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氣球 Red Balloon Solidarity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 中國工人抗爭的第一手資訊 Wed, 17 Apr 2019 06:12:47 +0000 zh-TW hourly 1 https://wordpress.org/?v=5.0.4 107995131 被捕權利得申張,吳貴軍終獲見律師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509/ Wed, 17 Apr 2019 06:12:39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509 繼續閱讀 被捕權利得申張,吳貴軍終獲見律師 ]]>

2019年1月20日,何遠程、張志儒、簡輝、吳貴軍及宋佳慧5名勞權人士分別被捕,並且關押在同一個看守所。可是,看守所一直拒絕各人的委託律師提出的會見要求,而且看守所更向律師展示聲明書,指被捕人士均拒絕會見律師。

截至3月31日,被捕的5人中只有何遠程及宋佳慧曾成功會見律師,直至最近收到
吳貴軍家屬的消息,吳貴軍的代表律師在不停的努力嘗試後,終於在4月10日成功會見吳貴軍。

律師於4月10日到看守所要求會見吳貴軍,但看守所公安對於要求不置可否,依照慣常做法拖延時間,試圖令律師知難而退。可是律師經過多次的嘗試失敗後,這次決定堅持到底,據理力爭,直至見到吳貴軍。在律師與看守所公安理論一個多小時後,終於成功與吳貴軍會面。

吳貴軍

整個會見過程有一個多小時,吳貴軍向律師表示自己在獄中過得不錯,可以照顧好自己,囑咐家人不要擔心,並且對各界人士對自己的支持和關注表示感激,會在獄中好好撐住。

現時上述被捕的5位勞權人士中,張志儒及簡輝仍然未能夠會見到律師,他們目前在獄中的情況一直未明,令人憂慮。另一方面,雖然其他人都已會見律師,卻都是在「過五關,斬六將」後,才能成功會見,明顯反映中國政府無意依法尊重他們應有的權利。

張治儒

根據中國的《刑事訴訟法》第37條,律師有權到被告人的關押點要求會見及通信。然而在今次的事件中,各代表律師多次提出的會見要求,都被看守所方面阻撓。這 5名勞權人士,只是為工人的權利出力,幫助有需要的工人,現在卻被冠上破壞公眾秩序的罪名,當局更肆意剝奪他們的基本權利,切切實實反映政府對維權人士的惡劣態度。習近平政府近年強調「依法治國」,卻帶頭破壞法規,令人髮指。當局必須尊重他們應有的基本權利,立即容許被捕人士與律師會面,撤銷「莫須有」的控罪,尊重工人應有的組織權和罷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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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重磅!上百名湖南塵肺工友共同聲援《新生代》被捕編輯!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506/ Tue, 16 Apr 2019 06:00:0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506 繼續閱讀 【轉載】重磅!上百名湖南塵肺工友共同聲援《新生代》被捕編輯! ]]> 轉載自《新生代》

4月15日,上百名湖南塵肺工友聯名致信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要求全總敦促深圳警方立即釋放因支持湖南塵肺工友維權而被捕的《新生代》編輯楊鄭君、危志立、柯成兵,敦促湖南和深圳政府儘快落實對塵肺工友的賠償與救助方案!

湖南當地政府雖然早在去年底就收到深圳市政府轉去的3億元救助和賠償款,但直到現在都沒有給出合理的賠償和救助方案。迄今為止,桑植縣政府只向工友提供了“三期900多元,二期600多元,一期500多元,工亡家屬沒有”的每月生活費救助方案。這個方案根本無法滿足工友和家庭基本的生活需求,還企圖分化患病和工亡家屬。工友們堅決反對這個方案!

因此,4月12日,湖南桑植縣上百位塵肺工友打算集體前往深圳,繼續維權,但遭到當地政府攔截、恐嚇、拖延。張家界市領導聲稱,政府將成立包括工人代表的工作組,前往深圳談判。但是,工友們深深地懂得:

沒有團結一心的行動,政府就不會主動給出合理的方案,自己的合法權益也永遠不能得到保障

塵肺病群體、桑植縣工友也一致強烈要求:

深圳警方立即釋放《新生代》編輯楊鄭君、柯成兵、危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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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塵肺工友致全總聯名信原文

尊敬的中華全國總工會領導:

您好!

我們是來自湖南省桑植縣的塵肺病工人。給您寫這封公開信,希望全國總工會瞭解塵肺工人生活與維權的困難,並關注熱心社會人士楊鄭君、柯成兵和危志立因幫助我們塵肺病人而被捕的事件。

我們這些工友,最早在90年代初就來深圳打工了,我們見證了深圳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現在的大城市。剛來這裡,我們都很年輕,一身的力氣,抱著努力打工掙錢養家的念頭,去幹那些最髒最累的活。我們有老鄉在深圳打風鑽,工資比工地上別的工種高,賺了錢,也帶著我們全村的壯年男子一起下深圳幹。

我們那個時候下井打風鑽上來,鼻孔裡都是粉塵,自己買了醫用的棉口罩,用了之後要洗很久才洗得乾淨,但還是洗了再用,用了再洗。但是當時管理不規範,建築公司沒有跟我們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給我們買社保,也沒有配防護。

直到現在,我們都被查出患有塵肺病,但是想要拿到職業病工傷賠償卻比登天還難。當我們要去跟地產承包商討賠償,卻因為歷史原因,沒有勞動關係證明,無法走法律程式,我們只好向深圳市政府要求賠償。2018年,我們上百個塵肺工人和家屬去深圳維權了十幾次,每次都被強行遣送回家,最後,深圳和湖南的政府終於承諾給賠償,但賠付方案是未經談判就確定的。在我們的眼裡,賠付數額偏低,方案不合法不合理,無法滿足塵肺工友們撫養子女、贍養老人、家庭生活和看病醫療的需要。到現在,塵肺病救助方案也沒有落實下來。

塵肺病,是一旦感冒都可能導致喪命的病。自從患病以後,我們呼吸越來越困難,手不能提,肩不能扛,我們喪失了勞動能力,隨著病情的惡化,會遭到併發症的折磨,我們的妻子、孩子都因為照顧我們這幅病弱的身體而辛勞痛苦,也因為我們的將窒息而死的命運傷心難過。我們心裡也難受,我們再也沒辦法賺錢養家,還給妻兒老小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和精神壓力。我們逼不得已,才走上維權的道路。

在維權的道路上,我們長途跋涉,到了深圳又沒有條件住酒店,被送到過收容流浪人員的救助站,也睡過政府部門冰涼的地板,有許多工友在來回奔波中加重了病情,甚至有兄弟沒熬到結果就去世了。我們從2018年初的冬天開始維權,到了2019年初的冬天,都沒有得到公平合理的賠償方案,其間還欠債無數。今年過年前,在村裡,沒有幾家塵肺工友是不被債主上門催債的。而政府賠償的那一點錢,連很多家庭的債坑都填不滿。

