在校園組織學生自治組織。民主程序可以從這裡開始。基於這些考慮,在4月18日靜坐以後,我就退出了組織的抗議活動。

1989年5月13日開始的學生絕食,是整個八九民運根本性的轉折點。它使得學運走向了「以死相爭」民主的道路。從國際政治來看,它導致了柏林牆的倒塌。它是二十世紀一件大事。

對當時參與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看不到也來不及想到這些偉大的意義。對當時大多數學生來說,這場民主運動還是一場學運。當時的鬥爭情況是,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各階層人民都在聲援學生囗號下發動起來了。五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北京各階層已有上百萬人走上街頭,聲援學生,要求中共當局答應學生要求,盡快結束絕食。在這種聲援遊行中,還有一批人已經提出了組織工人運動的要求。這意味著,這場運動不應當限於學運的範圍,而是一場全民性的爭取民主和自由的運動。

但是一些學生似沒有這樣的認識,或者說,即便有這種意識,也只是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他們不願意主動地去組織或領導這場全民性運動。這種認識是環境所迫。因為許多人都認識到某種風險性,他們認識到,如果共產黨秋後算帳,捲入學運也許會得到寬大的處理,捲入工運那就面臨著嚴厲的製裁。共產黨的宣傳也在強烈地暗示這一點。他們說,學生的運動如果導致了全國性的混亂或動亂,學生們是要負責任的。這意思說,如運動還僅限於學生的範圍之內,共產黨將不會秋後算帳。如果運動發展到學生之外,共產黨則要秋後算帳的。儘管如此,共產黨還是將學生當作主要目標來鎮壓了。

廣場上的首都工人自治聯會

由於當時學生們對於工運的態度非常曖昧,或者說表現冷淡,一些工人或其他階層的人就有些抱怨。 5月18日晚,我和八個北大同學走上街頭進行演講,他們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包括朱蘇人、龔晴和赴東。我們從西單複興門開始演講,一邊演講,一邊朝天安門方向移動。每次演講完以後,不少的人就提出許多發動罷工的問題,在私下,一些人還在我面前抱怨天安門廣場內的學生對外面群眾態度有些冷淡或自居自傲。我當時就有了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到廣場去說服學生們熱情對待工人群眾,認識工運的重要意義。在認識上,我們應當將這場運動擴大為全民性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單單的學生運動。

在演講以後,我進入了廣場內北大廣播站帳蓬。當時有著名作家鄭義先生和幾個學生在那裡,我將我的想法講給在場的幾個學生聽,他們似乎不太認真聽我的說教,但我看到了鄭義的嚴峻的眼神,那眼神我至今還記得。是對我的演講認可和支持。

我是大約十八日午夜進入帳蓬的。約凌晨三時左右有兩個工人走進北大帳蓬。他們說,在人民大會堂東面已有幾百工人聚集起來要組工會。但群眾們希望得到學生的支持或者說某種認可。兩位代表希望學生組織派人去支持。其中一位還亮出一個工作證,是山西某企業的企管人員,他就是岳武。另外一位工人應當是北京的白東平。當時帳蓬的學生的反應不強烈。實際上,那個帳蓬裡沒有重要的學生領袖。如果這兩位代表找到學生絕食團或者高自聯,也許他們能得到學生組織的某種支持。在這種情況下,我自告奮勇地站起來,對這兩位代表們說:我跟他們去。當時,我還帶著一頂遮陽帽,上面寫著「北大憲法博士研究生」。

我隨著這兩位代表到人民大會堂東面廣場。那裡聚集約有幾百人,我一去,就站在他們中間,發表了約十幾分鐘的演講,並聲稱,我代表學生全力支援工人們組織起來,演講後,一些工人們提出了一些關於罷工權的問題,這在當時是組織工運的一個大的法律新主題。 1982年之前的憲法,規定了工人的罷工權利、1982年憲法將這一罷工權利取消了。大多數工人們知道這一變化。他們問我,罷工是否合法,憲法取消了罷工權利是否意味著工人們不能罷工。我簡單地回答道,憲法沒有規定罷工權利,並不等於憲法禁止罷工。工人的罷工權利可以從憲法規定的結社遊行和示威的自由權利中引申出來,工人們受到極大鼓舞。

在我回答完問題之後,我就回到北大廣場廣播站,在那裡我起草了一個北京工自聯的第一個宣言:

我們認識到:四月以來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已經發展成為與我們工人階級利益休戚相關的全民性的愛國運動。

我們認識到:學生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已經竭盡全力,參加絕食學生正面臨著危險;

為了挽救數千學生的生命,為了我們工人階級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為此我們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廿四小時之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同學的兩點要求。否則,我們將從5月20日上午12時開始,全市工人總罷工24小時,並根據事態的發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同時,我們向全國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

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

這個宣言有三點重要意義:第一,它宣布學生運動已經發展成為全民性的民主運動,工人們應當出面並且來領導這場運動。第二,宣布罷工,但罷工是有條件的。這是因為我擔心工人的罷工一時還難以組織起來。第二,宣布北京成立了工人組織,並號召全國各地都組織工運。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當時我起草這個宣言時,我就知道,我們可能會被鎮壓下去,但我們在做一種舉旗播種的工作。

起草好這份宣言後,我又回到人民大會堂的廣場。我向群眾們宣讀了這份宣言,並獲得他們一致通過。在通過宣言之後,我建議工友們選舉一個工作班子,五、六個人就可以,暫時稱為籌委會。因為我們還沒有得到政府的批准。後來,工人們選出了五人籌委會。我記得有岳武、白東平、錢玉民、齊懷宇等。劉強當時也在場,他後來當過一段時間的總指揮。我因為是學生,就自願擔任他們的“法律顧問”一職。

工自聯成立後做了幾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件是在5月20日,共產黨宣告戒嚴後,我和韓東方還有郭海降一起宣讀了一個「北京工人學生聯合聲明」,另一件是頑鐵(周勇軍)在西觀禮台設立一個廣播站。第三件大事是北京工自聯在5月30日通過了自己的章程,準備全面性的開展組織工作。第四件大事是,白東平、錢玉民、沈銀議在5月30日代表大會結束就被逮捕。導致了我們在北京市公安局前的有影響的抗議活動。

為聲援學生而來的工人,慢慢發展出自己的主體。

關於工自聯廣播站,我們怎麽樣來評價它都不過份。它設立在西觀禮台,靠長安街。廣場學生們的廣播站其聲音達不到長安街過往的人們。可是來來往往於長安街上的行人,就在我們的大喇叭前面駐足十幾、二十分鐘,聽完了我們的廣播之後再走,接著,下面一撥人又來聽。這個工作應完全歸功於周勇軍為領導的工自聯宣傳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廣播站特約評論員「潘◆」,意義是「叛離」,真名是董懷民。他為「叛離」坐了四年牢。關於廣播站的工作,周勇軍比我更有發言權。

「5.20」或「5.21」聲明(我已記不清確切的日期)是我和韓東方的第一次合作成果。工自聯成立後,總部設立在天安門西觀禮台。韓東方在5月20日或21日來到西觀禮台。我們見面後,即刻一拍即合,立刻倡議發表一個聯合聲明。它的作用在於,北京5月20日戒嚴後,呈現暫時的冷縮,許多人都想觀望一下。我和東方認為,我們必鬚髮表聯合聲明,鼓動士氣,並向全世界宣告工人組織的存在和力量。於是我就在廣場內的一輛公共汽車內(當時因下雨,廣場內停放了許多公共汽車為學生們避雨),花了近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起草了聯合聲明,當時我的一個同學也在場(他現在在美國作律師)。我讀給他和韓東方聽,他們沒有異議以後,我叫來了郭海峰。郭同意以學生組織的名義發表。於是我們在廣場使用絕食團的廣播車的播音器,宣布了這個聯合聲明。這個聯合聲明後來成為我定罪的主要證據。