在絕望當中,《新生代》的編輯楊鄭君、柯成兵和危志立幫助了我們。他們到我們的家鄉來探望住院的重症工友,來我們深圳的維權現場關心我們的生活,也給在維權中感到害怕和失望的工友安慰和鼓勵,同時也把我們維權和生活裡面的困難記錄在網上,也告訴我們社會對我們的關注和支持。雖然政府的人警告過我們不要跟外界接觸,但是經歷了那麼多,我們心裡越來越清楚,如果沒有媒體和社會人士的關注,我們弱勢的塵肺工人維權太難了。而且《新生代》的編輯對我們的關心和支持,他們的善良和正義,都是不摻假的。我們塵肺病人看在眼裡,記在心裡,我們早就把他們當做我們的好兄弟、好朋友。我們塵肺病人知識不高,身體也不好,但是我們的心是明明亮亮、清清楚楚的。

2019年1月和3月,楊鄭君、柯成兵、危志立被分別因為“尋釁滋事罪”抓捕,到現在都沒有放出來。知道這個消息,我們很多工友非常難過。我們還看到消息,看守所的人說我們的三個朋友是被工人利用了,我們感到非常地憤怒。我們不明白,幫助我們這些絕望的工人,為什麼是有罪的呢?如果他們有罪,我們這些失去了勞動能力、健康身體甚至整個家庭的弱勢群體,是不是也有罪呢?我們和《新生代》的三個編輯是平等的,他們都是很謙遜的人,願意聽我們這些底層工人說話,我們願意向他們傾訴,他們願意幫我們的把維權的故事都記錄下來,讓社會關注我們這個弱勢群體。這怎麼就是我們利用他們了呢?

我們都希望,等我們維權成功了,請這些幫助過我們的朋友們,到家裡來做一做客,吃一吃我們那裡的土菜。塵肺病群體桑植縣工友強烈要求:深圳警方立即釋放愛心人士楊鄭君、柯成兵、危志立!

中華全國總工會是我國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利益的工人階級群眾組織。因此,我們向中華全國總工會呼籲:

1、敦促深圳市政府釋放幫助塵肺工人的熱心人士楊鄭君、柯成兵、危志立。

2、介入湖南塵肺工人維權事件,考察塵肺工人的生活困難與合法訴求,敦促相關部門根據工人的實際情況及相關法律,開啟平等談判,落實賠償與救助方案。

致敬!

湖南省張家界桑植縣全體塵肺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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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工人上訪訴求書

1.針對具有勞動關係的塵肺工友,深圳市賠付方案制定不合理,賠付基數偏低。由於絕大多數工友因為塵肺病已經喪失勞動能力多年,法律規定的本人工資已經不具有參考意義。賠付方案中的本人工資建議參考當下同行業的工資水準和深圳上年度月平均工資。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三十五條所規定的待遇進行計算。目前,深圳市政府提出的賠付方案中,按照用工之日的當年本人工資作為賠付基數,導致出現工齡越長,賠付金額反而越少;相同傷殘等級,賠付金額差異巨大。

2.針對通過據實認證確定事實勞動關係的塵肺工友,深圳市提出的分級救助方案在救助金額、覆蓋人群及救助內容均不符合現行的法律法規。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均未找到深圳市政府提出“一期12萬,二期17萬,三期22萬,工亡24萬”救助金額的計算方法;救助方案覆蓋人群方面也存在違規情況,有數十名符合深圳市救助方案救助條件的塵肺病工友並沒有獲得救助;救助內容僅包括發放一次性傷殘救助金,不包括免費醫療待遇、持續的生活護理費、持續的傷殘津貼以及工亡待遇,難以滿足塵肺工友撫養子女、贍養老人、家庭生活和看病治療需要。

3.針對已確定勞動關係,因患塵肺病死亡的工友,深圳市僅提出向其家屬支付一次工亡補助金24萬元,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39條、《廣東省工傷保險條例》第37條規定。根據《工傷保險條例》應給予家屬喪葬補助金、供養親屬撫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補助金。

4.深圳市政府濫用執法權對維權工友進行暴力傷害。2019年1月7日,桑植和汨羅塵肺工友四十余人按照《信訪條例》依法上訪,但遭到深圳市政府疑似身穿機訓大隊服裝的武警暴力毆打,七名塵肺工友身體出現不同程度傷害,導致一名塵肺一期的工友病情加重。

5.桑植縣政府恐嚇塵肺工友如果繼續維權,塵肺工友子女上學將受到影響,逼迫存在事實勞動關係的塵肺工友簽署《申請救助承諾書》,違法要求塵肺工友放棄針對不合理不合法賠償和救助上訪和訴訟權利。

6.桑植縣政府遲遲未出臺1億救助桑植塵肺工友的愛心基金使用辦法,始終拖延發放工人生活補助和醫療補助,不符合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0部門以國衛疾控發(2016) 2號印發的《關於加強農民工塵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見》。

7.深圳市政府執法部門多次騷擾,非法扣留支援我們的社會人士。在1月8號和3月20號,深圳市把一直支持我們的楊鄭君、柯成兵、危志立進行刑事拘留,至今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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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遲遲未發,維權人士被關 桑植塵肺工人再到縣政府抗議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501/ Thu, 11 Apr 2019 10:01:0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501 繼續閱讀 補償遲遲未發,維權人士被關 桑植塵肺工人再到縣政府抗議 ]]>

  多年前於深圳打工,但因惡劣的職業安全條件而患上塵肺病的湖南工人,過去近10年持續就著賠償問題,到湖南和深圳政府上訪,要求政府承擔他們的生活和醫療開支。直至2018年12月,塵肺病工人與政府達成初步共識,深圳政府會安排3億元人民幣賠償金轉至湖南政府發放,但是湖南政府卻一直未有依從協議執行相關安排,令工人再於2019年1月初到深圳維權,但被政府清場告終。

  3月27日,湖南桑植縣的塵肺病工人眼見關注他們抗爭的《新生代》主編楊鄭君,和編輯危志立、柯成兵,先後被深圳公安拘捕,而湖南政府又遲遲未有發放協定的生活費和賠償金,因此打算再到深圳維權,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捕的《新生代》3子,和按協議發放賠償金。可是行動於當日被地方政府派特警阻止,又承諾於10天內給予回覆。

  4月9日,當地政府於10天內給出回覆的限期早已屆滿,但政府仍未向塵肺病工人交出任何方案,深圳市轉至湖南政府的3億元賠償金更是從未發放予工人,因此桑植縣塵肺病工人到縣政府抗議,要求縣政府交代賠償方案,但不獲回應,工人只好於縣政府辦公室徹夜留宿。惟直至4月11日,政府仍未就相關賠償的執行給出任何交代。

  政府的拖延,針對關注事件人士的打壓,不會令塵肺工人的維權停止。湖南、深圳兩地的政府必須要交代執行協議的方案,按協商條件支付工人醫療和生活開支,而不是一再耍手段拖延,激化工人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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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
大兔:因為看不得世間不公,我們再次被高牆分隔 (轉載)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95/ Sun, 07 Apr 2019 16:10:1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95 繼續閱讀 大兔:因為看不得世間不公,我們再次被高牆分隔 (轉載) ]]> 編按:這是遲來的轉載,危志立身陷獄中,女權行動者、危的妻子鄭楚然所寫的文章。有這麼一篇,編也就再沒什麼好按的,就此打住。

也許它會被遮罩,也許它會被刪掉,但是我依然想盡最大的努力,讓這個世界知道危志立的故事,不要讓人忘記他。

危志立追我追了好長一段時間,好不容易追到手之後,他卻沖我生了一次氣。

那是一個夏天的夜晚,當時還是朋克青年的我和他手牽手抽著煙逛工業區。抽完之後,我腦子也不知道咋想的,隨手就把煙頭往地上一扔。

危志立臉上的笑容不見了,驚訝地看著我,眼睛瞪得老大,說:「你怎麼可以這樣!環衛工很辛苦的!」

儘管他說得不是很大聲,我還是感受到他十二萬分的不爽。我還沒有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他已經彎下腰撿起被地上污水浸濕的煙頭,走過馬路把它扔到垃圾桶裡。

被他喊過「女神」的我在那一刻羞愧得想砍掉自己的手。從那天開始到現在,我再也沒有隨手扔過垃圾,也天天阻止別人隨手扔垃圾。

那一年是 2013 年,到現在我和他已經相戀 6 年了。

我們的結婚照,是在我家中搭了個棚,請朋友來 ISLET 拍的,他穿著黑裙子。
我們的結婚照,是在我家中搭了個棚,請朋友來 ISLET 拍的,他穿著黑裙子

一個特別的愛情故事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愛情故事。它包含了一個懟天懟地的女權主義者、一個溫柔得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他吵架的工人權益維護者的成長經歷。它包含了兩次刑事拘留,包含了一群人的生離死別,包含了周星馳式的無厘頭幽默,包含了社會運動者們的友誼和智慧。

第一次見到危志立本人是在 2013 年,他當時在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工作。那天危志立穿著一件洗得泛白甚至有一個破洞的 T 恤,踢著拖鞋,一頭長得可以紮起來的卷髮用發箍隨意地壓在天靈蓋上。一米八的身高,手長腿長,臉長得像一條龍,額高眼大。不算邋遢,但這種打扮似乎有點浪費了那麼好看的皮囊。

6 年之後,當他因為幫助塵肺病工人追討賠償而被深圳警方刑事拘留的時候,一些工友在朋友圈回憶他時總會提到:「他穿得破破爛爛的,工友們每次見了都想給他打錢買衣服。」

北外版《陰道說》上演遭主流社會嘲諷的時候,小危響應女權行動者的號召,拍的聲援照
北外版《陰道說》上演遭主流社會嘲諷的時候,小危響應女權行動者的號召,拍的聲援照

其實危志立家庭條件還沒有窮到連像樣的衣服都買不起。他母親是一名工人,在碼頭做文職,一做就是 30 年。父親的職業生涯略有點顛簸,做過工人,開過計程車,當過精神病院護士。這個小小的家庭經濟條件算是清貧,所以危志立從小就沒有多少物質上的追求,節儉簡單。壽司刺身之類的新潮食品,在大學畢業之前都不怎麼吃過。

但是這對工人父母努力地給他提供最好的精神教育,他們從不吝嗇於給他買書。他們要求他在書中尋找人生的意義。當小朋友們還在歡樂天地買代幣玩遊戲機的時候,他就在看《紅與黑》、《悲慘世界》。中學的時候他不經意看到《資本論》,覺得很有趣,但是那大部頭死貴死貴,危媽媽就給他買了簡裝版,他看完之後,就在中學的圖書館翻出磚頭厚的全譯本活生生地啃完。他什麼書都看,在書中他學會了什麼叫剝削,什麼是社會結構,什麼是自由民主,什麼叫關懷底層。

我經常想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就是不肯,他說不喜歡西裝革履
我經常想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就是不肯,他說不喜歡西裝革履

危志立的外公解放前是一個碼頭苦力,解放後就成為了一個碼頭搬運工,還獲得過政府頒發的勞模稱號。碼頭苦力活重,工人們多是互相照應的好兄弟。

危志立從小就在碼頭長大,看到因為幹體力活而落得一身病的工人叔叔伯伯,腰椎間盤突出讓他們痛得連痛苦的表情都做不出來。但同時,他也看見他們之間真誠的交往方式,如對待親人般地在苦活之中互相扶持,你幫我多搬一袋貨,我幫你預留一碗飯。儘管危志立自己沒有做過多少重活,但工人們的狀態已經長成了他一條血管,連通他的心臟。

我從小也沒有吃過多少苦,家庭勉強小康。在認識危志立之前,我很少接觸工人議題。但是他就天天在我耳邊,把我們路上見到的各個工種的工人的生存狀態都說了遍,讓我不得不有了更加多思考:為什麼環衛工、建築工們那麼勤奮,卻總是那麼窮?不是因為懶也不是因為笨,而是這個社會出現了結構性的問題,這些問題讓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窮苦的人越來越窮困。

年輕的工人也許還有更多機會謀生,但是上了年紀的大姐大哥們就只能做最髒最累的活兒。儘管我們都在謳歌環衛工等等職業是城市美容師,但是這些城市美容師住在城中村黑黝黝的房子裡,腰拉傷了沒有醫保的就只能貼點藥膏,第二天繼續4點起床出去掃大街。

這些我很少考慮的事情,危志立逼我去思考。如果他不是我男朋友,我可能已經往他臉上踩一腳讓他安靜別吵了。但是他就是這樣執著,一天給我講三個案例,耐性長得像拉伸了兩米的口香糖一樣死都不斷,終於我也成為了一個關注工人權益的女權主義者。我想他也是這樣用唐僧一般的耐心來做其他工人教育的吧。

一個很純粹很簡單的 boy

就像很多人會來問我是怎樣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一樣,我也會問他是怎樣開始關注工人權益的。他的這個故事依然很簡單,甚至有點順理成章。

那一年他 20 歲。

像危志立這種從小就同情弱勢的人,從成年開始就有定期獻血的習慣。他在學校的獻血站排隊等獻血時,隨手翻開了宣傳欄上一個小冊子。

那是一個宣傳職業健康安全的小冊子,這一期介紹的,正是塵肺病建築工人的悲慘狀況。

廣東深圳的地質以輕度風化花崗岩為主,質地堅硬。作業時,地表之下的花崗岩碎成粉末,沉積在地洞裡風鑽工人的肺部。吸入大量粉塵而導致肺部碳化的風鑽工,每一次呼吸都痛徹心扉。而塵肺病是一種絕症,患者只能不停咳出黑痰,看著家中幼小孩子和年邁父母,一天比一天更虛弱地等死。