5月31日公安局前的抗議多有報導。那次是我和韓東方配合默契的一個活動。我和東方等幾十人來到廣場。在我提出幾點法律意見後,我知道,我們沒有必要和他們作法律上的文字遊戲,於是我主動退出,東方頂上。幾個回合後,東方也和不他們玩文字遊戲,於是在公安局門前開展了一場漂亮的和平抗議,我回到廣場帳蓬裡,通知了學生們,後來學生也聲援了過去。晚上我們又召開了記者招待會。在這種強大的抗議下,北京市公安局於6月1日釋放了被秘密逮捕的工自聯三位主要成員。

北京工自聯還有許多人和事值得一提。比如趙品潞先生,他在日常的組織工作中嬴得了大家信任,並在5月30日晚上的選舉中,成為主要的五常委之一。沈銀議,很早就活動於廣場,加入工自聯之後,積極組織了一次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告海內外同胞書》。還有幾位工人領袖,如張晉利,他們都為工治聯的發展奉獻了不少,並付出了代價。

十年過去了,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第一個有組織和影響的工人自治組織也在那十年前的坦克和槍聲中被鎮壓了。但中國的問題並沒有解決,今天工人們面對著更為嚴峻的情形。他們也走上了街頭。他們雖然表面上沒有提出政治上的訴求,但他們已經開始為自己的權利而進行公開的鬥爭。我們非常欣慰地看到,中國工人自八九年以後沒有沉默下去。工人們己經覺醒,工運在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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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冠球會保頓財困被接管,球員欠薪罷踢引發球迷不滿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33/ Thu, 16 May 2019 08:44:0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33 繼續閱讀 英冠球會保頓財困被接管,球員欠薪罷踢引發球迷不滿 ]]> 下賽季將降班的英冠足球隊保頓 (英文:Bolton Wanderers Football Club) 近年面對財政危機,最終被政府接管尋找買家,更被英格蘭足球聯賽賽會處罰,來季將以-12分的成績於英甲開季。最近有傳中超球隊山東魯能的班主,將會收購保頓,不過消息目前仍未證實。事實上,近月保頓的球員和其他員工就經常面對遲發薪甚至是欠薪問題。早在四月初,保頓一隊球員就曾為了員工未收到三月薪金而罷訓。到四月底,球員再因為欠薪而行動。今次行動升級至抵制賽事,令到保頓主場對賓福特的一場聯賽要取消。相對香港,英國的工運似乎蓬勃得多,而當地的職業足球員也有為自身權益發動鬥爭的歷史。不過原來今次竟是英格蘭職業足球史上,第一次因為球員罷工而導致比賽取消。

理論上,職業足球員的技術極難被取代,他們對資方應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可是他們要發動工業行動的話,卻很可能面對其他打工仔女沒有的壓力:忠誠。職業足球員當然是僱員,但不少球迷都覺得職業球員要對自己效力的球隊「講心」。所以,如做出對效力球隊不利的行為,不但是對球隊不忠、也是對球迷不忠。四月初保頓球員罷訓時,球會東主Ken Anderson就曾質疑過罷訓球員對球隊的忠誠度。Ken Anderson更同時稱讚那些沒有罷工的職員對球會忠心耿耿。這種言論顯然是要令到球員感覺到自己的維權行動不會受到球迷和輿論支持。

山東魯能

儘管Ken Anderson這招數沒有阻止到球員的行動後來由罷訓升級至罷賽,但不代表「忠誠」這個詞不會影響到球員。保頓球員決定罷賽後,職業工會就發聲明。內容除了表態支持球員的行動外,更刻意說球員整個賽季都對球隊保持「忠誠」,行動是逼不得已。換言之,其實連球員工會都不否認,球員的工業行動是不忠的表現。難怪前英格蘭國腳Micky Gray直接批評罷賽球員,指球員理應為了球迷而在被拖欠薪金的情況下照常上陣。 對賓福特的賽事後一星期,保頓球員上陣作客諾定咸森林。這場賽事也是球季的最後一戰。