「那個黑色蜂窩狀的肺,讓我恐懼。那個老人抱著小孩哭的照片,簡直讓我像得了塵肺病一樣有那麼幾秒沒有辦法呼吸。」危志立回憶起那個瞬間,用手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小危的一個朋友圈。圖中王大哥已經逝世,就在去年大年三十的前兩天。
小危的一個朋友圈。圖中王大哥已經逝世,就在去年大年三十的前兩天。

那次獻血就像命運往他背上踹了一腳,把他從圖書館直接踹出了校園。危志立在廣州大學新聞系讀書的四年來,蹺課無數。他的大學室友 Ken 回憶說:「那時候全世界都蹺課回宿舍打遊戲,而他這個怪胎就蹺課去中山大學聽講座。」

在中大,他認識了社會學一些老師和學生。大四那一年,他跟隨社會學界大咖學者潘毅的調研團隊,一起去了各省調研塵肺病工人的生存狀況。潘毅是他的偶像,年輕學者帶著底層關懷進入工廠做調研的激情,與他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急切不謀而合。我不知道他在調研的時候看到的景象是怎樣的,但是我知道,參與調研之後,他想都沒有想就走上了服務工人的職業生涯,至今從來沒有回頭看過一眼。

和他在一起 6 年,我夠膽說很瞭解他吧。至少我能理解,他為什麼會別人的權利而把自己心肝眼兒全部都掏出來説明別人。

他雖然是內心溫柔的人,但其實他很純粹,甚至很固執。一個名叫 FIFA 的單機足球遊戲他玩了 5 年,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他從頭到尾翻了 10 次。中學的時候打街頭籃球,為了練習那些優雅的籃球動作,他一下課就會跑去任何一個空地練習,對著鏡子練習,有時候沒有帶籃球,他也模擬自己在插花和過人。他的好朋友小填說,危志立老是吹噓自己練習籃球的時候,「一個月可以穿壞一雙回力」。

這個固執的 boy 一旦認準了自己人生的意義是要幫助弱勢的工人拿回自己應得的權利之後,他就不會退縮的,我也一樣。同樣是社會活動者的我,從小沒有遭遇過什麼性別不公的狀況,但是正義和公平是我的絕對追求,我眼裡看不得別人遭遇不公平。

別人評價我和小危「一身俠氣」,這個評價不算誇張。我們都是在 90 年代《仙俠》文化中長大的孩子,出身並不富裕但是總算不愁吃穿。從小我們受到媒體和學校的教育,是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遇到不公義,我們必須站出來幫忙發聲,不然我們沒法成為理想的自己。

也許我們探索人生意義的方式和很多同齡人不一樣,人生的意義不僅僅是自己安樂享福,也不僅僅是闔家安康,更重要的是用自己有限的能量來撬動這個大大的世界,改變不平等的現象,讓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都能不受壓迫地活著。

我的確做到過以微小個人之力改變大命運的事情:2012 年的時候我們用行為藝術的方式呼籲最高法院免除一位受暴婦女的死罪,我們用紗布把自己包裹得如同受家暴的婦女,到全國 8 個城市的法院門前靜默抗議。事件經過媒體報導之後形成了很強大的輿論,最後這位受暴婦女得以免死。

我和危志立就這樣一直互相勉勵,用自己每天做出的小改變來擦除對方因為行動帶來的恐懼感。在我們的關係中,愛情也許比逛街吃飯、激情性欲、柴米油鹽要往前一點點,這一點點的社會責任感讓我們牽著的手從來沒有鬆開過。

我們第一次約會:為反性侵宣導拍照
我們第一次約會:為反性侵宣導拍照

幫助塵肺工人,他被刑拘了

危志立在畢業之後,馬上到了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工作。中心無奈被關停之後,危志立開始做回他大學專業相關的事情:在工人資訊自媒體平台《新生代》做編輯。

他文風清奇,最喜歡用港產片配圖來編輯一些工人生活、工作相關的文章。因為他們比較傾向於用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框架來看待勞資問題,所以大家輪流用的筆名都姓馬。他最喜歡用的那個筆名,叫「馬小玲」,其實是港劇《我和殭屍有個約會》裡面驅鬼俠女的名字 — 他不是一個外人想像中那樣喜歡喊口號、豎大旗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能夠用工友愛看的方式來寫文章的、有趣的社會工作者。

我看他們的東西不多,但是常常喜歡看他那個《婦女週報》的欄目。在那個欄目裡,他們經常討論一些屬於女工人的議題:月經假、職場性騷擾、孕婦工人權益、家庭暴力、母親負擔等等。我知道工友們都很喜歡看他寫的東西,也更喜歡和他交談玩鬧。

有時候他出去見一些以前認識的工友朋友,總有一些大姐說他那麼瘦,疼愛地塞給他一些水果、點心,一定要他帶回來和家人一起吃,補補營養。有一次我腹瀉躺在家中半死不活,他出去見在超市打工的工友大姐,大姐送了一支藥給他,叮囑了半天使用方法,讓他回來給我吃。

這是小危在手牽手工友活動室的工作照
這是小危在手牽手工友活動室的工作照

如果不是用心待人,我相信也不會有那麼多工友關心他的日常生活,在意他家人的健康狀況。

後來,湖南的塵肺病工友繼續去深圳維權了。塵肺病工人這個議題可能是他心裡最隱隱作痛的部分了吧。他知道去幫助他們是危險的,因為員警都使用暴力對待這些工人了,而搞勞工援助的很多工作者都被陸續抓走。但是,他不能光看著這一切發生和消逝啊。

他對我說:「無論如何,我不能不幫。」

一條村裡幾乎所有人都來深圳做風鑽工人,職安健設施太糟糕了,有的人只能把一個口罩天天洗了再戴回地洞裡工作。而粉塵就這樣腐蝕了他們的肺。一開始他們不知道什麼回事,醫院也把他們當成肺結核來醫治。後來,這群工人大部分都患上了這個怪病。

他們為深圳建造大樓,卻因此賠上了自己的健康。他們去討要賠償,卻總是有一些人不給他們開診斷書,也不讓他們確認勞動關係。他們一邊咳嗽咳出黑痰,一邊在自己建設的混凝土森林裡討要賠償。

危志立很少哭,但是他跟我說一位工友的家庭現狀的時候,他哭了。那位工友已經因為塵肺病死去了,死的時候很痛苦,窒息狀。他的哥哥也因為塵肺病死去了,他的弟弟也因為塵肺病死去了。現在全家只剩下 80 多歲的母親,和患上了塵肺病的最小的弟弟。弟弟身體狀況一天不如一天,老母親只能在旁邊看著。洗肺什麼的,只對一些人有效,而這位弟弟,已經無法通過洗肺來緩解痛苦了。

危志立外公過世的時候,幫忙料理後事的他沒有哭;我因為反性騷擾被刑拘的時候,幫忙安慰我父母的他沒有哭;打籃球摔斷手他沒有哭;只有在這次,我看見他哭了。

當然他知道哭和同情是沒有用的,於是不停地在「新生代」這個平臺上發佈工友的狀況,更新他們維權的內容。文章被刪了,他就重新發,每一個字是是從工友的血汗中提煉出來的。

1 月份的時候,他的同事楊鄭君(包子)因為幫助塵肺病工友而被員警刑拘了。我很擔心,幾次想開口對危志立說不要再發了,要不然放棄吧。但是我又說不出口,工友確實是很慘,從現場發來的消息看到,他們不僅自己被控制,有的家屬甚至孕婦,都有被推搡的情況。老弱病孕,那是一個多麼淒涼的場景啊。

我怎麼好意思叫自己的丈夫不要再去幫助他們?但是我害怕啊,我害怕他像我一樣因為做了政府不喜歡的事情而被刑拘。看守所的生活是艱難的,我不希望我愛的人遭遇我曾經經歷的艱難。

他其實也害怕,我想沒有人不害怕離開家人、喪失自由和蹲號子吧。於是我倆只好翻出我們經常互相勉勵的一句話:「我怕得腳都抖了,但難道不做嗎。」

3 月 20 日淩晨,危志立在廣州家中被員警帶走了。他失蹤了 5 天我和他父母都沒有他的消息,也沒有收到任何拘留通知書等檔。我一邊哭,一邊跑了三個公安局,兩個派出所。我上訪,我打 12389,我打110報失蹤,我打 12345 投訴。我發微博被轉 6,000 次,我安慰他爸爸媽媽,也安慰我爸爸媽媽,我咳嗽咳出血,我失眠,我很餓但是沒有胃口,同時我又拉肚子。睡十來分鐘就開始醒,拿起手機看看有沒有新的消息。很困,但是無法重新入眠;很乏,但是無法躺下來休息。你愛的人憑空消失了,強權還不肯告訴你他的下落,這和硬生生把一本愛情小說從中間撕開,有什麼區別?

也許是網友的關注和我的投訴有效,3 月 26 日,當我一邊咳嗽,一遍爬上深圳市公安路那座大山上,打算全深圳逐個看守所都問一遍也要把人刮出來的時候,員警給我打來電話,告知我,危志立因為涉嫌尋釁滋事,被深圳坪山公安刑事拘留在第二看守所。

員警說,拘留通知書我們寄出去了,但你們為啥沒收到我就不知道了。

我從來沒有試過因為收到拘留通知電話而那麼開心過 — 至少我知道他是正規被捕,而不是被用什麼手段失蹤之後虐待。我馬上請了律師,申請了會見。員警告訴律師,這是一個敏感案件,只能預約後 48 小時才能會見。

我又開始坐立不安,因為楊鄭君一直都沒被允許見律師。所幸的是,28 號,律師告訴我,「很幸運,我差一點就沒法見到危志立了。」

原來,辦案單位有時候會用各種理由阻止律師會見當事人,比如在律師會見的時候提審當事人,或者乾脆不允許預約。所以我們律師滿臉笑容地慶倖危志立太幸運了。他說,危志立已經被剃掉了那頭小卷髮,換上了看守所統一的灰衣服,但是精神健康狀態都還好。他確認了因為幫塵肺病工人維權的事情,楊鄭君、危志立和柯成兵三個「新生代」的自媒體編輯都被關押在第二看守所。

危志立對律師說,他還沒有被刑訊逼供,只是員警老罵他,罵他不孝順父母,罵他被工人利用了。我想起員警抓走危志立那天,員警對危志立的媽媽說:「你兒子,名校畢業,好端端的卻不買房,不生孩子,每天就不務正業,我們要帶回去教育教育!」

「要肯幫助弱小,路見不平,站起來反抗。」這些是主流社會在我們小時候一直教導的意識形態,是一直被褒獎的行俠仗義行為。可是,當我們長大了,真的要去幫助人的時候,他們就害怕了,把助人抹黑成被利用,把 NGO 工作者造謠成不務正業。

而被他們幫助過的塵肺病工友得知他們被捕的消息,有的當場失聲痛哭。他們立即嘗試南下深圳為三人討個說法,卻被湖南警方控制,無法像自由人一樣到自己想到的地方去。

因為幫助塵肺病工人而被抓走的這三位男生,在主流社會眼裡可能是真的不務正業,在工友眼中卻是最善良的有心人。不買房不生孩子都成為罪狀的當下,他們助人的行為可以被尋釁滋事這個口袋罪囊括其中,也是讓人又生氣又想笑。

笑我們太善良純粹,笑我們看不得別人受苦。笑我們希望解決問題,但是卻成為了需要被解決的人。

* 如果您關注危志立等新生代編輯被刑拘事件,或者同情塵肺病工人的遭遇,我懇請您幫忙做以下任何一件事:

1. 請您幫忙轉發這篇文章。發給您的朋友,發到您的群組,發在您的社交媒體上。我急切地希望您幫忙把這篇文章傳播給至少 10 個人。

2. 請你加大兔的新號,二維碼如下。我將會拉您進微信群,一起尋找小危。大兔用了 7 年的微信號因為小危的事情而被炸了,現在只能收資訊不能回復。而新號朋友圈也被遮罩了。

3. 請您寄明信片到看守所給危志立,並且拍照發到您個人社交平臺上(可自行打碼)。請你把照片也發給大兔或者微信群裡。如果想委託大家幫忙寄,也可以聯繫大兔。

郵寄地址:深圳市福田區上梅林公安街第二看守所 0212 倉 危志立收。

4. 讓我們發揮創意,把小危畫出來吧!請您畫一張小危的畫像,配上您的寄語,並且拍照發到您個人社交平臺上。請你也發給大兔或者微信群裡。或者投到此郵箱:xiaoweicomeback@protonmail.com

也許它會被遮罩,也許它會被刪掉,但是我依然想盡最大的努力,讓這個世界知道危志立的故事,不要讓人忘記他。我將會繼續不停地寫我和小危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歡。

歡迎通過以下方式關注危志立事件進展:

Facebook:釋放勞權維護者危志立/Free Chinese Labor Activist Weizhili
推特:@FreeWeiZhili

原文刊於: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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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5
轉載消息:【律師會見危志立遭刁難 門衛不許妻子拿存款收據】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82/ Thu, 04 Apr 2019 08:42:06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82 繼續閱讀 轉載消息:【律師會見危志立遭刁難 門衛不許妻子拿存款收據】 ]]>

來自:釋放勞權維護者危志立

2019年4月4日上午9點,本來已經網上預約本日會見危志立的范標文律師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會見遭拒。辦案警察表示網上預約不算數,必須律師本人前來看守所現場申請預約,48小時後才能會見。范律師表示,以往案件都不需要這種操作,這次是警察故意給律師設置障礙,拖延甚至阻止律師會見當事人危志立。警察口頭應允範律師,下週一可以前來會見。范律師擔憂,下週一警察又會以其他理由阻撓合法會見。