他們停止了罷賽並不代表薪金已存到他們的戶口。事實上,截至五月十五日,仍未有消息指保頓球員獲發三月和四月的薪金。行動暫緩有兩個原因。一是球員工會決定向球員提供貸款,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要飾演大眾所期望,對球隊、球迷保持忠誠的角色。據說是鬥爭領導者的球員Andy Taylor說:「 球員認知到球迷已經面對了足夠的不便,沒有人想再令他們受更多影響。」沒有球迷會不喜歡這種「為球迷」的措辭,但如此將職業足球員作為僱員的身分暫時抹去,對爭取正當權益的球員來說,絕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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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Jiahui, a woman who became a defiant activist for strikes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625/ Mon, 06 May 2019 06:37:35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625 繼續閱讀 Song Jiahui, a woman who became a defiant activist for strikes ]]> Ms Song Jiahui was arrested on January 20, 2019, the reason is yet unknown. Other labour rights activists including Wu Gui-jun, Zhang Zhi-ru, Jian Hui and He Yuan-cheng were also arrested on that day.

Song is a worker who used to work at Lide shoe factory in Panyu, Guangzhou. She took part in the strike from 2014 to 2015. During the strike, she became one of the nineteenth negotiators elected by the workers.

The Lide shoe factory workers’ strike is a milestone for the collective struggles of worker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t is also a prominent example of lab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NGO) assisting workers to strike for rights-defending (weiquan) which succeeded. During the strike, the workers showed great proprieties, democratic temperament in the election of negotiators and patience while negotiating with the employers.

The workers of Lide learned from various sources that the management plotted to relocate the factory. When a plan with no relocation compensation was announced in December 2014, the workers launched a strike right away. After three rounds of negotiations, the company agreed to pay for overtime compensations, annual leave and high-temperature subsidies, etc. Also, the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s agreed on organising the fourth round of collective negoti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However, the company procrastinated to start the fourth negotiation in the following six months, and meanwhile, they gradually moved the production equipment from the factory. In view of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ompany, the workers re-elected nineteenth negotiators and occupied the factory, demanding the company to commence the negotiations immediately and to clear up arrears including 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before the relocation of the factory, and to compensate the dismissed employees. Song was elected to represent the workers.

Song, who worked in the factory for only two years,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kers. Originally she assumed the role would be some sort of a ‘loud hailer’, but during the struggle, she realis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workers, one should possess some qualities, such as ‘taking the workers’ stance, representing the workers; communicate in a straightforward manner; be renowned, convincing, determined and not backing off in face of suppression.’

The struggle in Lide shoe factory was never free from troubles, several members from the labour NGO were beaten. On the day that Song was elected, the police disrupted the meeting of workers’ representatives, assaulted the workers and arrested members of labour NGO who were assisting the workers like Meng Hang. But the workers did not yield to the intimidation. They went to support the arrested comrade-in-arms and meanwhile continued striking.

The new representatives of workers started the second round of strike to bring the management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e employer and employees reached an agreement. In late April 2015, the employer promised to clear up arrears including 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and compensate the workers who were not relocating with the factory. The settlement amounted to twelve million yuan. As an elected representative, Song strives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workers and achieved victory at last.

However, the successful struggle was followed by ruthless suppressions. On December 3, 2015, the staff of Panyu Workers Service Center including Zeng Feiyang, Zhu Xiaomei and Tang Huanxing who had assisted the workers of Lide shoe factory were arrested for ‘assembling a crowd to disturb social order at public sphere’, and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terms in September 2016. In January 2019, Ms Song, the representative who led the workers’ strike, was also imprisoned.

Song worked for a time at Chun Feng Workers Service Center to continue her service to the other workers. Now she is detained, the reason for detention is still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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