同時,危志立妻子、中國知名女權行動者鄭楚然按照看守所網上存款指示到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取存款收據,被門衛告知「沒有這回事」。鄭楚然表示網上規則寫得清楚明白,門衛不允許是違規行為,要求門衛出示證件以作投訴之用。門衛很緊張地捂住胸口號牌不給看。

鄭楚然質問:如果你的回答是根據規則正常事實,怕什麼被我知道你的工號?門衛態度較凶,鄭楚然只好記下另一個值班保安工號:41742。危志立被捕事件得到國內外網友廣泛關注,逾百名來自北京,廣東,上海,湖北,紐約,倫敦等城市的國內外網友向第二看守所寄出明信片,其中包括知名學者艾曉明,張雪忠,王政等人。

危志立是工人咨詢平台新生代編輯,因幫助湖南塵肺病工人追討賠償,他和另外兩名新生代編輯楊鄭君、柯成兵均被深圳公安刑事拘留於第二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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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2
【紅氣球翻譯】一群學者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要求釋放被捕勞權人士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81/ Thu, 04 Apr 2019 08:41:26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81 繼續閱讀 【紅氣球翻譯】一群學者致中國政府的公開信:要求釋放被捕勞權人士 ]]>

身為中國及勞工研究的學者,我們已從事中國公民社會及勞資關係研究多年。勞工NGO,也就如那些在這波鎮壓中受到影響的組織,一直是我們的研究重點。我們一直在紀錄和探討這些組織在中國社會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這些組織依法營運,肩負起教育和服務工人的使命,也從工人身上學習和奮力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他們確實對改善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英文原文: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77.html

聯署連結:
https://forms.gle/gdXdKYxDQU7CHsuMA

近年,中國政府持續打壓公民社會。自2015年起,數以百計的人權律師、女權主義者及勞權人士被騷擾、拘留和判監。2018年,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爭取自組工會的呼聲得到來自精英學府的左翼學生的支持。根據媒體報道,現時有30人被拘留,當中包括佳士科技工人及他們的學生支持者等。事件引起了廣泛的國際關注。

然而,傳媒卻未有太多報道中國政府對華南地區的勞工非政府組織 (NGO) 的打壓政策。儘管這些組織未有參與佳士工潮,它們也同樣遭到打壓。在深圳打工者中心兩名工作人員被捕之後,官方媒體新華社在2018年8月24日作出虛假報道,誣衊打工者中心煽動佳士工人罷工。在2019年1月的新一輪拘捕中,再有五名分別來自深圳新工億、深圳春風勞動爭議服務部及一間勞權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人員被捕。另外,還有三名網上媒體《新生代》的工作人員在2019年1月至3月期間被拘留。我們預計當局在不久的將來會作出更多的拘捕 。

身為中國及勞工研究的學者,我們已從事中國公民社會及勞資關係研究多年。勞工NGO,也就如那些在這波鎮壓中受到影響的組織,一直是我們的研究重點。我們一直在紀錄和探討這些組織在中國社會發展中所擔當的角色。這些組織依法營運,肩負起教育和服務工人的使命,也從工人身上學習和奮力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他們確實對改善農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廣義來說,這些勞工組織的存在也在支援中國政府的重點政策目標,例如滅貧。

我們認為中國勞工NGO的工作獲得的應該是最崇高的尊重而並非無止境的打壓。這些草根組織因為極其有限的資源,只能支付員工微薄的薪水。它們並非為了牟利而存在,而是為了服務社會的弱勢群眾,以至於整個社會。有些組織的領袖或者員工是工人出身,他們投身NGO,是為了幫助其他前線工人免受於他們曾經經歷過的苦難;另外一些工作者則是一些受過教育的年輕人,為了服務他人和讓自己的國家能在一個公正和平等的軌道上發展,而不惜放棄可能的財富和舒適的生活。他們正正是中國發展的希望。

中國政府自2001年加入世貿以來一直就社會問題徵詢公民社會的意見和與它們合作。不過,這情況似乎已經不復存在。公民社會現時除了維持低限度的服務之外就不能涉足其他工作。這是一個政策上的自我倒退。長遠而言,中國政府對公民社會所採取的脅迫性的政策只會加劇社會矛盾和破壞它所一直追求的社會和諧發展。

出於與被拘留人士的團結和對相關政策轉變的憂慮,我們謹此呼籲中國政府:

  1. 釋放被捕的付常國、吳貴軍、張治儒、何遠程、簡輝、宋佳慧、楊鄭君(包子)、危志立、柯成兵及其他勞工NGO工作人員。
  2. 在他們被拘留期間,允許家屬及律師依法進行探訪。
  3. 停止對其他公民社會人士的打壓及創建更民主及開放的社會環境。

聯署人 (排名先後按姓名的英文字母,更新於201942)

澳洲國立大學政治及社會發展系 陳佩華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陳敬慈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陳慧玲

美國南加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Manfred Elfstrom

澳洲國立大學政治及社會發展系 Ivan Franceschini

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發展系 Jude Howell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勞工及僱傭關係學院 許少英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 李靜君

英國諾定咸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院  李駿怡

瑞典隆德大學東亞及東南亞研究中心 Nicholas Loubere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發展研究系 Tim Pringle

香港大學社會學系 潘毅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邱林川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蕭裕均

美國科羅拉多學院政治科學系 Christian Sorace

澳洲國立大學政治及社會發展系 Jonathan U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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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1
An open letter from scholars to the Chinese authority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the arrested labour NGOs workers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77/ Thu, 04 Apr 2019 06:50:4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77 繼續閱讀 An open letter from scholars to the Chinese authority demanding the release of the arrested labour NGOs workers ]]>

As China and labour studies scholars, we have been researching civil society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Labour NGOs like the ones affected in this round of repression have been an important focus of our research. We have documented and debated the role that such organizations have played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se groups have operated within the law and striven to educate, serve, learn from and defend workers’ legal rights. Indeed, their efforts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improving the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More broadly, the programming of labour NGOs has supported key policy objectives such as eradicating poverty.

Petition Link: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3fk0OtjEgKKDqCnD9oxdq_ae4_XpcihNZfTDVlpJCcCe1A/viewfor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expanded its crackdown on civil society. Since 2015, hundreds of human rights lawyers, feminists, and labour activists have been harassed, detained and sentenced to prison sentences. In 2018, workers’ demands to unionize at the Shenzhen Jasic Technology Company drew the backing of left-wing students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According to media reports, 30 people, including the Jasic workers themselves, their student supporters, and others have been detained in a widening net. This case has rightly drawn international concern.

Less reported however has been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f extending the repression to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labou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South China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were involved in the Jasic dispute. Following the arrest of two members of a Shenzhen group known as the Dagongzhe Workers Center, the official Xinhua News Agency issued an erroneous report on August 24, 2018, accusing Dagongzhe of instigating a strike at Jasic. In January 2019, a further round of detentions involved five staff members from the Shenzhen Xin Gongyi (Shenzhen New Justice), Shenzhen Chunfeng Labor Disputes Services Center as well as a labour rights law firm. Three staff of an online workers’ rights advocacy website ‘I-labour’ were detained between January and March 2019. It is possible more will be pulled in by authorities soon.

As China and labour studies scholars, we have been researching civil society and labour relations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Labour NGOs like the ones affected in this round of repression have been an important focus of our research. We have documented and debated the role that such organizations have played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These groups have operated within the law and striven to educate, serve, learn from and defend workers’ legal rights. Indeed, their efforts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improving the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More broadly, the programming of labour NGOs has supported key policy objectives such as eradicating poverty.

Rather than repression, we hold that the work of Chinese labour NGOs should command the utmost respect. Given their meagre resource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can only provide a low level of pay to their employees. They do not act for their own material gain but to serve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wider society in general. Some of their leaders and staff are former workers themselves who joined NGOs to help others avoid the hardships they faced as frontline workers. Others are educated young people who have made the choice to sacrifice a potentially prosperous future in order to serve others and contribute to the just and equi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se are precisely the sort of people who offer hope for China’s future.

Since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sation in 200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ached out to civil society for advice and partnership on pressing problems. But this approach seems to have been largely abandoned especially regarding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engaged in anything more than providing minimal service provision. This is a self-defeating change in policy. In the long run, the coercive measures currently being deployed will serve to deepen social conflict and hamper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that the government seeks to achiev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detainees and out of concern for the change of policy direction in China, we hereby advi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 Release the arrested Fu Changguo, Wu Guijun, Zhang Zhiru, He Yuan Cheng, Jian Hui, Song Jia Hui, Yang Zhengjun (Baozi), Wei Zhili, Ke Chengbing and other arrested labour NGOs staff
2) While they remain in detention, allow family members and lawyers to visit as stipulated by the law  
3) Stop the repression of activists in different sectors and create conditions for a more democratic and open society


Signees (In alphabetical order; to be updated, as of 4 April 2019):

Gilbert Achcar,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Nathan Attrill, Craw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Tat Chor Au-Yeung

Amanda Ba, Visual arts, Columbia University

Andreas Bieler,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David Brophy,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Sydney

Anita Cha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hris Ch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enny Chan,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ammy Chiu,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Caritas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Fei Lik Chung

Manfred Elfstro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tephan Feuchtwang,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eta Hong Fincher, Author and Sociologist

Floyd,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van Franceschini,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li Friedma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bor, Cornell University

Chloe Froissart,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é Rennes 2

Daniel Fuchs,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Yunbing 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ude Howell,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Elaine Hui, School of Labor & Employment Relations, Penn State University

Saukuen Hui

Tomoaki ISHII, School of Commerce, Meiji University

Gosia Jakimow,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rham University

Rebecca Karl, Department of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Ching Kwan Le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hun-Yi Le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Kim Le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s, Community College of CityU

Jens Lerche,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Jake Lin, Institute of Global Studies,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icholas Loubere,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und University

Simon Sihang Luo,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Indiana University

Thomas Marois,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rew Newsham,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Ian Parker,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Andrea Enrico Pia, Department if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Tim Pringle,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Pun Nga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ack Qiu,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ark Selden,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Kaxton Siu,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lvin Y So,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rothy J. Soling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Jon Douglas Solomon, Institute of Transtextual and Trans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yon

Christian Sorac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orado College

Sarah Swid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

Jonathan Ung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Ya Fang Wang

Shan Windscript, School of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Yoshihiko Yamamoto, Economic History Society

Jessica Yeung, Centre for Cultural, Literary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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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7
全球工運團結一致 要求釋放被捕中國工運人士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73/ Tue, 02 Apr 2019 04:01:03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73 繼續閱讀 全球工運團結一致 要求釋放被捕中國工運人士 ]]> 轉載至職工盟

        自2018年8月的佳士事件至今,中國政府針對工人運動展開了一連串的打壓。組織者、維權人士、社工機構職員和學生工運支持者,都先後被當局拘捕,並打算以不同的罪名控告這些被捕的工運人士。因此,職工盟聯同全球化監察,於網上平台LabourStart發起了聯署,而職工盟亦於2019年3月25日至31日,發動了全球行動週,號召了全球不同國家的友好團體和工會,在當地的中國大使館抗議,或發電郵至總理郵箱,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所有被捕的工運人士。

  3月21日,在葡萄牙波圖的碼頭工人工會於全球行動週開始前,率先響應發起行動,約30名碼頭工人發起抗議,要求中國政府釋放被捕的勞權人士,又拍下聲援照片,表達對被捕人士的支持。

  3月26日,職工盟聯同社民連及一眾香港勞工團體,約20人於西區警署遊行至中聯辦抗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被捕勞權人士。示威人士指中國政府以社會主義立國,所作所為卻背棄了左翼思想,以高壓、獨裁、官商勾結的統治方式,將工人運動和獨立工會於中國境內扼殺。因此抗議人士除了要求釋放被捕的勞權人士外,亦要求中國政府立即修改違背國際勞工公約有關結社自由規定的《工會法》和相關打壓組織權和罷工權的法律。

  3月26日,韓國民主勞總(KCTU)響應號召發起行動,有約15名的KCTU成員在首爾中國領事館門外集會。KCTU認為事件是中國政府對結社自由和組織權的嚴重打壓,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被捕的勞權人士。韓國警方安排了大批警力嚴陣以待,又在示威人士和傳媒間排人牆,令他們無法展示示威品。

  3月28日,菲律賓總工會SENTRO,於中國大示館外發起行動抗議,聲援被捕的中國勞權人士。SENTRO在行動後接受訪問時,強調中國近年透過人臉識別和大數據系統,無孔不入地監控中國公民的一舉一動,令勞工運動等社會運動被受打壓。另外,SENTRO總幹事Josua直斥中國作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成員國之一,卻一直未有尊重工人權益和履行應有責任的行為可恥,認為中國政府應該辭去理事會成員國的身分。

        3月29日,荷蘭乾淨衫運動成員在他們的辦公室拍聲援照,支持中國的工人運動和要求釋放被捕人士。另外東亞乾淨衫運動的成員亦有響應呼籲,發信至總理李克強的郵箱,要求釋放被捕的勞權人士。

  截至4月1日,職工盟在LabourStart發起的網上聯署有8121名人士聯署,要求中國立即釋放被捕勞權人士和尊重工人的基本結社自由和組織權。

  在全球各個團體的聲討下,中國政府必須立即回應我們的訴求,停止打壓工人運動,釋放被捕人士和尊重工人基本的勞工權利,而不是以打壓來回應工人對現狀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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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3
一個裁縫的工運:印度科澤科德女性零散工的曙光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62/ Thu, 28 Mar 2019 09:00:22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62 51歲的Viji Penkoottu居住於科澤科德,一個位於喀拉拉邦的沿海城市。每天早上,Viji都會回到她那位於市中心的裁縫小店,開展一天忙碌的裁縫工作。除了連綿不絕的縫紉和剪裁工作之外,最令Viji牽掛的就是當地女性零散工所面臨的困境。由Viji所成立的女性工會在過去數年不斷挑戰着喀拉拉邦以男性為主的左翼工人階級價值、持續地撼動當地的舊有社會秩序,為的就是爭取女性零散工在職場上的權益得到基本保障。

Viji並不單是一個普通的工運投身者--在2018年,她被BBC選為全球最有啟發性及影響力的100位女性的其中之一。然而,這來自國外的榮譽並沒有影響她的日常生活; 她仍然每天風雨不改地在她的小店中工作。「在被BBC報導過後,我經常收到不同院校既中學的演說及講座邀請。很多機構會邀請我去不同的活動–我變得更忙碌了。」工作本來就屬於零散工中的Viji如是說,「這些參與會帶來實際的收入嗎? Illa, valiya upahrangal, ithokee ede konda vekkana?. (除了有力地鼓舞人心、讓人明白我的主張之外,一切的活動和演講不會的帶來收入的。我獲得了很多紀念章之類的物品,但我應該把這些東西安放在哪兒?)」

VIJI PENKOOTTU

Viji和她的丈夫以及兩個孩子住在一間租來的小房子–這是她婚後租過的第四間房子。在成名之後,Viji從不同的活動中帶回了不同的獎牌、勳章,可是家中卻無處安放及陳列這些訴說她成就的紀念品。「這個城市中依然有很多無家可歸的人,而我只是其中一份子。我很確信,所有人都有家可歸的一天終會出現,那一天到臨的時候,我也終究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居所。」 Viji如是說。然而,獲得BBC的表揚依然有其用處。Viji不忘補充說,因為BBC的表揚而帶來的關注度,讓她能更有效地把零散工所面對的苦況呈現出來。

1957年適逢印度獨立十年,其時共產黨在當地當選成為執政黨。獲得執政權的共產黨在喀拉拉邦迅速引入了土地改革,並在教育及公共衛生方面落實了革命性的改變。於此同時,共產黨亦制定了不論在工業職場或在農業中均對勞工友善的勞工政策。然而兩性平等在當時的改革中並沒有受到左翼的重視– 兩性同薪同酬、職場同等待遇等議題並沒成為政府認為要首先處理的議題。

VIJI PENKOOTTU WITH A WOMEN’S COLLECTIVE IN HER NATIVE VILLAGE PALAZH, NEAR CALICUT, KERALAViji (Photo: Kamalram Sajeev)

而當地女性零散工所面對的困境,則成為了纏繞喀拉拉邦這個深受左翼思維影響的社群的陰霾。在共產黨引入了上述的大幅度改革的六十年後,受雇於紡織展廳的女性依然無法享有在工作時坐下的權利-- 她們在工作時沒有能夠坐下來休息的時段。更令人憤怒的是,這些女工被禁止使用洗手間,而她們往往需要在長達八至十二小時的工作中無間斷站立。這種苛刻的待遇逼使女工們只能在工作時段避免喝水。在捱過了種種惡劣的工作環境後,這些女工在離開職位候還需要面對各式各樣因為工作而衍生的困難:不少女工因為工作累積了身體勞損,而為了治病,她們只能花上大量時間在政府門診外排隊。

女工所面對的種種苛刻待遇推動了Viji發展出雙線的女工運動:Viji先發起了Motthrappura Samaram,旨在爭取使用洗手間權利;緊接其後的是Irikkal Samaram,旨在爭取在工作時間坐下休息的權利。Viji及其夥伴在2009年時成立了一個名為Penkoottu的平台。而Penkoottuu在成立之時,已經和另一個由當地運動領袖Ajitha所成立的女權組織Anweishi緊密合作。

Viji連同Penkoottu所提出有關零散工的倡議之後則慢慢在工會之間成為主流,在這個工會主義根深蒂固的地方,Viji的倡議逼使喀拉拉邦這個一向忽略女性勞工權益的社會開始關注並重視女性零散工的權益。五年過去,在運動看似只能持續膠着的時候,這群女工的命運迎來一線曙光。Penkoottuu成立了第一個屬於零散工的工會--Asamghatitha Mekhala Thozhilali Union (AMTU)。

由於Viji和工會的努力,最終促使喀拉拉邦的商店和展覽廳為當地的女工們提供座椅以及如廁休息時間。然而要令這個改變在當地持續下去,喀拉拉邦需要政府明確立法保障女工權益。為了推動修改當地勞工法例,AMTU和Penkoottu又再花了整整十年的時間向左翼政府施壓,最終逼使政府於2018年時正式修改法例,強制商戶必須向女工提供座椅及洗手間。

「在主流工運中,零散女工一直被忽略,而這些女工們的訴求也因此被擱在一旁。如果我們自己都不明確而強烈地表達自己訴求,女工們就只能日復一日地從工作中帶着工作傷害和其他苦難回家,成為不公體制下的受害人和積勞成疾的病人。」Viji如此解釋零散女工爭取權益的重要性。在爭取女工如廁和坐下休息的權利後,Viji仍在努力為女工面對的其他困境,尋找出路和解決方法– 最明顯的困境莫過於同工不同酬。「零散女工的薪酬通常根據工作表現而定,這令剝削變得非常容易和誇張。相較之下,男性零散工仍被主流視為唯一需要勞工保障的零散工群體–大家都搶着為他們說話。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視這套被男性壟斷話語權的價值觀。」

本文譯自The India Ex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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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媒〈紅色參考〉前編輯被捕 罪名竟是「顛覆政權」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3456/ Wed, 27 Mar 2019 07:08:30 +0000 http://redballoonsolidarity.org/?p=3456 繼續閱讀 網媒〈紅色參考〉前編輯被捕 罪名竟是「顛覆政權」 ]]> 宣揚左翼理念的網站,也是顛覆國家!3月21日,中國網媒〈紅色參考〉的前編輯柴曉明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拘捕,罪名清清楚楚,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紅色參考〉發布消息,指其前編輯連日失聯,及至3月24日左右,南京市國家安全局向柴的親友傳達「指定居所監視通知書」。柴曉明現年47歲,上海人,分別畢業於上海理工大學和英國普利斯大學商務管理學碩士。曾於瑞典非政府組織Solidaritet Underifr?n工作,2014年回國之後,任教北大馬克思主義學院,並兼任〈紅色參考〉網媒之編輯工作。2018年之後,他轉任一家文化訊息公司工作。

〈紅色參考〉是中國一個左翼網絡媒體,辦公室設於北京﹐於2018年8月的大逮捕時,被廣東警方抄家,並拘捕了一名編輯尚愷,遭「指定居所監視居住」至今(編按:尚愷現已取保候審)。據了解,中國政府認為該媒體有份報道佳士事件,和呼籲青年前赴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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